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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我知道的老兵故事 作者:王外马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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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是在开支保甲费用之后多退少补,但其实收上来了就不会退,所以保长能从中占些便宜。除此之外,每当遇到婚丧嫁娶、买卖土地,或者节日庆典、赛会社戏、搭桥补路、办学修庙……保长、甲长们也可以捞到不少好处。
  只是,王三官当选保长的时候正值荒年,大家都在挨饿,连保捐都收不上来,自然也没有什么“油水”可言了。
  不过,还是有人惦记着要捞点实惠。
  王保长上任的当天,“俞二算盘”和“罗小扁担”就找上门来,商量着“收礼钱”的事。
  “俞二算盘”是十六保的文管事,官场上叫簿记,也叫做“地方”。俞家的老大是舞阳县课税局的头号账房,人称“俞大算盘”,他这个当弟弟的本事比哥哥差了一截,所以被称为“二算盘”。
  “罗小扁担”则是“罗大扁担”的儿子、十六保的武管事,官场上叫“丁目”,老百姓喊做“叫花头儿”,手底下有十来个“小叫花子”(每个甲一个保丁),实际上就是保丁的班头。
  文管事和武管事名义上是保长的属下,薪谷也只有保长的一半(每季薪谷六十升),但他们却是“世袭”的职位,权威一点儿也不比保长小——“地方”的手上掌握着历年的田赋记录、契约存根,离开他,谁也弄不清各村的家底;“叫花头儿”和手下的“小叫花”都是师兄师弟的关系,少了他,没人敢替保长征税抓差、跑腿办事——所以,当保长的在别人的面前可以摆摆架子,但在两位管事面前却得客客气气的。
  照常规,遇到保长上任、保长生日、重要的节气……以及其他什么找得出来的理由,文武管事都可以到各村去收“礼钱”。办法是写几张红纸条,摆在盘子里,然后挨家挨户地“送喜”。各家各户见到“喜条”就按人头“随喜”,拿几个钱可以、拿几升粮食也可以,实在不行就拿花生、桐油、棉花、土布之类的东西,反正不能空着手出来。这些“礼物”除了分给保长和甲长,还要分给文管事、武管事、保丁、木匠(维修学校和庙宇的)、石匠(维护水井和碾子磨盘的)……
  王三官知道,“收礼钱”是乡村“公务人员”获取生活补贴的重要途径。可他想了好半天,最后还是说:“这份礼钱……不收了吧。”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俞二算盘皮笑肉不笑的。
  罗小扁担却没那么斯文:“王保长,你当好人没关系,可咱们兄弟却不能跟着你饿死!”
  王三官也觉得有些尴尬:“今年的灾情实在太蝎虎了,再收礼钱恐怕要逼死人的……两位哥哥,大家活着都不易,乡里乡亲的,还是以和为贵吧。”
  文武管事没有再争辩。乡间的情况他俩比谁都清楚,村子里磨面的石磨子好长时间都没有人动过了,各家各户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别说保长不同意,即便是真的答应征收礼钱,恐怕也收不到什么东西。
  不过,罗小扁担还是有些不甘愿:“这次的礼钱先欠着,等年景好一点,咱们再补收!”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王三官赶紧递上一根烟,感觉像是松了口气。
  王保长没有收礼钱,却有人给他送礼物来。
  天擦黑的时候,王三官的姐姐回娘家来了。姐姐比他大着十多岁,早就嫁到了县城里,姐夫也是保和乡人,在县政府做科长。闹饥荒的年月,饿死了百姓也饿不着当官的,乡下人家断了顿,城里的县长、主任和各位局长、科长们却照样有白米有白面,于是,他姐姐就时常带些吃食回来。
  大洼村在县城西北三十里地,王家姐姐上午得到弟弟“当官”的消息,傍晚就赶回了家。
  在舞阳这地方,出门走亲戚都挎着个篮子,里面装着礼品。所谓“亲不亲,篮里分”,对不同分量的亲戚,篮子里的货色不一样,闺女回门看亲娘,篮子里当然装得是又满又实在。那时候,最好的礼物就是大馒头,所以俗话说:“闺女是娘的馒头篮儿。”能干的女子回娘家,一年四季都挎着馒头篮。
  姐姐来到家,就有馒头吃了,可姐姐这次还带了两双洋袜子和一根黑皮带。王三官从小到大穿的都是土布袜子、系的是裤腰带,这回可算是开了洋荤。
  对于王三官当保长的事,当姐姐的比弟弟还开心,娘家有人“出息”了,她在婆家也觉得趾高气扬。整个晚上,姐姐都在说“场面上”的人应该怎么打扮、怎么行事,还把姐夫的那一套做官的理论拿出来开导弟弟。
  王三官笑嘻嘻地听她讲完,最后才说:“大家选我当保长,是因为我待人和气。反正别的我也不会,能客客气气的替大伙求个太平就是了。”
  “阿弥陀佛,但愿如此”,老娘对他的这个观点很是赞同。
  第二天,保和乡第十六保的新任保长王缘道正式上任了。
  村公所的一切都没变,只在大门口贴了副新对联,上联是: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下联是:心田培一点,子种孙收——这就是王保长的“执政方针”。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洼村迎来了一场大雨,这可是十几个月来的头一场透雨。乡亲们欣喜若狂,都说:“托王三官的福,好人当保长,老天爷也开眼了!”
  大雨中,王保长拱手作揖、谦虚地点头微笑着。好像这场大雨真的和他有什么关系似的。
                第十五章
  一场透雨之后,旱灾结束了,但饥荒却并没有过去。
  十六保的夏粮基本绝收了。
  开春时种下的麦子,由于没有雨水,长势本来就不好,谁知四月的时候又遇到了蝗灾。那么多的蝗虫,老辈人都没见过。飞起来遮天蔽日,像是一片黄色的幔帐,黄云掠过的地方,绿色的庄稼全都没了踪影,老百姓连哭都哭不出来。
  蝗虫们扫荡一空之后就飞走了。农民们只好想尽办法、筹措种子再进行补种。过了一个月,新苗长起来了,可蝗虫的卵也长成了幼蝻,比先前的数量更多,爬满了庄稼、爬满了树叶。
  有天早晨,王三官到庙里去,刚走到村口,就看见无数的蝗蝻排着队伍向村里开来。路面上满是翅膀还没长好的蝻虫,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一只挨着一只的虫子,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一眼望不到头,看得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村子里的人发疯似地冲出来,哭呀、骂呀、踩呀、打呀、拍呀、扫呀……可是没有用。
  前面的蝗蝻尸体堆积成山,后面的队伍却依然无穷无尽,一如既往地蹦过来、跳过来……人们的耳朵里满是“沙沙沙、沙沙沙”的响声、眼前全是暗绿色的虫子。
  无奈的人们终于投降了,纷纷跪下来磕头:“虫神爷爷行行好,虫神爷爷,行行好吧,给我们留口吃的。”——那些小小的蝗虫就从人们的身上和脸上跳过去,把村里的树叶一扫而空。
  王三官一直认为蝗虫是神灵派来的兵将。它们来的时候毫无征兆,那么猛烈、那么凶狠,似乎怎么杀也杀不过、怎么拦也拦不住;可走的时候却又是那么突然,才两天的工夫就一只也看不见了,只留下荒芜的田野和破败的村庄。
  王三官认为“大日本皇军”也是和蝗虫一样的动物。1941年的时候,日本人也到舞阳县来过一趟,先是突然地占领了县城,气势汹汹地打枪开炮;可是几天以后,又突然开走了,城乡的一切又重新恢复了老样子。
  所以,王三官觉得对付蝗虫和应付“皇军”的办法是一样的:尽量不要去招惹它们,祈望它们最好不要来;如果来了,也只好先忍着、求神灵佑护,让它们赶快走掉就是。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蝗灾也好、兵灾也罢,都是老百姓摆脱不了的劫难。等熬过了这些灾难,乡下人还得接着种地过日子。
  一场透雨之后,原本光秃秃的地里长出了绿草,饥饿的人们于是纷纷四处采摘野菜。王三官也松了口气:有了这场雨,至少眼下不会饿死人了。
  可就在这时候,有人来报告说,曾老太婆和罗小扁担闹起来了。
  一大早,曾老太婆到地里摘野菜,摘着摘着,发现了一窝田鼠。老太婆的手脚不灵光,忙乎了半天一只也没打着,反倒被路过的罗小扁担拣了个便宜,抓了一只大的和一只小的。
  罗小扁担拎着田鼠回家了,曾老太婆却追上去、吵着闹着要分一半。罗小扁担不答应,老太婆就哭嚎着要在罗家墙上撞死。照规矩,地里的野物,谁拣着了就归谁,曾老太婆这属于无理取闹。可是,灾荒年间的田鼠肉是可以救命的东西,也难怪老太太要以性命相搏。
  王三官说了许多好话,两边的人都不肯让步,他为难了半天,走到罗小扁担面前双膝跪下:“罗大哥,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年头,大家活着都不易,你就让着曾老太一点吧。”说着就磕了一个头。
  当保长的,为了田鼠给人家磕头!围观的人全都愣住了。
  罗家老爷子从屋里跑出来,顺手揍了自家儿子一扁担,赶忙扶起王保长。
  “罗大扁担”是十六保的前任武管事,虽然上了年纪,精神还不错:“让保长见笑,我这孩子不晓事,让保长多费心了。一点儿耗子肉,放在往年谁能瞧得上眼?都是被这倒霉的年景给害的,害得人都不知仁义礼仪了……”
  罗老爷子一边念叨着,一边命令罗小扁担把两只田鼠都送到曾家去。
  王三官回到家里,他老娘正在屋里抹眼泪:“苦命的孩子,不当官还好,当了这破保长,却要当众给别人磕头……”
  保长笑了笑:“磕头算个啥,只要能保得村子里太平,叫我天天磕响头都行!”
  只是,有些事磕头可以办成,有些事,再磕头也没有用。
  八月底的时候,舞阳县的“由单”(征收田赋的通知单)派下来了,送到十六保的单子上写明了田赋数目、本期应交粮款数、缴纳期限等等。
  “田赋数目”没啥好研究的。每个村、每个保的田赋数目都是沿袭雍正年间“摊丁入亩”的基数,派粮摊捐的基本单位也仍然是银两的“两”,各县、乡、保规定缴纳的“两”数是固定的。
  只是,每“两”应该合多少正税、多少附加税,每年都有变化。1943年以后,通货膨胀,民国政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发行的钞票了,省政府就规定“正税”中的棉花和麦子必须征收实物。
  参照今年的“应交粮款数”。王三官核算了一下,仅“军麦”一项,保和乡第十六保的每亩土地需要上交麦子三十二斤——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河南俗话说:“夏望五,秋望七,好地不过一百一。”在好年景,麦收亩产能达到五十斤(那时候是每斤十六两的“老秤”)都是不容易的事,何况现在是大灾之年。并且,今年的田赋比去年还多了七斤。
  “这是怎么回事?”王三官觉得纳闷,“上面不是有话说要减免田赋的吗,怎么反而倒增加了?”
  “别提了”,俞二算盘的消息比较灵通,“本来是准备减免的,可一战区和省政府闹起了矛盾,结果是军粮一点也不能少,有谁胆敢拖欠,军法从事!”
  “和为贵,和为贵呀。为什么就不能和为贵呢……”王保长恨不得到洛阳去给那些大官们讲一讲“海阔天空”的道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4 月份的时候,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鉴于河南的蝗灾严重,发了个电报给中央政府,提出“减免河南省赋税和军麦”的请求。结果,电报被驳了回来,说是“减免赋税及赈灾事宜是政府的事情,与军队无关”,蒋鼎文碰了个钉子,憋了一肚子气。
  到了1943年8 月13日,国民政府终于下令减免河南省的部分田赋。《河南民国日报》立刻刊登了这个消息。可是,在报纸上却没有说明这个“善举”是由蒋鼎文长官率先提出的。蒋司令顿时火大,觉得没有面子。他连夜叫来河南省省长李培基,声明“赋税和赈灾是政府的事,与我无关。限期四十天结清一战区的军麦,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还当场扣押了河南省粮管局的局长,下令“逾期不能完成任务,军法从事”。
  催缴军麦的命令下达之后,上行下效,各地的田管处长和粮站站长都被国军看管起来,正规军、警备区、游击司令部、保安团纷纷直接插手征粮事务。一时间,各乡各村都来了许多扛枪的人,拍桌子摔椅子地嚷嚷:“快把麦子交出来!”
  王三官当然不晓得这其中的内情,他只知道各级官员都像是发了疯,专员催县长、县长逼区长,区长乡长就带着保长们到处乱窜、挨家挨户地搜查粮食。
  粮食、粮食。河南刚刚经历两年的大灾荒,舞阳又是重灾县(全省一百一十一个县,除十五个县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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