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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

我知道的老兵故事 作者:王外马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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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回村,在路口见到孟大财主正坐在地上等他,手上腿上全是伤。葛二蛋连忙背起老财主,问是怎么回事,老财主说:“他们说我是汉奸。”
  “胡说,你藏粮食和我们一起,钻地道和我们一起,又没出去做过事,怎么能成了汉奸?”
  进到村里,葛二蛋背着老财主往他家里送,一路嚷着:“孟大财主是我老东家,谁再敢欺负他,小心我葛二蛋的厉害。”
  孟大财主老泪纵横,连说:“义士,义士啊……”
  回到家,区长已经在屋里等着了,见面就说:“你葛二蛋真的要当地主的义仆吗?你要当反革命,我们就镇压你。”
  “怎么回事?孟大财主不是汉奸呀。”
  于是区长就给葛二蛋讲形势。
  就在民兵支前的这段时间,解放区为进一步发动群众,调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在“反奸清算”的基础上,深入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这次“减租减息”是按照1945年下半年制定的租息标准实施的,但更关键的是,清算时间并不限于1945年,而是往前倒推八年,从37年抗战开始算起。这么一来,农村地主就基本上破产了。
  贫雇农是最大利益获得者,八年来多交的租、息,外带这笔“欠债”的利息算在一起,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中农也能够得益,因为他们以往也租种地主的土地,所以十分支持这个运动;富农的土地以自耕为主,被清算的量不大,损失也不大;反而是土地越多的“欠账”越多,像孟大财主这样地多人少的地主,算下来就欠了全村的债。
  村里人一开始也不明白人家大财主怎么会欠自己的债,等干部们解释清楚了,才知道八年的租子、利息都是多交了,是受剥削了,当然得要回来!地主没那么多粮食还账怎么办?不许拖欠,用土地偿还。土地的价格是政府定的,平推下来,差不多正好能把地主的土地分光。
  运动一开始,有的地主跑了,有的地主顶不住就把地契交了出来。可孟大财主,这个全村最大的地主却是性格死倔,一个人留在家里硬扛,就是不肯把地契交出来。区里组织了几次控诉大会,把大家的火气引上来了,就把老财主吊起来打,逼他交出财产。
  就在这当口,葛二蛋回来了。村里人听说他买了孟大财主几十亩地,都有些害怕这个厉害角色,于是今天就不敢再吊打老财主了。区长正是闻讯赶来给群众撑腰的。
  “我明天还要组织斗争会,你作为民兵队长,必须在场表明态度。”
  “区长,这太狠了吧。”葛二蛋有些不忍。
  “不放手发动群众,就不能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地主压迫农民几千年,其手段何等毒辣,农民大翻身,出出气还不应该?反奸清算斗争,要转到减租减息斗争上来,斗争的目标就是整个地主阶级——这可是中央指示的。”
  葛二蛋没话说了。区长走了以后,秀松和孟喜子都劝二蛋这回可不能胡来了,全村的大部分人都和几个地主干上了,非分了他们的财产不可。你小子要是帮孟大财主,可就是犯了众怒了。
  “那孟二财主比他哥还有钱,咋就活得那么滋润?”
  孟二财主不同,他是买卖人。起先,政府也是号召雇工找老板算工钱的,可商人们一看生意要亏本,就都关门逃跑了。搞得镇上、县城里的商店、饭馆、作坊、集市全部关张,商业停顿,有钱都没地方用去。政府一看这样不行,就决定保护资本家,不斗争他们了。
  葛二蛋想了一夜,想通了。
  第二天,区长组织开斗争会,又把孟大财主给吊了起来。老财主望着台上的葛二蛋喊:“二蛋!我以往待你不薄……”
  所有人都看着葛二蛋,他必须表态了。
  “我葛二蛋也是穷苦人出身,现在翻身了,更不能忘了本。如今减租减息,穷人要向地主讨还公道。孟大财主,你赶快把地契交出来吧。”
  台上台下的人们都鼓掌,掌声中,只有孟大财主还在嚎叫:“不交!祖宗的产业!就是不交……”
  老财主不交地契,葛二蛋有办法,毕竟他当过他家的二地主,知道他的情况。他让民兵把孟大财主家的厨子和老妈子捆来,吓唬一通,那俩人看葛二蛋不跟老财主站一边了,也就没了主张,带着民兵去把一个大坛子挖了出来。
  地契烧掉了。孟大财主哭喊了一夜“对不起祖宗”,上吊死了。
  1947年,减租减息运动发展成为土地改革,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正在广大农村兴起。这一年初,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葛二蛋依然带领着民兵支前,带领民兵打游击,还组织民兵干农活。
  国民党“复仇团”、“还乡团”,跟随着整编第五军一路烧杀过来,其残忍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日本人。林泉庄有七十五户全家被杀;小朱洞村仅三十户人家,除了三户地主,二十七户被杀绝;滕县一天被活埋三百多人,蒙阴三天被杀一千二百人……秀松他们劝葛二蛋回家干活时小心点,要不然,干脆参军去算了,可葛二蛋舍不得老婆和土地,大大咧咧地还是那句话:“扯!能打死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4 月的一天,民兵队长葛二蛋被黑枪打死在自家麦子地里,发现他的时候,身上的血已经干了。
  解放后证实,葛二蛋是被孟二财主雇佣的枪手偷袭而牺牲的,当时,他正想给自家的麦子地上粪肥。
  葛二蛋死后,孟喜子改嫁给一个商人,离开家乡,以后不知所终。
  讲故事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希望我给二蛋同志一个比较壮烈的牺牲场面,可惜我不能,这个故事最终还是成了一个略带喜剧色彩的悲剧,因为这就是“另类民兵”葛二蛋的结局。他是一个烈士、是民兵,更是一个农民,农民倒在自己心爱的土地上,正如将军死于沙场一样,应该无憾。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西西河的朋友瑞兄写的一段话,他说:“农民不用交地租了,都吃上白面馍馍了,家家都有吃不完的粮食了。作为农民的后代,这就是我心中的太平盛世。”当时有的朋友觉得他的标准太低了,不过马甲我倒挺同意瑞兄的感受。我觉得,在中国,只要能要让所有爱护土地的人; 都得以安详从容地守护土地和家业、并能够从土地中收获应有的幸福和尊严,那就可以算是我们的太平盛世了。
  农民和土地是密不可分的。有朋友说,葛二蛋若生在红军时期的苏区,日后能成为将军;有朋友说,葛二蛋若生在上海滩,能成为黑社会;还有朋友说,葛二蛋若活到解放后能被枪毙了……这些都有可能。但我还想假设,如果葛二蛋能活在今天,或许,他也会高兴的。
               第三十一章
  二十年前,马甲还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愣头青,常年在乡下转悠,没事就和少数民族朋友“拼酒”,总是弄得醉熏熏的。
  有一天,马甲在岑巩(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家路边小店吃狗肉,照例是喝酒划拳。
  这时候,店里来了一位卖野菜的苗族老头,他和店家谈成了交易,一边等着老板付钱、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厮闹,好像很愿意参加的样子。
  老人家身形瘦小、步履蹒跚,黑黑的脸上满是皱褶,看不出有多大年纪——苗族老汉都是这样,从六十岁到一百岁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刚开始,他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可是,当店家介绍说“这位老人家参加过南昌起义”,就不能不叫人惊异万分了。
  马甲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这老头在吹牛,想骗酒喝。”但这牛皮吹得实在够大,所以让他骗一点吃喝似乎也是值得的。于是,大家就抱着随便听听的态度,把这位瘦小的苗族老人请上桌来。
  几块狗肉下肚,苗老汉就开始“编聊斋”了:
  想当年,南昌暴动的时候,我在二十军一师二团当兵,军长是贺龙。我们是1926年跟着欧师长编入贺龙的部队的,当时在二十军里面,我们一师是“票子兵”(金钱招募的士兵),各方面的技术比较好;二师是“绳子兵”(抓壮丁捆来的)、三师是“学生兵”,他们都不行。
  暴动的当天,我们并不知情。团长只是宣布“加强戒备、不许外出”,营房值勤的力量增加了,整个班整个排的上去站岗,其他人睡觉的时候也不脱衣服,把子弹带系在身上,抱着枪打瞌睡。
  战斗是半夜里打起来的。先是二师的部队进攻朱培德(江西省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警卫团,死伤了很多人,打不进去,他们就来请我们一师增援。我们出动了一个营,任务是攻下朱培德指挥部的大门。
  到那里一看,敌人在大门口摆了六挺水机枪,子弹顺着街道猛扫、就像刮风一样,根本冲不过去。
  军长和师长都来了,非要拿下阵地不可。欧师长叫我们五个人六个人一组、抱着枪往前面滚。他说:“水机枪的枪口不灵活,平射还可以、朝地面打就打不准,我们滚着前进,可以避开敌人的火力。”
  我滚的是第几排记不清了,反正两个连的人都在打滚,二百米长的街道滚了快一个钟头。到最后,冲锋号一吹,大家就爬起来往上冲,敌人连机枪都来不及扛,掉头就跑了。
  于是,我们就占领了朱培德的指挥部。
  第二天,开大会,很多人发言讲话,我们都不认识。我当时没觉悟,听不懂那些,只知道是暴动了。上面给每个人发了一根红布条子,挂在脖子上,当作识别标志。我们的步枪也换成了“三八式”,这是新式武器,扛在肩上十分神气。
  开完会,我们被指派去保护长官的家属。当时从外地来了很多共产党领导,有的带着家眷,上级派我们充当临时的马弁。我跟的那位夫人姓赵,她的丈夫是个党代表(马甲我查了查资料,吓了一跳:该“夫人”应该是赵君陶,也就是赵世炎的妹妹、李硕勋的妻子、李鹏总理的亲娘)。
  8 月5 日,我们奉命开拔。
  共产党在南昌城里到处贴布告,宣布“通缉蒋介石”。离开了南昌,我们才发觉城外头到处是蒋介石的布告,写着“通缉贺龙”。于是就有人开始逃跑,当官的带头跑,当兵的也跟着跑,逃走的人越来越多,三天不到就跑了四五千。到后来,二十军的参谋长,还有些师长、团长什么的都跑掉了。
  我也想跑,因为二十军有一年多没有发饷了,当兵的穷得连补衣服的针线都买不起,上面还命令“不许扰民”,拿老百姓的一个鸡蛋都要被枪毙,真是苦得不得了。
  后来,逃跑的人多了,纪律就放松了。当官的允许我们“打土豪”——规定有一百亩以上土地的人家可以抢——实际上差不多五十亩的就抢了,当兵的穷疯了,管不了那么多。
  行军的时候,我们一师二团跟在教导团(属于第三师)的后面。教导团都是学生兵,还有些女的,走不得路,一路走一路哭。我们喊:“大姐,走快些,后面敌人追来了。”她们就说:“没办法呀,老虎追来了也走不动。”
  走不动就丢东西,先是丢书、丢雨伞,后来就丢衣服和被褥,到最后连子弹也丢了。他们在前面丢,我们就在后面拣,也算是发了财。
  离开南昌之后,我们一师在瑞金打了一场硬仗,团长被打死了。后来在会昌又打了一仗,部队就差不多被打散了。当时,上级的命令是向广东走,说是到海边坐船去打广州,还说有外国兵舰配合我们作战,消灭蒋介石。
  我没见过大海,也不知道到海边还有多远,反正就是跟着乱走。
  9 月份,走到福建的长汀。有一天,听见山坳里有人在吹召集号,我就跑过去集合。一个营长问我们还走不走,大家累惨了,都说不愿意走。于是就把脖子上的红布条扯掉,到县政府把枪一缴,自己宣布暴动结束了。
  过了几天,来了个国民党官员,写了张证明,给了点路费,请大家吃了一顿大鱼大肉,就打发我们回家了。
  回到家乡,我找不到饭吃,别人一喊,只好又去当兵,搞来搞去还当上了连长。后来,解放军打进贵州,我们听说共产党来了,把枪一举——老子们又起义了……
  听完苗老汉的故事,大家哈哈直乐。有人打趣说:“老人家,你吃亏了。当年要是再坚持一下,现在恐怕能当上中央领导。”
  老头一边喝着狗肉汤,一边谦虚:“啥子领导,我不识字也没有觉悟。前几年才知道那叫做南昌起义,当时根本就搞不清暴动是为了哪样。”说着,老人又嘿嘿笑了起来:“文化革命的时候,我只交代自己当过国民党兵,后来才知道,老子还当过几天红军呢!”
  众人大乐,纷纷吹捧他说:“不错不错,您老人家也将就可以算得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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