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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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倾向另一种途径：找出各种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分析、分享、交流这些文献中隐含的文化传统和特点。这样文化交流就具体化了。当然这样做，也可能有另一个问题：　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文献有不同的理解程度，或者有根本不同的理解。他回忆，有一次在北京大学，他让学生先讨论John　Stuart　Mill写的《论自由》（On　Liberty）中的一段话，再讨论《论语》中的一段话。学生们对《论自由》没有什么异意，但对《论语》中的一段话却各抒己见，僵持不下。这次讨论既是一次文化间的交流，也是同一文化内的交流。但无论如何，这样做最重要的意义是与会人员有开放的态度和胸怀倾听不同意见。
　　在自由提问时间里，坐在观众席上的Stanley　Hoffmann教授第一个发言。他是哈佛政治系一辈子研究欧洲政治、历史、文化的年过八旬的老教授，与桑德尔共事了三十多年，很看重他。他说，公开提倡“美德”（virtues）、让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国家都追求“美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说法，因为它打破了“公”与“私”的界限，强迫人们有同样的价值观。　什么是“美德”？“美德”的标准是什么？　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　而对于自由的标准、福利的标准，人们有基本的共识。　桑德尔反问，有没有一种政治思想是不危险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呢？功利主义的政治思想，个人主义至上的政治思想都各有各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景，做出不同的选择。
　　Harvey　Mansfield教授这时说，他也是一个有美德、讲道德的人　大家都笑了。他说，他不能接受桑德尔对刚才他的问题的回答。在《谁真正在乎？》这本书中，作者把旧金山这个城市（民主党为主）和美国中北部的North　Dakota这个州（共和党为主）加以比较。两个地方的人口差不多，但旧金山的人均收入高出很多。即使这样，他们给慈善机构的捐款也只是North　Dakota的一半。民主党在税收政策中倾向杀富济贫，表面上看，这是有道德的正义之举，但正是民主党人忽略了慷慨、慈悲这些美德。
　　杜维明教授说，他理解对“美德”的定义和标准的担忧，但强调培养美德和人品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开放社会里自我反思，自我检查的过程。他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空间。一种是private；　例如日记，完全不能公开。另一种是自己的，personal，但完全可以公开交流。例如，对有代表性的文献《论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切身体会，这些都可以相互交流和学习。以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哈佛文理学院是否可以包括宗教研究（study　of　religion）。　宗教是每个人心灵上的事情，研究宗教是在研究personal　事情，不是公开private事情。
　　桑德尔举例说明宗教道德与政治生活关系的变化。　1960年当杰克。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很多选民担心他是天主教徒。肯尼迪辩解，他对天主教的信仰完全是私事（private），不会影响他作为总统（public　office）的任何决定。　四十六年以后，奥巴马在即将竞选总统时，用充满宗教色彩的语言四处讲演，阐述他相当激进的政治主张（progressive　political　agenda），与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截然相反。公民社会中公开辩论的内容和倾向总会不知不觉的影响国会——法律制定者，进而影响法律本身。如果一定要坚持国家中性（国家与宗教道德分开），那么桑德尔认为，这个议题——国家是否应该坚持中性——也应该在公民社会中展开讨论。
　　第二个观众提问是关于宗教战争的：如果战争即将爆发，我们是否还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桑德尔回答，他说的是一般原则，在战争即将爆发的特殊情况下，可以做特殊处理。这时巴巴教授插言，或许保持道德正义和其他目的紧张矛盾的关系（keep　this　tension　alive）就是捍卫道德正义。
　　第三名提问的观众说，她认为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和2006年奥巴马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肯尼迪意在排除天主教对总统处理公务的影响，并不排除道德对总统的影响。巴巴教授说，我们的确不能把道德等同于宗教。
　　第四名提问的观众是一名中国学生。他说，那段引起北大学生争议的《论语》段落是说，如果父亲偷了东西，儿子不应该随意揭发父亲。杜维明教授说，《论语》确实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儿子不分事情原尾立即举报父亲，孔子对此表示不满，因为这是不通人情的。人与人的关系不同，对正义需求的程度也不同。　儒家传统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桑德尔笑着说，他儿子就坐在观众席里，他希望儿子对他有一定程度的包庇。　大家都笑了。　他接着说，他热爱人文学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喜欢在具体的人与人关系的情景中理解体会人文主义。　紧张矛盾的关系永远是政治的一个主要特点。　从个人这个个体到社会这个大群体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中间范畴，正是在这个范畴里我们努力建立一个公共空间。　在这个中间地带，如何划分什么属于“私”的，什么属于“公”的，这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不是固定的。
　　时间很快就过了两个小时。主持人巴巴教授说：这个中间地带有很大的调节、对话、阐述的空间和需要；就让我们以此作结吧。■


八十九　杜维明离开哈佛，前往北大之际
　　迎来七十寿辰的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即将离开哈佛，前往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杜维明也在追寻这一境界。
　　现代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教授即将离开哈佛，前往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同时他迎来了七十寿辰。为此，4月10日，哈佛大学多个系所联合为他举办了为时一天的学术会议。
　　这些系所包括：东亚语言与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哈佛亚洲中心、和哈佛艺术与人文院院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Dean　of　Arts　and　Humanities）。
　　会议的题目是“从各种视角看中文世界”（The　Sinic　World　in　Perspective）。　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Wilt　Idema　教授主持会议，十几名哈佛教授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发言。
　　杜维明于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曾先后职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至今；从1996年到2008年，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他曾获多种荣誉称号，包括1988年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es　and　Sciences）院士，2001年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为“文明间对话杰出人员小组”（Group　of　Eminent　Persons　for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成员。
　
肯定成绩
　　在介绍完杜维明个人简历和学术成果之后，系主任Idema说，杜维明赴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正逢也是儒学在中国复兴之际。儒学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过时的传统，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富有活力的传统；人们谈论它，辩论它，受它的影响。儒家思想已经渗入到人们行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a　living　tradition）。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Elizabeth　Perry主要讲杜维明作为燕京学社社长的贡献。他说，杜维明是燕京学社第六任社长，是任期最长的社长，也是第一位有亚洲背景的社长。他把自己对亚洲的熟悉和洞察力带进了燕京学社，增强了学社的信誉，扩大了各种项目。在他的领导下，从中国大陆来哈佛的访问学者数量迅速增加；这些学者屡次表示，他们在哈佛的学习生活从根本上转变了他们学术生涯。
　　Elizabeth　Perry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哈佛政府系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版《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这本书之后，杜维明一直在促进文明间的对话。亚洲文明对这项事业有重要贡献。他们对学习和教育的重视仿佛教徒对宗教的重视，以致于不断学习、兴办教育的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杜维明在任期间，燕京学社的基金（endowment）从8500万美元增长到2。3亿美元。
　　Elizabeth　Perry说，“或许麦克斯·苇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应该写新教徒伦理（protestant　ethic）而应该写儒家伦理。”观众都笑了。
　　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Perry说，虽然我们为杜维明离开哈佛而难过，但相信杜维明一定是跟从他的心灵，做他想做的事，也一定是正确的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历史系教授叶文心（Wen…Hsin　Yeh）寄来一封贺信，由一位哈佛历史系教授宣读。信中回忆1975年春天，叶文心还是一位学生，正在在选择读哪个研究生院，把伯克利与哈佛相比较。当时，杜维明正好在伯克利教书。他说，你一定要选择伯克利，波士顿的冬天寒冷难耐，漫长无比，和这里的气候根本没法比。叶文心最后选择了伯克利，成为杜维明的学生。叶文心说，杜老师总是把她的研究课题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使她的题目更有意义，也使她显得比实际更聪明。她欢迎杜老师在任何时候回到伯克利，无限期的居住，既可以躲避波士顿的冬天，也可以躲避北京的沙尘暴。
　　哈佛亚洲中心主任Arthur　Kleinman　教授发言说，杜维明来哈佛教书的时间与他自己差不多，他们是近三十年的同事。他敬佩杜维明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涉及历史、文学、哲学、宗教与科学等交叉学科。其中，杜维明在创建“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这个概念中体现出的人文精神——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定义文化——对他的人类学领域（anthropology）来说是一个根本变化（a　major　intellectual　shift）。在哈佛教书几十年，他还不知道任何人对中国学者思想的影响有杜维明这么大，这么深远。　
　　费正清中心主任William　Kirby称赞杜维明在燕京学社的领导作用，在哈佛大学教书育人、促进学习气氛的贡献。他说，杜维明离开哈佛大学去北京大学是“哈佛的损失，北大的收获”。
　　中国古代史教授Peter　Bol说，杜维明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他敬佩杜维明从中国古代思想中汲取精华，思考中国当代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能力。他试举三例，形象地描述作为老师的杜维明。有一次，杜维明走进一个坐满了研究生的大教室，张口就说，“你们都是新儒者（Neo…Confucianists），尽管你们也许还没意识到这一点。”还有一次，Peter　Bol邀请杜维明到他的班里讲儒家思想。那个星期，杜维明正好没有时间。等杜维明下周来讲的时候，课程已经到了讲道家思想的时候，所以杜维明只能讲道家思想。事后，Peter　Bol问学生，杜维明讲得怎么样。学生回答，“好极了，现在我们都信奉道教了。”Peter　Bol心想，难道儒家没有任何对道家的批判吗？大家都笑了。Peter　Bol说，杜维明曾经一连好几年在哈佛最大的礼堂　——桑德斯讲堂（Sanders　Theatre，容纳将近一千人）——讲儒家思想，学生人数比现在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课程里的人数还多。Peter　Bol问学生，为什么杜维明如此受欢迎？学生回答，“因为杜老师让我们觉得，我们比实际上还好。”
　　会议中也有点滴趣闻。午饭过后，会议主办方特意留出十分钟时间给杜维明的妹妹杜维滇，让她从家人的角度介绍杜维明。杜维滇是居住在美国北卡州（North　Carolina）的一位科学家，她用一组照片说明杜维明的成长经历和家庭生活。杜维明是四个孩子中的老二，也是母亲最喜欢和最懂事的孩子。照片中最稀有、也最珍贵的几张是在抗战期间和抗战之后的昆明照的黑白照片。在破旧棉衣、棉裤包裹下的童年杜维明依晰可见。以后上学、工作和接受各种荣誉的照片就不必细说了。

　
部分学术内容
　　杜维明于曾1991年在Daedalus（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出版的季刊）　发表关于“周边”（periphery）与“中心”（center）关系的论文，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的发言即围绕此展开：“文化中国，多文化中国，超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　Multicultural　China；　Transcultural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