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神探-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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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起初并不想成为邪门的精神领袖。他追逐的目标是名利双收。他原想当一名击鼓手，为一个像“海滩小伙子”一样著名的摇滚乐队演奏。他不得不靠耍弄诡计谋生，因此能十分娴熟老练地评价他所遇到的人，并且迅速确定他们能为他做些什么。要是他编在我的科室里，他在评估个人心理优缺点以及策划如何缉拿在逃杀人犯方面是会有一番不俗表现的。
他获假释来到旧金山时，满目皆是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他们天真、困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由于曼森生活经历丰富，加上喜欢滔滔不绝地谈论那些肤浅的大道理，因而备受他们的推崇。其中
许多人，尤其是年轻姑娘，与父亲相处时曾经有过麻烦，所以对查理的身世能产生共鸣。而他则独具慧眼，能将她们遴选出来。他俨然成为父辈般的人物，一个能够利用性爱和吸毒后的启迪来填补他们空虚生活的人物。你与查理·曼森同处一室时，是不可能不被他的眼神——深邃且有穿透力，狂野且有催眠的魔力——所影响的。他告诉我们，他的早年是在别人的拳打脚踢下度过的，加上他个头矮小，在身体对抗方面是根本不可能取胜的。所以他用性格力量予以弥补。
他宣讲的教义很有道理：污染正在破坏环境，种族歧视不仅丑恶而且具有破坏性，爱情是正确的而仇恨是错误的。可是，一旦可以任意摆布那些迷途的心灵时，他便建立起一个结构严密、很有欺骗性的体系，从而使他得以完全控制那些人的心灵和肉体。为取得彻底的支配权，他采取了剥夺睡眠、性滥交、控制食物、吸毒等手段对待这些青年，就像对待战俘一般。任何事理都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惟有查理知道真理。他会弹起吉他，再三重复那套简单的咒语：只有查理才能拯救这个病态的、正在腐朽的社会。
曼森向我们描述的领袖才能和群体权威的基本动力，我们在多年以后发生的具有相同规模的悲剧中还会看到它的再现。曼森将那些心智不全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制造的悲剧将会在吉姆·琼斯牧师及其信徒在圭亚那的大规模集体自杀中得以重演，后来又在得克萨斯州韦科县由大卫教派的戴维·克雷谢重演，这里只是略举两例而已。尽管这三个人之间差异不小，他们的相通之处也是很显著的。我们从与曼森及其追随者的谈话中所得出的深刻见解，有助于我们理解克雷谢和他的行动以及别的教派。
曼森的问题就其核心而言，并不在于什么救世主的幻想，而在于简单化的控制。那套“杂乱无章”的教义宣讲是一种维系心灵控制的手段。不过，诚如曼森渐渐认识到的那样，除非你能在一天24小时里对信徒实施这种控制，否则就要蒙受前功尽弃的危险。戴维·克雷谢意识到了这一点，遂将他的信徒圈在一处乡间城堡中，使他们不能摆脱或者远离他的影响。
听罢曼森的讲述，我相信他并不是预谋或者蓄意杀害沙伦·塔特及其朋友的。事实上，他对当时的局面以及追随者失去了控制。地点和受害者的选择显而易见是具有随意性的。曼森家族中的一位姑娘曾经去过那里，认为上那里能搞到钱。“得州佬”·沃森这位来自得克萨斯州、拿过全美奖学金的英俊学生处心积虑地想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组织内往上爬，与曼森争夺统治权。沃森像其他人一样服用致幻药，他才是杀人的元凶，是他领导了进入波兰斯基家的活动，并且怂恿别人犯下了终极罪行。
后来，当这些心智不全的小人物回来，告诉查理他们的所作所为时，那种杂乱无章的局面已经形成，他不可能打退堂鼓，责怪他们拿他的话太当真了。那样做会葬送他的权力和权威。他还得表现出略胜一筹，好像是他导演了这次行动，于是他率领追随者闯人拉比安卡的家中重新操作了一番。不过重要的是，当我问及曼森为什么没有亲自进屋参与屠杀时，他解释说——似乎以为我们很愚笨——他当时处于假释期，不能冒险犯法丧失他的自由。
所以从背景信息以及对曼森所做的访谈中，我相信当他唆使追随者去做他需要做的事情时，他们反过来也唆使他成为他们需要的偶像，并且强迫他去扮演这个角色。
每隔一两年，曼森就会申请假释，而每一次都会被驳回。他的罪行实在太残忍，太广为人知，假释裁决委员会是不会对他抱有侥幸心理的。我也不希望他被放出去。不过，假使他在某个时候被释放，根据我经过访谈所了解的情况，我估计他不会像许多家伙一样构成某种严重的暴力威胁。我认为他会进入沙漠，过上遁世隐居的生活，不然的话，他会试图靠他的名气赚钱。但是我不认为他会杀人。要说最大的危险，倒是来自那些迷途的失意者，他们会被他吸引，把他奉为神和领袖。
当我和雷斯勒完成了10次或12次囚犯访谈后，任何理性聪明的旁观者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已经有了收获。我们第一次能够将凶犯的心理活动与他在犯罪现场留下的证据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
在1979年，我们前后大约收到了50个要求提供侧写的请求，而教官们都是利用教学工作的空隙时间来处理这些事情的。到了下一年，提交给我们侧写的案件已经翻了一番；再到下一年还要加倍。此时，我已被免除了大半教学任务，成为科里惟一一位全日制投入破案实际工作的人。只要日程表许可，我依然会为全国学院和特工训练班讲课，不过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教学对我来说已经成为副业。我要处理送交科里协办的几乎所有杀人案，以及罗伊·黑兹尔伍德过于忙碌时无暇处理的强奸案。
原先个性侧写一直是未经官方认可的非正式服务项目，如今一个小小的机构建立了起来。我被冠以了“罪犯个性侧写项目主管”这个新设的头衔，着手与外勤站的官员展开合作，协助侦破那些各地警察局提交的案件。
有一阵子，我住了一个星期左右的医院。从前因打橄榄球和拳击打坏过的鼻子旧伤复发，使得我呼吸愈来愈困难，住院的另一个原因是扭曲的中隔需要校正一下。我还记得当时卧床休息时，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有个特工走进病房，在我床头放下了20份卷宗。
随着监狱访谈的不断深入，我们掌握的情况愈来愈多，可是还得想个办法将非正规的研究系统化、条理化。罗伊·黑兹尔伍德向前迈出了这一步，我当时与他合作，正在为《联邦调查局执法公告》撰写一篇有关奸淫凶杀案的文章。罗伊曾经与安·伯吉斯博士共同进行过一些研究，伯吉斯是宾州大学护士学校心理健康护理专业的教授，同时担任波士顿保健及医疗局护理研究所的副所长。伯吉斯是一位多产的作者，早已在研究强奸案及其心理后果方面成为享誉全国的权威人士。
罗伊把她请到了行为科学科，介绍我和鲍勃与她认识，说明了我们正在从事的研究。她听后觉得不错，告诉我们说，她认为我们在这一领域进行的研究堪称是前所未有的。她认为我们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罪犯行为的认识，如同《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一书有助于认识心理疾病和分类组织一样。
我们同意联手合作。安锲而不舍地申请资助，最终从政府资助的全国司法研究院获得了一笔4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我们计划深入访谈36至40名囚禁的重罪犯，以期从中有所收获。根据我们的资料输入，安编写了一份厚达57页的调查表格，每次访谈后都要填写。鲍勃负责拨款的具体执行，担任与全国司法研究院的联络工作。我和他在外勤站特工的通力协助下，重返监狱去面对面访谈那些案犯。我们要描述每一次罪行的作案手法以及犯罪现场，研究并记录案发前后的行为。安则负责用计算机处理所有数据，然后我们再写出研究结果。我们预计该项目将持续三到四年。
就在这一期间，刑事调查分析步入到现代阶段。
7 黑暗中心
人们根据逻辑推理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重罪犯为什么愿意同联邦调查局的执法特工合作呢？我们在项目启动初期也曾对此有过疑惑。然而，我们几年来接触过的绝大多数重罪犯的确同意与我们交谈，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几种原因。
有的人对其罪行真的感到大惑不解，觉得在心理研究项目上提供合作是一种进行部分赔罪的方式，同时据此也更加了解了自我。我认为埃德·肯珀就属于这一类型。如我指出过的，有的人则是警察迷和执法迷，一味地喜欢接近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特工。有些人认为与“主管当局”合作或许会带来一些好处，不过我们不曾做过任何许诺，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另外一些人感觉受到了冷落，一心想要得到他人的关注和摆脱那种百无聊赖的生活，我们的探访正中他们的下怀。再有的人索性就是欢迎能有这个机会，好让他们以叙述生动的细节重温谋杀幻想。
不管这些人有多少话要讲述，我们都愿意倾听，不过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几个基本问题。我们在1980年9月的一期《联邦调查局执法公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此做了概述，解释了这项研究的宗旨。
1．什么导致了一个人成为性罪犯？有何预警信号？
2．什么因素有助于激发或抑制他去犯罪？
3．预谋案中的受害者对各种类型的性罪犯应当采取什么反应或应急策略才可避免受害？
4．性罪犯的危险性、预后、处理以及治疗模式具有什么含 义？
我们认识到，要想使这个项目有价值，我们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能够当场过滤每一罪犯告诉我们的情况。因为如果你很理智聪明，如同这些家伙中的许多人一样，你就会找出他的某个弱点并加以利用。就其本性而言，大多数系列凶犯都是出色的操纵者。如果情绪不稳定对他会有所帮助，他就能假装情绪不稳定。如果悔罪自责对他会有所帮助，他就能表现出一副悔罪自责的样子。但是，不管他们认为什么是最佳行动方案，我发现，那些愿意同我们交谈的人都是相似的。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以思考，所以花了大量时间思考自我和所犯的罪行，能够把那些细枝末节告诉我。我的任务就是，事先掌握有关他们及他们罪行的足够资料，以便确定他们是否在讲真话，因为他们同样有足够的时间另编一套说法，从而使得他们比卷宗所揭示的要值得同情和无辜。
在早期的多次访谈中，倾听完罪犯的故事以后，我总要转向鲍勃·雷斯勒或者身边的任何人，问道：“他会不会是因草率定罪而入狱的？他对任何问题都拿得出合乎情理的答案。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抓对了人。”所以，我们回到匡蒂科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复核有关记录，联络当地警方索取有关案情卷宗，确保没有发生可怕的错判。
从小在芝加哥长大的鲍勃·雷斯勒对六岁的苏珊娜·德格南被杀一案感到震惊，同时也颇有兴趣。小女孩是在家中被人劫走后惨遭杀害的。她的尸体被跺成碎块丢进埃文斯顿的下水道，后来被人发现。一个名叫威廉·海伦斯的年轻人最后被捕归案并供认不讳，同时还承认曾经潜入一幢公寓楼行窃，由于局面失控杀害了两名妇女。在杀害弗朗西斯·布朗时，他用她的唇膏在墙上涂写道：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
在我杀害更多的人之前
逮住我吧
我控制不住自己
海伦斯将谋杀归咎于乔治·墨曼（没准“墨曼”是“杀手”的缩写①），他声称此人就生活在他的内心深处。鲍勃一直认为，海伦斯一案也许是促使他决意献身执法事业的最初动因之一。
罪犯个性研究项目获得资助并启动之后，我和鲍勃前往伊利诺伊州乔利埃特的斯泰茨维尔监狱对海伦斯进行了访谈。自1946年被定罪以来，他一直在监狱服刑，一直是模范犯人，成为该州第一个在铁窗中完成大学学业的人。他在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
我们访谈他时，海伦斯否认与那些罪行有任何牵连，认为自己是被误判入狱的。不管我们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只有一个回答，坚持说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据，甚至都不在谋杀现场的附近。他的话很有说服力，我担心这可能又是一起重大冤案，因此一回到匡蒂科，我就查阅了所有案情档案。除了案犯供词和其他令人信服的铁证以外，我发现从海伦斯一案的现场还采集到了他的隐约指纹。然而，海伦斯已经独居囚室那么长时问，不断在进行思考，在寻找所有问题的答案，假如他们在这一阶段用测谎器对他进行测试，他很可能会顺顺当当地通过测试。
理查德·斯佩克因1966年在南芝加哥的一处城区住宅楼谋杀了八名护士学校学生而被重复判处了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