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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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也坚持，今年华盛顿的刺激方案与以往不同，是必不可少的。
政府在没有钱但还需要花钱的时候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借钱。哪种方法比较好呢？在“全就业”的前提下，第一种方法比第二种更好，但不适用于目前失业率上升经济退缩的情况。哈佛另外一位经济学家Robert Barrow主张，在政府需要增加一次性固定花销时（例如战争），借贷比增税更好，因为增加税收会扭曲市场本身的激励机制，导致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而福利损失与税率的平方呈正比，增长太快。但费尔德斯坦仍然强调政府借贷会挤占私有投资，而私有投资更有价值。
当国家债务成山，政府有很大动力通过提高通胀率使债务贬值。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发放的是长期债务还是短期债务。如果是30年的长期债券，那么购买者承担利率风险，例如通胀带来的利率变化。如果是短期债券，每次政府借钱的利率都已经包含了目前通胀率和对近期的通胀预期，政府基本占不到通胀的便宜。■
四十八 凯恩斯理论的利与弊
费尔德斯坦认可凯恩斯的总体思路，但认为，财政政策只有在货币政策没有转圜余地（例如零利率），经济前景非常黯淡的情况下，才应该使用
任何人讲财政政策，都绕不开凯恩斯1936年写的《就业、利率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的最根本解释就是总需求不足。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首当其冲，通过赤字加大支出，带动私人领域的投资和消费，使总体经济走出萧条困境，进入良性循环。政府的支出在经济循环中有放大效应，即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
费尔德斯坦教授并不反对这种总体思路，但对于继承凯恩斯思想的宏观经济学家们，他并不是那么认同。
在凯恩斯的基础上，他的门徒们研究出了一整套缓解经济周期（反经济周期）的技术性很强的模型。他们希望通过度量各种指标，掌握经济的“健康程度”，预测未来走势，调整政府支出的数量，在经济即将过热时降温，在即将过冷时升温（萨默斯常说的“getahead of the curve”，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在研究数据和构建模型方面精益求精，像医生治病人那样，力求在最合适时间给病人最适量的药剂，而且他们为此引以为荣。
费尔德斯坦则认为，这些人走了极端，过高的估计了财政政策的使用范围和实施效果。首先，政府支出的扩大效应在经过多次数据检验以后证明在1。5左右，远远小于以前想象的4到5；政府减税的扩大效应就更小了，在0。8左右，因为省下来的税收，人们并不是全都花了，而是会储蓄一部分，或用一部分偿还以前的债务。
其次，增加赤字对债券市场会有负面影响。如果人们预计国家的总债务从长期来看堆积如山，长期的债券利率要提高，这将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和其他长期投资，同时也会提高近期的短期利率，降低短期投资。这就是国家赤字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其三，在民主国家，运用财政政策的程序复杂，时间消耗太大。认识到使用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就需要时间，政府还需要时间制定财政政策，国会更需要时间审议、修改、通过，执行起来更是缓慢。
“等到真正大规模执行起来，经济本身早就复苏了，财政政策只会加速通胀，制造下一个泡沫。”这是保守派经济学家对财政政策的典型指控。美国目前的形势正是这样：各级政府都在寻找现成的项目（shovel…ready projects），想快速把钱花出去，但花钱速度和项目质量又是矛盾的。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在经济衰退中为平衡各种矛盾忙得不亦乐乎。
其四，即使那些在凯恩斯思想的影响下以建立模型，解释数据为荣耀的经济学家也必须承认，任何数据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形势及其对策的判断更是如此。
所以，费尔德斯坦总结说，财政政策只有在货币政策没有转圜余地（例如零利率），经济前景非常黯淡的情况下，才应该使用。
凯恩斯理论及其门徒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经济学主流。费尔德斯坦说，他们过于关注失业率，导致了需求过剩、通胀盛行；他们过于强调短期效应，即走出经济衰退，而忽略长远利益，即资本的积累；他们忽略了人们生产的动机和动力；他们一直担心储蓄过多，鼓励消费，所以他们主张对储蓄的利息和投资的利润征税，而不是对消费征税；他们过于相信政府正面的作用，主张积极地利用政府的权力为社会做好事（government activism），而忽略了政府一般来说效率低下，很容易造成资源浪费，抢占私有空间。
鼓励储蓄对GDP有双重作用：储蓄多了，消费就小了，GDP就减少；但与此同时，储蓄多了，投资就有增加的可能，而投资增加，GDP就会随之增加。那么储蓄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取决于这两个相互抵消的作用谁大谁小；而且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这两个作用不是同时发生，而是有一个时间差。储蓄增加的同时消费就减少，与此同时，GDP就减少。但储蓄转化成有效的投资还需要时间，投资变成资本的积累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就更需要时间。
在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是经济学家之间又一个分歧。费尔德斯坦更倾向于强调储蓄的重要性。他说，为了缩短储蓄变成有效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时间，一系列的税收政策，社会公共政策（例如退休金、失业保险和各种社会保障政策）都要与之相适应。他的另一门课“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or“Public Sector Economics”）正是从这一个视角出发检验各种公共政策的效果。
凯恩斯强调总需求的思路（demand management）和保守经济学家截然相反。保守经济学家的着眼点一般是总供给；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生产总量。这种思维的一个版本就是里根时代的“供给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
供给派经济学把总供给（或总生产，GDP）看作是资本、人工和技术的函数。这些经济学家主导的经济政策立足于如何鼓励投资（进而储蓄），增加资本积累，鼓励参加工作和各种技术创新以提高劳动效率。他们一般主张“小政府”，相信个人、企业家才是如何利用资源的最好的、最明智的决策个体。政府只需要提供一个和平的环境，严格和公正的法律评判体系和程序，轻赋税（仅仅够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就可以了，其他的靠市场本身——人们的“动物本能”－都可以解决。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原文就有这个意思，“除了和平的环境，严格和公正的法律评判体系和程序，轻赋税，几乎不需要其他什么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富裕祥和的国家。”“轻赋税”在供给派经济学家看来就是鼓励储蓄，投资，和创新的税收政策，几乎没有杀富济贫的思想。这些经济学家为了长期的低通胀效果，宁愿愿意承担短期的成本——相对来说，较高的失业率。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方案呢？费尔德斯坦解释说，这是因为现在货币政策几乎不起作用，基础利率已经接近零，信贷市场几乎冻结，流动性仍然很小，而且总需求由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暴跌（股市损失8万亿美元，房市损失4万亿美元）急剧缩小。费尔德斯坦估计总需求减少的程度大约是7500亿美元。
他认为奥巴马2月17日签署的7870亿美元的方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还远远不够填补总需求的减少，而且因为这套法律的一些特征，使财政刺激的扩大效应非常小，甚至小于1。但是他说，目前长期真实国债利率仍然很低，这说明美国国债仍然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仍然有人在大量买进。虽然7870亿美元中的一部分不能很快花出去，要等到2010年甚至2011年才花出去，但对经济复苏仍然有帮助。■
四十九 中美如何合作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
密歇根大学教授李侃如提出，中美合作有必要提到两国最高层领导人工作日程的最前列，他还提出了九点建议
全球气候变化是个大课题，中美两国是最大的排放国，如何以两国最高层领导人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合作应对气候挑战？
2月3日，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就这个话题做了一个讲座，题目为“加强中美合作以缓解气候变暖”。李侃如同时也担任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外交政策访问学者。
李侃如曾在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1998年－2000年），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非常熟悉。
这次讲座的内容来源于他的新书《克服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中的困难》，书是与布鲁金斯学会的DavidSandalow合写的。他说，他的书以中英文同时出版，希望影响高层决策者。
全球难题
李侃如首先说明，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非常紧迫但又非常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三四年前被科学家认为均值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为最保守的估计，以前被认为是最悲观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为广泛接受的均值。现在不努力解决的后果就是恶性循环，环境破坏会愈演愈烈。
但是解决气候问题非常困难。问题是全球性的，但决策个体是国家政府；成本是现在支出的（先任政府），但好处是很多年以后的（后人的政绩）；努力是区域性的，但好处很有可能是另一个区域的（由于风、空气的流动性）。所以，我们现在的体制不适合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像美国的医疗体制，每个人都承认现在的体制失灵了，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谁也改变不了现在的体制，解决这类棘手的问题。
中国和美国是排碳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各占世界的20％以上。从20世纪初算起，美国的排放总量是最大的，但现在每年的排放量已经基本停止增长了。中国历史上的排量很小，但每年的增长速度非常可观。
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减排工作，例如每升汽油的里程数要求很高，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力度不够，动力不强。美国的情况正相反，联邦政府的动力不足，布什政府尤其如此，但地方政府在减排方面做了很多努力；30多个州都在各自执行《京都条约》（Kyoto Protocal），但由于没有州与州之间的协调，标准不一。
由于缺少最高层的合作和协调，两国对对方国家的努力知之甚少。所以美国国会的声音经常是，“如果中国不减排，我们不能单方减排。如果我们单方减排就意味着我们的生产成本上升和产品价格上升；我们的产品价格上升就意味着失去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惯性思维则是，美国从长远来说不希望看到一个富强的中国，所以想方设法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减排就是其中一个理由。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直崇尚美国的生活方式，认为那才是“现代化”，美国不能阻止他们追求现代化。（在这种思维框架下，中国还指出，美国1985年制造“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让日元大幅升值，就是要阻止日本经济赶超美国。）
于是，每个国家都用对方国家努力的不足来证明自己不努力或少努力是无可厚非的。
九点建议
那么，在后京都条约（postKyoto Protocal）的环境里，中美两国高层合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能够通过合作达成一些框架性协议，这对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会有很大帮助。奥巴马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与小布什截然不同，他会把碳交易的法案交国会批准，碳的价格从交易中产生。中国在美国国会政治交涉中的位置日益重要。如果中国仍然不能在减排问题上和美国做类似的贡献，那么美国国会就有可能给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加税。
所以，在李侃如看来，减排方面的合作是最认真严肃的合作，而且有必要提到两国最高层领导人工作日程的最前列，而这需要两国有意识地减少长期潜在的不信任和紧张关系。
他回忆说，在白宫工作期间，克林顿总统让他学到的第一个经验是：对任何国家领导人来说，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