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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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高级宏观经济学”（advanced　macroeconomics　for　the　open　economy）也不例外。弗兰克尔简短介绍课程的目的和设置之后，进入正题。
　　第一堂课是关于汇率的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elasticity　approach　to　trade　balance）。弗兰克尔花了不少时间推导货币贬值可以减少贸易逆差的条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这之后的两周时间全部用来推导蒙代尔…佛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让学生理解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在固定汇率机制下和浮动汇率机制下对经济的影响。接下来的四周时间用来讲解货币与通胀的关系（money　and　inflation），小的开放经济体（small　open　economies）和汇率机制（exchange　rate　regimes）。
　　有了这些知识背景，学生可以理解弗兰克尔今年9月在《金融与发展》杂志（Finance　and　Development）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国际货币中的旧去新来》（What’s　“in”　and　what’s　“out”　in　global　money？）。在这篇文章里，弗兰克尔总结了五个“过时的”东西，指出了五个取而代之的“新时尚”。
　　第一个时尚很好理解：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要，而G7不包括发展中国家，所以其重要性会被包括发展中国家的G20取代。
　　第二个时尚与国际经济学中的“不可能三角形”（impossible　trinity）有关。任何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三者不可兼得。一个国家可以任意选择其中二者，完全放弃第三者，这种情况叫corner　solutions。一个国家也可以在三者中有不同程度的取舍，例如，资本市场既不完全开放，也不完全对外关闭；汇率既不完全固定，也不完全浮动，而是在两者之间（intermediate　exchange　rate　regimes，包括有管理的浮动汇率，managed　float），同时有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
　　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学界普遍主张，完全浮动汇率或完全固定汇率（corner　solutions）总的来说比在三者中模棱两可要好。自从2001年以后，“反潮流”逐渐成为主流，越来越少的经济学家倾向corner　solutions，而是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的汇率政策一直就是在两者之间摇摆，既不完全固定，也不完全浮动。
　　第三个时尚是“操纵汇率”（unfair　currency　manipulation）的指控被逐渐淘汰。　“操纵汇率”自1988年以来成为美国法律中的一个说法，从更早的时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章程中的一条。　在2004年到2008年间，中国成为第一个主要经济大国面对这种指控。那些主张中国放弃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的美国国会议员现在应该对自己当年的指控后悔了。如果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停止购买美国国债，美国的日子就没有现在好过。美国人要逐渐认识到，中国既然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就会对美国的行为有所限制。
　　取代“操纵汇率”，同时又可以影响汇率的概念是“外汇储备”（reserves）。仅仅在两年以前，西方经济学家就给国际收支盈余的国家（surplus　countries）上课，说“你们的外汇储备太多了，没有必要。”现在我们看到：正是那些被上课的国家，大量囤积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较好地渡过了最近这次经济危机。
　　第四个时尚是“信用周期”的货币政策　（the　credit　cycle　view　of　monetary　policy）取代狭义的“紧盯通胀”的货币政策（inflation　targeting）。狭义定义的“紧盯通胀”的货币政策指的是中央银行每年给消费通胀指数（CPI）的增长幅度设定一个可以接受的区间（target　range），然后围绕这一目标制定所有相关政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不参考资产价格（asset　prices），汇率情况或大宗商品价格（modity　prices），除非这些数据影响了消费价格指数。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正是因为在2007年没有顾及房市和股市的行情，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消费价格的增长，没有及时抑制泡沫，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次金融危机。弗兰克尔说，事后看来，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狭义定义的“紧盯通胀”的货币政策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信用周期”的货币政策　（the　credit　cycle　view　of　monetary　policy）。这是指货币政策应根据金融体系中的信贷情况酌情而定。
　　对于小的经济体或小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它们的影响太大，弗兰克尔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在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恶化的情况下允许货币贬值，而不是为了要瞄准CPI而让货币升值。例如，石油进口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当石油价格猛涨的时候，出口相对进口变得便宜，这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从国外输入了通胀。这时，如果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紧盯CPI变化所代表的通胀，就应该采取紧缩的货币的政策，这意味着让这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在供给情况突变时（supply…side　shock），机械的紧盯CPI对这个国家不利。对于这类经济体，即使要紧盯通胀，弗兰克尔建议，也应该用生产价格指数（producers’　price　index）或出口价格指数，而不是消费价格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标尺（anchor）。
　　第五个时尚是美元会成为多种国际货币的一种（multi…international　reserve　system），而不再是单一的国际货币（unipolar　dollar　standard）。欧元和日元会更加重要，与美元并驾齐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也会从不被重视的奄奄一息的地位突然升高到引人注目的地位。“二战”之后，因为美元是国际硬货币，美国以美元计价举债（dollar　denominated　debt），不受任何限制，这是“美元特权”（the　dollar　priviledge）。这种特权将逐渐消逝。
　　弗兰克尔说，　即使在两年前，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本人和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等）认为，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是因为一些国家储蓄过多（savings　glut）造成的，而美国有低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正好为那些国家的过剩储蓄提供一个去处，这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
　　2007年次贷风波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证明美国金融产品的质量根本没有那么高。美国国债在危机爆发后突然成为最安全的投资产品，美元的比价不降反升。这被库珀用来证明，美元的吸引力和实力犹在。但在弗兰克尔看来，这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最后的余晖。
　　与美元国际地位相关联的话题是对美国及世界储蓄形势的判断。弗兰克尔在1996年到1999年间是克林顿民主党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的三位委员之一。他与民主党经济学家库珀对一些税收政策的看法一致。他们都反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1－1983年）里根政府和21世纪初（2001－2003年）小布什政府以鼓励储蓄为名的减税政策。弗兰克尔说，在这两次减税之后，美国储蓄不但没升高反而下降了。
　　但是他们对美元的走势和美国经常账户大量赤字的可持续性的看法相反（见《不信偏见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尔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认为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太大，时间太长，美元迟早要大幅贬值，校正这种不平衡。美国的储蓄一直很低，在2005到2007年间，基本上就是零；现在因为经济危机，储蓄有所上升。
　　弗兰克尔认为美国需要提高储蓄，但是担心美国做不到。在他看来，美国“反储蓄文化”（anti…savings　culture）没有根本改变，消费者仍然有买房子，买车和其他耐用品的大量贷款；美国国会仍然允许用房屋贷款的利息部分减税（tax　deductibility　of　mortgage　interest）。而且美国的“婴儿潮”（baby　boomers）已经开始退休，他们的花销会大于收入（进入dis…saving的阶段）；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弗兰克尔认为全球储蓄过剩的形势就要终结了（the　end　of　global　savings　glut）。
　　弗兰克尔总结的国际金融中的“五进五出”令人不禁想到经济学和服装业的相似之处：也有“过时”和“时髦”一说。只不过在经济学中，“时尚”的周期更长，形式更复杂，不一目了然，理性的成分多，感性的成分少。人们在穿衣服时可以赶时髦，在思考经济学问题时也可以赶时髦？■


七十九　索罗斯对话桑德尔
　　10月19日下午，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非盈利组织中心（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就开放社会、道德规范与市场的关系组织公开对话。中心主任克力斯多夫？斯通（Christopher　Stone）介绍对话双方：一位是“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创始人和董事会主席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另一位是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
　　索罗斯于1930年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16岁移民英国，22岁从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毕业，进入投资银行，26岁辗转到纽约成为华尔街的交易员（trader），羽翼日渐丰满，于1970年创建自己的基金，后来成为著名的量子基金。1992年豪赌英镑贬值，索罗斯净赚11亿美元，从而被认为是“使英国中央银行破产的人”。2008年《福布斯》（Forbes）把他评选为全世界第29名最富有的人，净资产为110亿美元。
　　自从1979年以来，索罗斯为各种公益事业捐款，累计高达60亿美元。捐款通过开放社会研究所和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s），主要用于支持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转型，鼓励社会开放，接纳新思想、新事物，提倡民主与自由。上世纪70年代，当他自立门户、驰骋金融市场时，他声明，他想在华尔街赚足够的钱来支持他成为作家和哲学家。现在他的资产不仅够支持他像哲学家一样写作、思考、发表言论，还够他成为一个大慈善家。他自称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因为他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对未来有憧憬，有政治理念和信仰，还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说，有很多人有其中一个或两个条件，而他是三者都具备的极少数人之一。
　　桑德尔是哈佛大学著名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于1975年从位于波士顿西部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毕业，于1981年从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1980年至今，他在哈佛大学政府系负责道德政治哲学（moral　political　philosophy）的教学。每年在哈佛校园最大的礼堂，桑德斯讲堂（Sanders　Theatre，那里也是曼昆主讲经济学原理的地方），他给本科生主讲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Justice）。他用柏拉图式的教学方法——接连不断的提问，启发学生思考，深受学生喜爱。他的课程从实际生活中人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的道德选择出发，引出哲学领域里各种经典作品，着重说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他的讲解不但没有哲学的枯燥，反而引人入胜，让学生大开眼界。据说，能容纳一千人的桑德斯讲堂几乎场场爆满。
　　索罗斯首先发言。他说，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相辅相成；市场有“看不见的手”，政治家有“看得见的手”，市场是在政治家制定的行为框架里运作的。市场是为私人需要服务的，不考虑道德标准，通过买和卖高效地创造市场价值。但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不同，要满足公共领域的需求就需要道德标准。索罗斯指责那些相信市场万能的极端主义者，或市场原旨主义者（market　fundamentalism），把市场万能的思想渗透到市场不应该涉及的领域，危害极大。他说，现在有一些私人捐赠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s）的目的就是要倡导市场原旨主义，这会损害我们的“开放社会”。索罗斯创建“开放社会研究所”，就是要捐款集资与这些人唱反调，制衡他们。
　　桑德尔跳出经济学家的视角，从哲学家的角度看待市场经济和经济学。他说，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上的买卖只是简单的利益交易，对社会道德没有任何影响，其实不然。他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观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