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经济学原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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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扭曲会使市场结果有多大变动。因此，供给和需求弹性越大，税收的无谓损失也就越大。
案例研究　　对劳动征税的无谓损失
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税是对劳动征税。社会保障税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联邦所得税都是对劳动征税。许多州政府也对劳动收入征税。劳动税是打入企业支付的工资和工人得到的工资之间的一个楔子。如果我们把所有形式劳动税加在一起，劳动收入的边际税率——最后一美元收入的税——几乎是许多工人的50％。
劳动税对劳动市场结果的扭曲有多大呢？经济学家关于劳动税的无谓损失大还是小的看法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产生于关于劳动供给弹性的不同观点。
那些认为劳动税并没有严重扭曲的经济学家相信，劳动供给是相当缺乏弹性的。他们说，无论工资如何，许多人都要从事全职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劳动供给曲线几乎是垂直的，劳动税造成无谓损失小。
那些认为劳动税引起严重扭曲的经济学家相信，劳动供给是较为富有弹性的。他们承认，某些工人群体的劳动可能缺乏弹性，但认为，许多其他群体对激励反应较大。下面是一些例子：
◎许多工人可以调整他们工作的时间——例如加班工作。工资越高，他们选择工作的时间越多。
◎一些家庭有第二个赚钱的人——往往是有孩子的已婚妇女——他们要根据情况决定是在家里从事不拿报酬的家务劳动，还是在市场上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当决定是否参加工作时，这些第二个赚钱人要比较在家里的收益（包括节省照顾孩子的费用）和他们能赚到的工资。
◎许多老年人可以选择什么时候退休，而且，他们的决策部分也是根据工资。一旦他们退休了，工资决定了他们业余工作的激励。
◎一些人考虑从事非法经济活动，例如，毒品贸易，或从事可以逃税的“暗中”支付工资的工作。经济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为地下经济。当决定在地下经济中工作还是合法工作时，这些潜在的违法者要比较他们违法赚到的收入和合法所赚到的工资。
在这每一种情况下，劳动供给量对工资（劳动价格）作出了反应。因此，当劳动收入要纳税时，这些工人的决策就被扭曲了。劳动税鼓励工人减少工作时间，第二个赚钱人留在家里，老年人早退休，以及一些无耻之徒进人地下经济。
案例研究　　亨利？乔治和土地税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是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在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穷》一书中，乔治认为，政府所有收入的增加应该都来自土地税。他声称，这是惟一一种既公正又有效率的税。乔治的思想为他赢得了相当多的政治追随者，而巨，在1886年他失去了几乎要得到的纽约市市长位置（尽管后来他遥遥领先于共和党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
乔治对土地征税的建议主要出于对经济福利分配的关注。他对“巨大财富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之间的鲜明对照”感到愤慨，并认为，地主从整个经济迅速增长中得到的利益大于他们应该得到的。
可以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来解释乔治对土地税的支持。首先考虑出租土地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由于移民引起人口增加和技术进步引起收入增加，土地的需求一直在增加。但由于土地量是固定的，供给完全无弹性。需求迅速增加与无弹性的供给共同引起土地均衡租金的大幅度上升，因此经济增长使富裕的地主更富有。
现在考虑土地税的影响。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首先说明的，税收负担更多地落在了缺乏弹性的市场一方。土地税使这种原则发展到极端。土地供给者——地主——除了把他们的全部土地提供给市场并得到多少收入算多少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此，供给弹性是零，而且，地主承担了全部税收负担。
其次考虑效率问题。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税收的无谓损失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弹性。而且，土地税是一种极端情况。由于供给弹性是零，土地税没有改变市场配置。因此，没有无谓损失，政府的税收收入正好等于地主的损失。
虽然对土地征税在理论上看来很有吸引力，但在实践中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易行。为了使土地税没有扭曲经济激励，必须是对处女地征税。但土地的价值往往来自于改良土地的活动，例如，清理树木，提供排灌设施，以及修建道路。为了说明这种土地改良如何重要，我们来比较拉斯维加斯和死亡谷的一英亩土地。在这两种情况下，处女地是相似的：都在沙漠中。但拉斯维加斯的一英亩地更有价值，因为对这一英亩地和周围的土地进行了改良。
与处女地的供给不同，改良土地的供给弹性大于零。如果土地税包括改良在内，它就扭曲了激励。地主对税收的反应是把更少的资源用于改良他们的土地。
现在，很少有经济学家支持乔治关于单一土地税的建议。不仅仅是对改良土地征税引起的潜在问题，而且这种税现在也不能使政府收入增加到能支付大部分支出。但乔的许多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在乔治的这本著作出版100年以后，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tion　Fiedman）的评价是：“按我的看法，亨利？乔治在许多年前主张的按原始士地价值征收的财产税危害最小。”
即问即答　　啤酒的需求比牛奶的需求富有弹性。啤酒税的无谓损失大呢？还是牛奶税的无谓损失大？
无谓损失和税收收入随税收变动而变动
税收很少长期保持不变。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的决策者总是考虑提高一种税或降低另一种税。这里要考虑当税收规模变动时，无谓损失和税收收入会有什么变动。
图8－6表示在市场供给和需求曲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小额税、中额税和大额税的影响。无谓损失——当税收使市场规模减少到最优水平以下时引起的总剩余减少——等于供给和需求曲线之间的三角形面积。在（a）幅中的小额税时，无谓损失三角形的面积相当小。但在（b）幅和（c）幅中随着税收规模提高，无谓损失的增加越来越大。

实际上，税收无谓损失的增加要快于税收规模。原因是无谓损失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而三角形面积取决于三角形底和高的平方。例如，如果税收规模翻一番，三角形的底和高翻一番，这样，无谓损失就增加4倍。如果我们税收增加3倍，三角形的底和高也增加3倍。这样，无谓损失就增加9倍。
政府税收收入是税收规模乘以物品销售量。正如图8－6所示，税收收入等于供给和需求曲线之间的矩形面积。在（a）幅中的小额税时，赋税收入少。随着税收规模从（a）幅提高到（b）幅，税收收入增加了。但当税收规模再从（b）幅提高到（c）幅时，税收收入减少了，这是因为税收大幅度提高减少了市场规模。对非常高的税收来说，并没有收入增加，因为人们会同时停止买卖物品。
图8－7总结了这些结论。在（a）幅中，我们看到，随着税收规模提高，无谓损失迅速扩大。与此相比，（b）幅表示随着税收规模提高，税收收入先增加，然后随着税收规模越来越大，市场收缩非常之大，以至于税收收入开始减少。
案例研究　拉伐曲线和供给学派经济学
1974年某一天，经济学家阿瑟？拉伐（Arthur　Laffer）和一些著名记者与政治家坐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他拿来一块餐巾并在上面画了一个图来说明税率如何影响税收收入。这个图看起来很像图8－7的（b）幅。然后拉伐提出，美国已处于这条曲线向下的一边上。他认为，税率如此之高，以至于降低税率实际上会增加税收收入。
很少有经济学家认真地考虑拉伐的建议。就经济理论而言，降低税率可以增加税收收入的思想可能是正确的，但值得怀疑的是实际上并非这样。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拉伐的观点：美国的税率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种极端的水平。
但是，拉伐曲线（以此而知名）激发了罗纳德？里根的想像力。里根政府第一任预算局长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讲了以下一个故事：
＇里根＇曾亲自经历过拉伐曲线。他总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拍电影赚过大钱。”在那时，战时附加所得税达90％。“你只能拍四部电影就达到最高税率那一档了。”他继续说。“因此，我们拍完四部电影就停止工作，并到乡下度假。”高税率引起少工作。低税率引起多工作。他的经历证明了拉伐曲线。
当里根1980当选为总统时，他进行的减税就是这个政纲的一部分。里根认为，税收如此之高，以至于不鼓励人们努力工作。他认为，减税将给人们适当的工作激励，这种激励又会提高经济福利，或许甚至可以增加税收。由于降低税率是要鼓励人们增加他们供给的劳动数量，所以，拉伐和里根的观点就以供给学派经济学而闻名。
以后的历史并没有证明拉伐关于低税率可以增加税收收入的预言。在里根当选后减税时，结果税收收入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个人所得税收入（每个人，根据通货膨胀调整）从1980年到1984年减少了9％，尽管平均收入（每个人，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在这一时期还增加了4％。但一旦政策付诸实施，就很难改变。减税开始了一个政府不能得到足够税收收入来支付其全部支出的漫长时期。在里根两届任职期间和以后许多年，政府陷入了巨额预算赤字。
但拉伐的观点并非一无是处。虽然税率全面降低减少了税收收入，但有证据表明，一些纳税人可能处于拉伐曲线不利的一边。在80年代，最富裕的美国人面临最高税率，当他们的税率降低时，从这些人那里得到的税收收入增加了。如果运用于面临最高税率的纳税人，减税可以增加税收收入的思想可能是正确的。此外，当运用于其他国家时，拉伐的观点看来也许更有道理。在这些国家，税率大大高于美国。例如，80年代初，瑞典一般工人面临的边际税率约为80％。这样高的税率确实严重不利于工作激励。研究表明，瑞典如果降低其税率，的确可以增加税收收入。
在政治争论中经常出现这些观点。当比尔？克林顿1993年入主白宫时，他把高收入纳税人的联邦所得税率提高到40％左右。一些经济学家批评这种政策，认为这个计划不会像克林顿政府估算的那样增加很多收入。他们声称，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到税收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相反，当鲍伯？多尔（Bob　Dole）在1996年与比尔？克林顿竞选时，还建议减少个人所得税。尽管多尔否定减税可以通过自身完全得到补偿的思想，但他声称减税中有28％可以得到补偿，因为低税率将加快经济增长。经济学家争论多尔的28％方案是否合理，有些人过于悲观，而另一些人（正如拉伐建议的）过分乐观。
决策者对这些问题看法不一致，部分是因为他们对相关弹性大小的看法不一致。在任何一个市场上，供给和需求越富有弹性，该市场上税收对行为的扭曲就越大，而且，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减税将增加税收收入。但是，对一般结论是没有争论的：仅仅盯住税率并不能计算出税收变动会使政府收入增加或减少多少。它还取决于税收变动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
即问即答　　如果政府使汽油的税收翻一番，你能肯定汽油税的收入将增加吗？你能肯定汽油税的无谓损失将增加吗？并解释之。
新闻摘录　　乌克兰应该降低税率来增加税收收入吗？
税率越高，一国越会发现自己正处于拉伐曲线的错误一方。根据以下这篇文章，乌克兰最近正处于这种地位上。
大幅度减税会促进经济一不是在美国，是在乌克兰
彼特？帕塞尔　撰写
鲍伯？多尔通过减税加快增长的计划从未得到美国经济学界的有力支持——或者就这一点而言都没有得到担心赤字的选民的支持。但是，供给学派至少仍存在，并活跃在一些有可能的地方：乌克兰。
实际上，乌克兰政府正在努力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的西方银行家允许它们大幅度减税，以便使这个前共产主义经济脱胎换骨。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想法得到了那些很少对免费午餐大众有好感的权威经济学家的支持。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主任杰夫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承认：“乌克兰可能是一个降低税率实际可以产生更多收入的国家。”
正如在前苏联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乌克兰共产主义的崩溃使政治权力分散。但与波兰或捷克共和国这些地方不同，乌克兰政府官僚机构仍牢牢控制着企业。在乌克兰要合法地从事经营就要受到高税收、严格管制和非常严重的贿赂的长期夹击。
毫不奇怪，一旦国内和前苏联其他地方有保证的市场被夺走了，“官方”经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