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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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配额的最初分配办法还是有故事可讲。1989年美国参议院商讨是否要通过清洁空气法，其中用到这种配额交换制度。俄亥俄州（Ohio）的议员极力反对，因为俄亥俄州有很多煤电厂，如果法案通过，他们必须花重金从其他州的厂家购买配额。为了得到俄亥俄州议员的选票，政府不得不修改议案，增加俄亥俄州开始的配额。议案中虽然没有点名俄亥俄州，但描述的增加配额的条件就是给俄亥俄州量身定做的。
这是“爱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一个典型例子，但这种做法不能推广。如果人人都知道，只要闹就有好处，那么每个州的议员都会不见好处不签字。结果是任何对整体有利的议案都会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不能变成法律。
避免人为分配配额的办法是公开拍卖，公平透明，政府控制减排数量，让价格自由浮动。问题是这种办法和征收污染税的经济效果是一样的：拍卖的钱进入国库。那些反对“大政府”的人会说这是变相地征税。
威茨曼的理论
征收污染税和配额交换制度在不同情况下的利弊比较，这一方面还有大量的文章。没有一个办法是完美无缺的，更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真理”的真理。政府的经济智囊就是在一大堆的可能性中，比较得失，权衡利弊，拿出框架性的思路，然后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为了节省时间，斯达温斯把好几页PPT都跳过去了，仅仅讲解了在不确定情况下（uncertainty），如何运用这两种手段。在实际生活中，政府几乎没有各个厂家减排的边际成本的微观信息，只能对一个行业的整体治理成本有个粗略的估计。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哪种方法更高效（efficient）呢？
斯达温斯引用威茨曼（Martin Weitzman）1974年发表的论文回答这个问题。威茨曼当时写这篇论文主要是针对苏联计划经济的。他想设计一套方法帮助计划经济领导人决定什么时候控制价格，什么时候控制数量。在市场经济席卷全球的今天，这个研究领域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但Weitzman的理论却奇迹般地复活了，在讨论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时得到广泛应用。
威茨曼理论的数学表达及证明比较复杂，学生需要概率理论，线形代数等数学知识才能明白。但这一理论通过直觉也能理解。当代表减排边际成本的直线比代表减排边际好处的直线陡，也就是，粗略地说，减排的边际成本随减排的数量增长的很快，而减排的边际好处随减排的数量下降的很慢，那么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控制价格，所以应该征收污染税，让企业酌情决定减排的数量。反之，政府就应该控制减排配额，让企业之间通过交换决定配额的价值。
当减排的好处和成本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就要看他们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如果互相独立，那么以上结论仍然成立。如果呈现正相关，政府应该用控制配额的手段。如果呈现反相关，政府应该用征收污染税的办法。
斯达温斯说，他敢肯定威茨曼的理论，即使不提他的名字，已经在奥巴马上任的前40天中的白宫内部会议中被讨论过了。他没有时间举例说明这一理论在环境治理中的具体应用，只是说感兴趣的学生应阅读他在这方面的论文。
威茨曼用二分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政府是应该控制价格还是应该控制数量。前哈佛文理学院院长（1984－1990）、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教授（Michael Spencee）证明，政府的最优选择应该是这两者之间的：首先限制可交换配额，然后许诺如果配额不够，政府会在某一价格拍卖更多的配额；这一价格就限定了厂家自己减排，或自己处理污染成本的上限。如果这个成本高于政府的价格，那么厂家就会向政府购买排放配额，即污染环境的权利。这种办法就是所谓的安全阀措施（safety…valve approach）。现在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主任Peter Orszag都比较倾向这种办法，但提倡环保的非政府组织和欧盟都反对。
气候问题
斯达温斯用最后的时间讲解全球气候变化。1997年由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签署的《京都条约》（Kyoto Protocal）在2005年2月开始生效。这些签署国承诺，在2008年到2012年按比例减排，即减少1990年排放量的5％。这个条约允许碳交易，是市场手段。签署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如何执行减排目标，所以执行渠道手段灵活。但斯达温斯认为，由于条约中的内在缺欠，即使当时美国签字，这个条约对改变气候变暖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
这个条约不包括发展中国家。这是1997年美国参议院以95比0的投票彻底否决Byrd…Hagel Resolution的主要原因。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并没有向参议院提交这个议案。
斯达温斯认为即使戈尔当总统，他也不会提交；即使John Kerry当总统，他也不会提交；因为人尽皆知，没有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环境条约是不可能奏效的。
其次，因为各个国家监管的环境和程度不一样，发达国家排放量大的公司，为了逃避管制和控制成本，可以选择到条约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建厂，可以污染更多，生产成本更低；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的破坏。
第三，这个条约仅仅设置减排目标，但没有明确执监督办法，也没有对碳吸收（carbon sink或carbon sequestration）与排放总量的关系有明确规定。
第四，这个条约允许签署国把这一年用不完的指标留到下一年用，但对以后的指标上限没有任何说法。斯达温斯认为这个条约是对这个全球性的长期问题的一个短期的、局部的缓解办法，还远远不够。
那么如何为2012年以后设计一套高效的、合理的、能通过国会的减排机制呢？斯达温斯似乎倾向于限制配额这条思路，因为“税收”这个词太敏感，“污染税”这个词根本不可能通过国会。
但也有经济学家倾向“污染税”这条思路，其主要理由是：限制配额这条思路虽然可以在美国国内使用，但是完全不可能引导出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全球性环境条约，因为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愿意接受污染上限。越是急于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就越不愿意接受配额限制－而正是这些国家必须要囊括在全球性环境条约之中的。他们认为，既然限制配额，并允许配额自由交易，其实质就是征税，那么就应该对全民进行教育，说服他们，进而他们选出来的政治代表，要治理环境，就要付出代价，其中之一就是“污染税”。
美国没有签署《京都条约》，但很多州都自发的通过各种手段执行减排计划。有的比联邦政府要求的水准高，有的比联邦政府要求的水准低；有的包括的范围比联邦政府要求的广，有的比联邦政府要求的窄。如果国家要制定一套机制，与地方不同，两者应该如何衔接呢？这套机制可以扩展到国际范围吗？如何使国家内部的减排机制与国际机制接轨呢？斯达温斯提出一系列复杂的机制设计问题，但没有时间展开，只能匆匆收尾。他鼓励感兴趣的学生选学他在肯尼迪政府学院长达一学期的环境经济学课程。■
五十二 经济危机中的哈佛大学
2008…2009学年，哈佛大学捐款基金大约损失30％，即120亿美元，令学校经费格外紧张。不过，学生助学金依然增长
2月19日的哈佛校报（Gazette）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哈佛校长福斯特至全体哈佛社区的公开信。
信中坦言，由于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下一学年的预算，校方决定减缓在奥斯顿（Allston，与剑桥区隔河相望的小区）的扩建计划；各个学院和部门要在保证研究和教学质量，保证学生助学金数量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校方预计，2008…2009学年，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pany，HMC）主管的哈佛大学捐款（endowment）会损失大约30％，即120亿美元。
哈佛大学每年运作经费的三分之一来自捐款投资的利润。各个学院依赖捐款投资利润的程度不同。文理学院经费的一半都靠投资利润，现在投资缩水严重，明年的经费自然紧张。
校长感谢各个部门去年12月以来为减少开支所做努力，并解释说，虽然哈佛大学以决策分散（decentralized）著名，我们也尽量避免“一刀切”的政策，但当我们把减少开支从计划落实到实际中时，不会所有的人对每个政策都满意。
哈佛大学运作经费的一半都用于支付教职员工的工资，为了减少工资支出，学校领导层已经达成共识，所有教授和较高级别的行政人员都不会有每年随通胀而增长的加薪，这会节省两千多万美元的开支；并且创建“提前退休计划”（early retirement plan），鼓励55岁以上的行政人员提前退休。
如果他们选择这一计划，校方会弥补他们由于提前退休而带来的退休金（Social Security）损失，并提供七年的健康保险，直到他们62岁以后可以享有社会健康保险（Medicare）。据估计，大约有1600名行政人员符合提前退休标准，但多少人会选择参加这项计划还不得而知。与此同时，教师的聘用不受影响，目前有50多个教师空位仍然在招人。
助学金依然增长
福斯特坚持前校长萨默斯制定的助学金政策，确保优秀的学生无论家庭经济条件如何都可以上哈佛大学。她说，2004年以来，哈佛本科生助学金的总量已经增长了1倍。今年本科生招生办公室收到2。9万多封申请信，是申请人数最多的一年，要从中挑选1650人非常不易（比例接近18：1）。
最后，福斯特回到学校的宗旨：在危机中做艰难取舍选择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自己对社会更大的责任，我们要通过教育和辩论让每个人都做出明智的选择。她还引用公共卫生学院新院长Julio Frenk的话说，我们要尽量使思想的力量（power of ideas）在领导的思想（ideas of power）面前发挥最大的作用。
同一期校报的另一则消息说，大学本科学费明年增长3。5％；到33696美元。一个本科生一年的学费、食宿加杂费，总共是48868美元。与此同时，助学金总量增长18％到1。47亿美元。文理学院院长史密斯（Michael D。 Smith）重申，哈佛大学对各种经济背景的学生都是敞开的。实际上，这策略是一种在价格方面的区别对待（price discrimination）：费用涨，助学金涨意味着那些有能力的家庭必须交纳更高昂的学杂费。
让人人都有平等地接受受良好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一思想并非始于萨默斯。1933年成为哈佛校长的James Conant也憧憬没有特权阶层的、完全民主的社会；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和才干改变命运，从社会下层到上层；也可以因为懒惰和挥霍从社会上层到下层。他在上任后的第一份年报中说，任何人，无论他腰缠万贯，还是一贫如洗，无论他是波士顿人，还是旧金山人，只要他有才华，就应该能够到哈佛受教育。
经济系难题
哈佛大学的确有它优秀的一面，但每年将近5万美元的学杂费，18：1的录取比例下，教学质量又如何呢？2月17日，学生主办的报纸The Crimson发表评论员文章，指责经济系在经费紧缩的情况下，取消大三年级的小型研讨班（junior seminars），进一步减少学生和教授在小范围内接触的机会。
经济学多年来一直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主修领域，但同时也是学生抱怨最大的领域。几乎每次学生调查都显示，经济系是学生满意率最低的系，其主要原因是师生比例太小。本科生中有700多名主修经济（主要是大三、大四学生）。经济系研究生部每年招生30到35名博士生，他们五到六年以后才能毕业，所以有将近200名博士生。经济系大约有50多名教授、副教授、讲师，是文理学院最大的系。粗略地算，师生比例大约是1：20，但这仍然不能满足学生需求。
曼昆主讲的经济学原理，即经济学入门，面对所有大一年级学生，每年有将近1000名注册学生，助教就有大约30位。曼昆每学期在最大的教室Sanders Theatre上五或六堂大课。具体学习任务都是由助教分小组展开的。助教主要由经济系的研究生组成。有时经济系研究生也满足不了这么大的助教需求，他们就去哈佛法学院招经济学背景较强的学生当助教。
费尔德斯坦的课“美国经济政策”也是座无虚席，有200多名注册学生，三名研究生助教，每名助教负责两个小班的教学。多数教授每周给学生的固定办公时间只有一到两个小时。当然学生也可以另外和教授预约见面时间，但是每个人都明白作业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