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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部分

如果这是宋史-第2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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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份资料,修建完全是好上加好,在最重要的地点建出一个固定的堡垒,无论对哪方面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那么尹洙为什么要反对呢?

第216章 君子在此诸神退位(2)() 
这就要从内、外两方面来剖析。其中的内,指的是郑戬和范仲淹的关系,尹洙和韩琦的关系,韩琦和范仲淹的关系。一大串的关系里就隐藏着水洛城事件的真正底蕴。

    那个外部方面,就非常简单,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水洛城是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险要,几乎不容不重视。谁要是忽略了它,简直就是投敌卖国!但真的是这样吗?无图无真相,只要翻开地理图册,它的“重要性”就呼之欲出,再没有半点神秘。

    水洛城在泾原路,与西夏的三战,后两战都在这里发生,这些地名,相信我们都很熟了。比如说笼竿城、瓦亭寨、镇戎军、三川寨、定川砦。请注意,我是按照地图的标准方位,即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向来依次排列这些地名的。

    即笼竿城与瓦亭寨平行,在好水川一线。向上是镇戎军、三川寨、定川砦。那么水洛城在哪儿呢?按上面的资料解读,它应该再向西夏方向延伸200公里,那真的是深入敌后,孤胆作战了。

    可让人无语的是,水洛城是今天的庄浪县城,那是在笼竿城的大后方快200里了!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哪有的什么危险和困难,或者什么必要性,纯粹是吃饱了撑的!尤其是和西夏议和议得两情相悦的时候。

    为了这么个可修可不修的东西,君子党内部就掐得要死要活,甚至都出动了军队,到底为的是什么呢?这就要从“内”部的原因说起了。即君子大佬们的关系。

    郑戬要修,因为他是范仲淹的真正嫡系。他们是连襟,都娶了宋朝老进士、大名士李昌龄的女儿为妻。在脾气上也很像,都是与小人不共戴天的信仰。说起修城,这是范仲淹的终极战略,他就是要用这招把李元昊拖死。格言是宁可把汗水滴到建筑工地上,也绝不流在和西夏人野外打群架上。

    尹洙反对,因为他是韩琦的嫡系。在好水川之战发生前,他还曾为韩琦去游说范仲淹,那段历史前面都说过,现在不赘述了。他和韩琦的共同理想,就是消灭西夏人的有生力量,多杀几个,自然没了威胁,何必修那么多的小寨子?

    何况修一处,就要守一处,兵力越来越分散,党项人再来个个击破,注定了我们会死得更难看。

    综上所述,各有各的理。真的要分出对错,似乎也能。因为好水川,主战的韩琦是失败了的。但是他也有话说,直到这时议和,范仲淹都没有李元昊正对碰过,怎么就能肯定他那一套是对的?三战之中,李元昊时刻都保持着优势兵力,完全可以印证我的说法才是对的!

    永不服输的韩琦,真正要解读这个人,就要从这个时刻开始,把他的人生划一条线。战时、和平时各有不同,仔细分析,就会找出那个关键点。

    比如说,修城分兵的疑问,在战争中都可以理智交谈,为何在和平到来时,却要剑拔弩张,绝不相让?为什么呢?

    简单,就一个字。“权”。君子党内部,就像后来的太平天国一样,一直都没能分出来谁到底是老大,谁是老二。

    杨秀清始终功高盖主,强过洪秀全,自然没法臣服。韩琦无论在官位还是自信上,都不在范仲淹之下,他为什么要服低做小?

    只因为您道德高深,一把胡子?开玩笑!

    按说这也是范仲淹自做孽,不可活。你好好的领袖不当,前不久定川砦大败之后,皇帝都让你总领西北了,你非得要拉着韩琦一起升官,平空生出一个平级干部来,你不知道有时谦虚能害死人啊?

    现在懂也晚了,韩琦这位君子,嗯,他也是新政人物,也算个君子吧,在内部斗争刚开始时就用上了小人手段。

    他不用上书讲理这样的老套子,而是给皇帝提了个醒。陛下,眼下西北不再打仗了,战时的一些措施还有必要留着吗?比如四路都部署,要撤赶快撤,不然时间长了就成了惯例,那可真成了超级节度使了。仁宗立即明白过来,爱卿说得好,这是根本国策,撤。

    于是四路都部署撤消,郑戬被派往永兴军。水洛城的事他再管不上了。决策权到了尹洙的手里。

    这些小动作瞒不了范仲淹,他也在积极想办法。但是办法注定了不多。谁让他是光明正大的呢,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最后达到终极目标——“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反正孟子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所以就只剩下了上书说事一条路。经过他几次努力,皇帝终于同意,派人到西北实地考查,看这座城到底该不该筑。

    调查人员马不停蹄往西北跑,还在半路上,水洛城工地现场就出事了。尹洙接到自己握有否决权的命令之后,第一时间派人通知刘沪、董士廉,停止修城,立即收拾东西走人。可是无效,刘沪理都没理,反而加紧了进度。

    尹洙大怒,下了第二条命令,你们俩马上到泾州城来,向我述职。结果再次无效,工地上热火朝天,干得更欢了。

    尹洙暴怒,点名叫来了一个在整个西北通杀的大人物。狄青,你带人马上到水洛城去,把那两个目无法纪,蔑视上级的混帐东西抓来!

    这就是狄青的悲哀,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的标牌。尽管韩琦不给他好脸,尽管范仲淹对他是那样的器重,可是最初赏识他的人是尹洙。为人要厚道,不能忘了恩情。

    于是他只好带人杀向大后方,把刘沪和董士廉抓了回来。要说尹洙真是狠,可能是战场上一直输,一肚子的邪火没出发,他把两位同党派的同僚扔进了监狱,罪名是违抗军令,选个日子就要斩首示众!

    事真的闹大了,中央调查团到了之后,很幸运,刘、董两人的脑袋还没掉,但是已经快认不出来了。他们在监狱里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黑得一塌糊涂。勉强还可以写字,由董士廉主笔,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里边不仅把水洛城的修筑过程详细说明一遍,还把尹洙、韩琦的老底揭了出来。

    好水川大败,陛下您不知道吧,韩琦一直在强调自己给出的命令是多么的正确,全是任福自作主张不执行,才败得那么惨,其实里边另有文章,我有证据,在开战之前,韩琦和尹洙就派人勘察过好水川,那本就是他们选中的主战场!

    尤其是惨败之后,尹洙还作了两篇文章,闵忠、辨诬,都刻成了石碑,立在当地,以一个臣子的身份,为这次失败定性。其实多明显,字面上就显得他心虚。为国而死,本就是尽忠,用得着你来“闵”?自古以来,只有皇帝可以用这个词,如唐太宗李世民征高丽回国之后,建“闵忠寺”纪念征东将士,你一个边境小臣哪来的资格?

    “辨诬”哼,没有心病你辨个什么劲?朝廷都没有申斥你们,分明是自己心里有鬼。最后董士廉让特派员们验伤。他自己身上就不说了,终究他是文官,受虐程度有限。刘沪就惨了,就逮捕时起,就戴上了40多斤的重枷,进牢之后惨遭暗算,浑身是伤!

    这些尹洙都不承认,他只是强调一切都是依法办事的。他作为行政长官,有权决定防区内所有政令。至于逮捕的事,他两次发出命令,连个人影都没看见,难道还能听之任之吗?犯罪就是要抓的。但是他保证,绝对没给这两人上刑,浑身是伤,纯属谎言。

    千年之后,谁对谁错,我们是看不清了,因为当时宋朝的主事人就不想让人看清。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尹洙在伤情上是说谎的,刘沪在不久之后就死于头部溃疡,那绝对是受伤之后不得医治的症状。

    事情在这一年的新年时有了结果。两件事,滕宗谅、张亢贪污案,水洛城修建打闹流血案,都有了个说法。滕宗谅被降职,调进内地,到虢州做知府;张亢从并代两州的副都部署降为钤辖,原地留任。

    另一边,水洛城停工。

    两件事,都以范仲淹失败结束。新年伊始,迎头一棒,这就是万象更新的好兆头?这事儿没完,必须得争得清楚明白。可是没等范仲淹有行动,御史台方面有了新招。王拱辰更加愤怒了。大好时机,趁火打劫,他从新年开始就给自己放了大假,不来上班了。

    “滕宗谅贪污证据确凿,性质恶劣,只降一级,不能服众。必须再降,不然我就辞职!”

    在他的带动下,整个御史台重新沸腾,人人跟着长官走,那形势比当年郭皇后被废时的都热烈,吕夷简都没享受到整个御史台的弹劾。于是经典的一幕出现,滕宗谅被再次降职,贬到了岳州。

    那是个好地方,濒临洞庭湖,有一座历史名楼在等着他重修。

    对此范仲淹无能为力,他非常想帮他的老朋友,也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是有两点,一是他得罪的人很不妙,皇帝对他早年的印象就太糟;二来他本人的工作重心必须得转移了。水洛城事件是他必须得赢下来的砝码。

    和御史台是正面对抗,水洛城是他后院起火,自己的团队内部关系一定得先捋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可以说想尽了办法。但是结果算是有那么一点用吧。

    硬的,他坚定地站在刘沪的一面。他对仁宗说,当初修的时候,是原四路都部署的指令,刘沪没有违规。尹洙要他停的时候,朝廷里正在争辩,他不奉令也算不是有错。何况刘沪是沿边名将,国家应该爱惜,这样就处死,小心冷了边关将士的心!

    软的,范仲淹选择了安抚和妥协。他给了尹洙一个大面子,甚至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建议皇帝把尹洙调进京城,直接从馆阁人员进入两制,成为仅次于两府宰执的高官。

    这样,边关方面就应该平静了吧。

    他想得很美。可惜同一片阳光,在不同人的心里会映出不同的阴影。尹洙拒绝他的“好”意。范夫子,真想不到你也会耍手段。

    把我调进京城,成了两府的下属,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管我了。尤其是把我提升,只比韩琦差半级,让我们内部分化,像韩琦和你那样分大小。是不是这种用心?

    范仲淹摇头叹息,要取信于人,竟然是这样的难。同一时间,仁宗也在叹息。这个结果就意味着皮球又踢回给了他,怎么办,只好再派人去实地调查,希望这回能有些转机吧。

    转机却出在内部。关键时刻,新政君子们内部有人看不下去了,是知谏院方面的孙甫、余靖、欧阳修三位大佬,他们给皇帝上书,出了个主意。首先强调,他们一致拥护范仲淹,他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城一定得修,但是事己至此,边将失和也是要不得的。各打50大板吧,两边都疼,或许就都不疼了。

    他们连具体的办法都替皇帝想了出来。可以派人先对狄青说,刘沪修城是有命令的,你抓人太莽撞了。可是现在放了他,就会降低你的威信,这也是朝廷所不希望看到的。就由你出面,去放他吧,以后他再犯军令,可以军法从事。

    另一方面对刘沪讲,你不听大将军令,这就是罪。念你修城有功,边防劳苦,所以让狄青放了你,你去把水洛城修完吧,算是将功赎罪。

    至于尹洙,半点都没有再提他。这是变相的照顾,您就置身事外吧,谁让您上面有人,脾气又大呢?虽然说给狄青的话,句句都是给他听的。

    水洛城事件就是这样结束,这座建在边境内部的“要塞”在庆历四年的六月份建成,然后就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它本来就没什么实际用处!而范仲淹在这段时间里,还要继续为新政工作。那句历史中关于庆历新政的极其有名的对话就是在这时产生的。

    他挥起大笔,刷刷点点,在各路转运使的名单上挥来挥去,抹掉一个个名字。旁边的富弼看不下去了。说“您可知道,您大笔一挥,抹去一个名字,就有一家人在哭啊。”

    那是断送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前程。能爬到省长一级的高官,是容易的吗?

    范仲淹头都没抬,“一家人哭好,还是一路人哭好?”这就是范仲淹和富弼的不同之处。两人一样的胆大忠贞,但是出身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心胸志向。

    范仲淹从人生的最低谷处爬起来,只要有口饭吃,就觉得很美好。所以他不怕丢官,也以这个标准去要求别人。富弼不同,他是标准的士大夫,做人要有尊严和身份,任何时候不能伤了别人的体面。

    这两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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