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投机者 作者:有时糊涂(起点vip2012-8-23完结)-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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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底，武汉会战的结果，仍然是毫无悬念，日军达成了其全部的军事政治企图：肢解中国，把国民政府降格为地方政权，扶植汪伪政权，建立亲日的中国傀儡政府。
其后的几年内，日军基本上没有发动10万人规模以上的战役，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的战略重点根本就不在中国战场上了。
1941年，老蒋得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第一反应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中国得救了。心思马上就转移到战后中国的局势上面去了，那自然就是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的局面了。于是，保存实力就是首要的任务了。这一点上，老毛比老蒋聪明多了，早在37年底中日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当然，老蒋也是没有办法，谁让他是中央政府呢，肩上背负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重任，他不得不抗。
因此，二次大战开始后，已经进行四年中日战争的中国大地上，反而平静下来，基本上是，日军不进攻，国军也不进攻，双方各据其土，相安无事。后来时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老兵史迪威之所以与总司令蒋介石闹到不可开交的程度，就是因为他气愤老蒋只管伸手向美国要装备，却缺乏打击日军的主动精神。
日军在随后发动了几场规模和目的都十分有限的战役，如长沙、常德、枣阳宜昌等战役，基本上是军一级数万人的规模。
国军在三次长沙战役中再次绽放了一个亮点，挫败了日军寻歼国军主力的战役企图，最后使得日军无功而返，双方回复战役前的姿态。这几次战役的总指挥薛岳后来也忍不住吹了一个大海螺，称之为“天炉战法”，嘿嘿，用军事术语说就是保持两翼战线的完整，正面做机动防御，逐步消耗日军的进攻动能，最后的战场态势就是日军被国军三面包围。
日军在三次长沙战役没有占到便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日军战役目的不明确，数万人攻城略地还要寻歼国军主力，胃口太大了；二是国军的战术对头，机动防御，不做正面战场的硬顶，使得日军的火力优势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但是，一旦日军下定决心，国军依然不能正面抵抗。44年日军为了打通东北至南洋的大陆交通线，轻松击溃中原的汤恩伯部，一鼓作气，很快轻取长沙，直下衡阳。当然，坚城之下，在方先觉的第十军面前栽了一个大跟头：衡阳血战四十八个昼夜方才破城。此前，余万程57师的死守常德16天，也让日军大栽其面。
尽管抗战中后期，国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与日军的差距仍然相当地巨大。日军发动的以围歼第5战区主力的枣阳宜昌战役中，数万日军打得数十万国军团团转，最后急了眼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亲上火线，指挥手下不多的亲卫部队，以攻对攻，和日军打运动战，为了协调调动周边的国军，拼命地四下电讯联络，最后被日军侦知其下落，合力围攻之下，张将军英勇殉国。老蒋得讯，痛哭流涕，后来还亲自去为张将军抬棺。当年中日在华北的过渡时期，张自忠因为做过一段时间的北平市长，被国人痛骂为卖国贼，皆曰彼可杀之的时候，是老蒋一力保护，后来又命其带兵打仗，谁说老蒋不识人？！
另外，国军的精锐师团曾经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在昆仑关与日军血战一场，歼敌一个旅团，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除了后期的湎北反击战之外，这大概是国军在抗战期间唯一一次的攻坚战。虽说最后的结果是国军攻克了昆仑关，达到其战役企图，但是以优势的兵力，良好的战场态势，不亚于日军的装备（国军于此战首次出动了战车），敌我双方的损失实在是不成比例。
国军对日军作战完完全全地占上风的，大概只有44年在缅甸北部对日军的反击战。此时参战的国军远征军，基本上是按照美军轻装师团编组训练的，其武器装备水平远在日军之上，攻坚和机动能力很强，再加上盟军掌握了完全的制空权，因此，国军第一次以很小的伤亡，打得日军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即使在天时地利人和占尽优势的湎北之战中，仍然出现了为攻克日军千余人据守的松山堡垒，数万国军围攻月余，伤亡近万，方才得手的意外情况。
无论国军还是共军，在对日作战中表现不佳，原因虽然很多，不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日军的顽强。如果说，没有盟军的帮助，中国早就亡于日人之手了，大概没有人会反驳这一点吧。如果说，日军是二战期间，亚洲战场上最强悍的军队，大概也没有人反对吧。
自明治维新起，至太平洋中途岛海战止，日军鲜有败战记录，其英勇顽强的斗志，视死如归的精神，丰富的作战经验，普遍的嗜血性，冷酷的纪律性，都是二战中绝大部分国家的军队所不具备的，不夸张的讲，当时世界上具备与日本一决高下能力的国家只有三个：德国、苏联和美国。就连老牌帝国英国，十几万人在马来半岛，也被骑着自行车的几万日军轻轻松松打得缴械投降了。
即使在战争后期，美军占尽了全部的优势，为了对付在几个海岛上困兽犹斗的日军，伤亡也达到了十数万人之多。要知道，那可是把日军按在地洞里面，用飞机、舰炮、地面炮火、火焰喷射器，坦克、推土机不分昼夜地猛烈捶打的结果啊。
所以说，抗战前期国军打不过日军很正常，抗战中后期装备与日军相当，还是打不过日军也很正常，在装备强于日军的抗战最后几仗中，伤亡大于日军还是很正常，因为还有一个士气和训练的问题。用一个现代词汇说是，觉悟不够，不知道为谁而战。四十年代的中国，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在普通中国人心中淡漠得很。常德会战期间，时年弱冠的阿唐老爸曾经给火线上的国军送过饭，后来对阿唐说，一个团的国军几天打下来，就剩下一个连了。问他是否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他只知道日本人来打中国，所以要打他们，其它的一概不知。
为什么日军的回忆录中总是对冲锋在前的国军中下级军官充满敬意，因为印象太深刻了，比比皆是。为什么军官要冲锋在前，难道他们不明白这是违反作战原则的：军官如果首先战死，进攻就失去了组织者？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不如此，士兵是不会自觉冲锋在前的。因此，任何对于国军在抗战中表现拙劣的谩骂都是对于为国死难者的极大不恭。
回首往事，国军以其极大的牺牲和勇气，无疑应该荣登抗战胜利荣誉之席的首座，共军以其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无疑应该得到最大一枚的抗战胜利奖章。
今天，说句公道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作为，可圈可点，负起了他们肩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不是蒋公，中国大概在38年就投降了日本，战后铁定是战败国中的一员，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是想都不用想的了。但是同时，老蒋也为其抗战后期的短视付出了代价：为了保存实力而出工不出力的做法，使得他的军队缺乏在火线上与手中刚刚装备的美式军械磨合的机会，使得后起的军事将领缺乏进行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如孙立人和廖耀湘等，并且，大部分精锐部队龟缩在西南边陲，在抗战结束之后的与中共的对峙之中，处于非常不利的战略姿态。因此，如果说老蒋最后丢失了大陆，除了有其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之外，军队在抗战后期的不思进取和萎靡不振，大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以成败论英雄，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是抗日战争的最大赢家，本来是被人满世界追打的穷叫花子，突然之间与庄家平起平坐，有资格议论“今天下英雄，惟老蒋与老毛耳”了！即使时光倒转，中共也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后悔，大概还是会按原来走过的路子再来一遍。但是，从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角度看回去，中共确实是自私了一些。甭管日军打的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他们可都是中国人民，你多藏一些私，百姓就要多遭一分的罪。
呵呵，有时候看国共两党的征战史，很像当年的刘邦与项羽，刘邦胜在不以一时长短为计较，宁可背负小人的名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借形势而得天下；项羽败在拘泥于眼前的定势，讲究贵族的诚信原则，四平八稳，堂堂正正，最后亥下一战而倾覆。
老蒋，孔孟的书读得稍微多了些，对上帝的礼拜做的稍微勤了些，还是不够坏啊。
作品相关 关于西安事变的一份电报
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1＇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2＇，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3＇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4＇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5＇，取青济＇6＇，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
林祖涵徐特立王稼穑＇7＇彭德怀
贺龙叶剑英任弼时*
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
注释：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1＇张杨，指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见本卷第371页注＇10＇、注＇13＇。
＇2＇指张学良、杨虎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通电全国宣布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3＇福建事变，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发动的事变。事变后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和分化下失败。两广事变，见本卷第437页注＇2＇。
＇4＇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5＇沪宁，指上海、南京。
＇6＇青济，指青岛、济南。
＇7＇王稼穑，即王稼祥。
作品相关 国民革命军二十二集团军作战序列
国民革命军二十二集团军作战序列
集团军司令：唐式遵
副司令：潘文华
参谋长：王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