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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6部分

如果这是宋史-第2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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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麻烦了,摆明了是和宰执集团势不两立。赵曙要做的就是把这两方面摆平,这时才真正显露了他的智慧。事情到了这一步了,他居然还想着和解。

    赵曙把韩琦、欧阳修叫来,三人秘密面谈,核心问题就一句话——爱卿们,言官宁死不低头,你们怎么办?

    韩琦的回答只有一句:“臣等是忠是邪,陛下自然知道。”

    透过这一句,韩琦终于表达了自己的怒火。干嘛,卸磨要杀驴吗?这时想要的都得到了,开始想着挽回影响,就要顺着言官来糟蹋我们?!门儿都没有。

    欧阳修身为大才子,说话就有条理温和得多。他这样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那好办。如果臣等有罪,就留御史;若陛下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

    取圣旨做什么?开除御史啊!

    事到如今,赵曙终于明白了皇帝是怎么一回事。那名义上是手握乾坤,翻覆天地,像神灵一样无所不能,其实要比一介平民更加受制于势力。

    没有势力,就没有支持,没有支持,就失去一切。做皇帝的人,更加没法背叛自己的标签。为此赵曙只能下令把吕诲等三人贬出京城。但他清楚,这三个人是无罪的,犹豫再三,他叮嘱欧阳修,“不宜责之太重。”

    别太过份了。

    欧阳修没听见,赵曙的战争己经胜利了,他和韩琦的战役才刚刚开始。一定要把言官们彻底打倒,不然倒霉的就会是他们自己。可是谈何容易,赵氏王朝的政府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相互制约,在理论上谁也别想坐大。具体到罢免御史,就得需要两制官的配合。

    宋朝规定,台谏官的任职罢免和两府宰执一样,都要有知制诰的诰词。而一但知制诰动用了封还词头的权力,吕诲等人的贬嫡就不成立。

    有这个顾忌在,欧阳修还会听从赵曙的劝告,搞什么“不太过份”的事吗?那无异于自掘坟墓。当天他走出皇宫,在中书省里自己写了份贬御史出京的诏书,越过两制官,直接派人送到了吕诲等人的家里。他在赌博,赌的就是御史们的高傲。如果吕诲等人拉下脸来就是不走,一定要和他论个清楚明白的话,他就输定了。

    可那时,高傲清廉的御史们也会蒙上一层灰尘,他们在留恋官位,赖在京城,贪图个人的享受。欧阳修赌赢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都很珍惜自己的名誉,没跟他废话,静悄悄地离开了开封。但这只是赢了上半场,欧阳修仍然不敢放心。

    还有另外三位御史没回来,在辽国当使者呢。两个月后,三位御史回来了,他们是吕诲等人的翻版,知道事情始末之后,立即缴回敕诰,回家“待罪”。这年的三月十七日,赵曙给言官抗旨事件画上了句号,吕诲等六人每人都得到了不同的罪名头衔,戴着这种荣耀,离开了污浊的开封名利场。

    这件事有两个余波。一个是台谏大换血,仁宗朝仅剩的六名言官都下放了,谁来顶替呢?无一例外,都是韩琦、欧阳修的亲信,以及在濮议事件中赞成赵曙的人。

    第二个是司马光的命运。他是这次濮议反对派里唯一一个不受罚,反而升了官的人。前面说过,为了封上他的嘴,赵曙把他调离了知谏院,他很安静地去上班,直到尘埃落定,他才再次出现,要求把他和吕诲们一视同仁,都贬到外地。

    很动人,很公义。回想他在整个事件里的做为,没有任何一点能挑到毛病,可结果就是截然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说,这是赵曙累了,他再也不想折腾了,同时就算立一个正面的典型吧,也没必要再打压司马光。可仍然太片面,纵观北宋官场,司马光的官场生存技巧是首屈一指的,这不仅在仁宗朝、英宗朝如此,就算到了神宗朝、哲宗朝,仍然无人能及。

    他是个现象,绝对值得深思。

    回头再说赵曙。这时他虚岁36岁,正是一个男人风华正茂,精神体力都处于巅峰的年龄,可是临近年底时,他再一次病倒了。鉴于他此前一直得病,所以也没有谁特别紧张,没有谁预见到这是赵曙的最后一个冬天。

    他垮了,濮议事件耗尽了他的心力,这个过程中大悲大喜,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跌宕起伏,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尤其是这些他都要深深地压抑在自己的心底里,谁也不能告诉,谁也不能分享。他太累了,也实在是太敏感了。

    他病了,在完成了最大的心愿,终于可以为国家来做些事时,他倒在了床上,连说话的能力都丧失,与外界的勾通只能靠一枝不断颤抖的笔。

    这种情况对外界严格保密,只有最高层的几个宰执才知道。其中以韩琦最敏感,他每天都以交送待批的公文为理由,进寝宫观察。

    赵曙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他知道又一次危机到来了。之后史书中提到了一件事,被普遍认为是韩琦的耿耿忠心发作,为宋朝的下一代君王考虑。

    他某天走出寝宫,迎面看到赵曙的长子,此时改名为赵顼的原赵仲鍼一脸忧色地站在殿门边。韩琦走了过去,说:“愿大王朝夕不离皇上左右。”

    后来的神宗不解,随口说,“这是人子之职。”

    韩琦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说了四个字。“非为此也。”然后赵顼立即就明白了。现在请问,赵顼明白了什么?浅一些的说法,这是提醒赵顼,他老爸随时会死,你要永远不离现场,提防两个弟弟,把该得的皇位牢牢握在手里。

    可是请问,赵顼身为长子,两个弟弟和他是同母。既长且嫡,怎么会被两个弟弟夺走皇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韩琦所暗示的威胁在哪里?把思路拨回到矛盾的原发点就有答案。他们仍然在提防曹太后,宋朝的皇位兄终弟及早有前例,赵光义就这么干过。考虑到赵曙本身是过继之子,登基后又表现得一塌糊涂,曹太后借机再立一个年长的皇帝非常顺理成章。

    如果真成了事实,赵顼自然当不了皇帝,韩琦这三年多以来的混帐行为也会被反攻倒算。这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绝对含糊不得,所以才有下面韩琦不顾一切的表现。

    十一月二十一日那天,赵曙的病情突然加重,宰执人等紧急赶到。韩琦上前提意,考虑到您的健康,请册立皇太子。赵曙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略微点了点头。韩琦立即命人把笔递到赵曙的手里,赵曙千辛万苦地写下了七个字。

    ——“立大王为皇太子。”

    大王,就是他的长子,人人都知道是赵顼,可这不规范。韩琦再说,“这肯定是指颖王,请皇上写清楚。”

    赵曙挣扎再写了三个字,“颖王顼。”千真万确,连封号再名字,再无疑意。这时全场的重心瞬间转移,紧急召见翰林学士,进宫草拟圣旨。

    当天的翰林学士是张方平,等他进来时赵曙己经进一步衰弱,无论他怎样请旨,赵曙都说不清楚。史书记载他长叹了一声,用手指在床塌上写画,张方平才明白了要立太子。

    事情重大,就算韩琦拿着赵曙刚刚写成的亲笔诏书,张方平也不理会,他一定要赵曙当面再写一次。万般无奈,赵曙只有咬牙完成。当他终于都做完后,在场的人看到,两行泪水在他的脸上缓缓滑落。

    他为什么要哭呢?

    史书里给出的答案是两位名臣的对答。走出寝宫后,文彦博对韩琦说,“相公看见吗?人生至此,虽父子至亲也不能无动于衷。”

    韩琦冷冷地回答,“国事当如此,有什么办法。”

    根据这个分析,赵曙是留恋皇位,想到病体难支要传位给儿子,他特别地难过。这让人想起了当年赵光义立太子时的咆哮:“人心皆向太子,将置我于何地?”他真不愧是赵光义的嫡系子孙,超强的嫉妒心如出一辙。可是深想一层,设身处地,就能发现另有隐情。

    赵曙是个贱人不假,可人之将死,其情也哀,站在他的角度上,才会理解到他的心里充满着留恋和哀伤。他平静地生存了三十年,突然间登上了人间至高点,这是福,还是祸?抛开国家、道义等外事,于他个人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人生,多像是场光怪陆离的梦啊!没想到这样快就醒,醒来后己将是百年身史书只记载着冷冰冰的事迹,它没能记录下当天宰执们结伴离去后的福宁宫,那时空旷的大殿里,孤卧病塌的赵曙,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心声,才是他真正想留给世人的东西。

    是满足,还是后悔,都无法猜测。能肯定的只有一点,无论如何,他死得都太早了。这不是说让他继续颠而倒之的折腾宋朝很有必要,而是他没有给赵顼,未来的宋神宗足够的成长时间。赵顼只有20岁,是此前除了赵匡胤以外,宋朝唯此一例的非正统皇位继承人。

    赵顼没在皇宫里受过皇子必备的传统教育,他不懂、不清楚眼前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宋朝的寿命超过了100年,它己经成了一个有自己独特性格的生命体,你不了解它,就没法适合它,更没法驾驭它。

    非常可惜,赵顼直到人生的后期才渐渐地懂得了这一点,可那时早己太晚了他会遗憾,整个汉民族都会遗憾,为什么赵曙会死得那么早。他真的应该再多活几年!

    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赵曙死于福宁宫,终年三十六岁。

第257章 流云方寸间() 
终于写到了神宗朝,我有一个愿望,要把这段历史,这段在中国古代最乱、最无法辨别真伪的历史说个清楚明白。

    涉及到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蔡京这些影响历史进程,转变整个中华民族国运的人,我再不想重复之前所有史书和近现代著作里的含糊其辞。说什么“变法的初衷是好的,王安石的学术是高超的,只是用人有误而已;神宗皇帝是有理想的,勃然振作的,只是做得太急,所以效果不好;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尤其心术之正无可质疑”

    这些都是废话,是废物才能说得出口的。历史是门学问,它决不是什么任人妆扮的小女孩儿,谁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成。

    因为史实就是那些,如果得出的结论有问题,只有两个可能:1,资料掌握得不够;2,揣着明白说糊涂,是另有目的,才刻意写成了歪史。

    比如近代民国时号称圣人的梁启超,他写的名人传记里有一篇是王荆公传,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力挺王安石的,其结果也是把王安石提到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最高明最纯洁最无私最超能的政治家的地位。

    我有两点质疑。第一,这篇文章里错误很多,神宗朝的现在没写,先不论,在刚刚写完的英宗朝里,韩琦、欧阳修是怎样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梁启超在文章里对两人的评价是“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而言者犹指为乱伦灭理”

    韩琦、欧阳修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地方是不对的。这话雷人不?更何况开篇时就把赵匡胤贬得一无是处,“以区区一殿前都点检,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变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日未旰而事己毕。”我在太祖篇里己经详细地记叙过赵匡胤称帝前南征北战之功,在梁启超那儿都归零了。

    之所以这样,归咎于第二点,即写作的目的。

    梁启超是当时的新政改变派,在呼唤着变法,来改造满清,他处处为王安石唱高调,是为了给自己的事业找依据树形象,是有自己的目的。再比如与梁同时代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他爱苏轼,视苏轼为偶像,他自身的生活色彩和追求也和苏轼暗合,所以在歌颂。

    我不一样,我只是个草根,生活在和平年代,写宋史除了满足聊天的欲望和买自行车的钱之外,别无所求。所以不想去歌颂什么,或者贬低什么。

    我只想写出每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国运的历史人的真面目。虽然这很难,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就是历代研究宋史的人的噩梦了。宋史是中国历代史书里最杂乱、最不可信的一部,很多人从情感上把它归罪于第一次使汉民族全面亡国的蒙古人。因为蒙古人野蛮粗俗,不尊重战败国的文化,随便乱写,反正他们能打,写错了能把他们怎么着?

    这样说,就冤枉了他们。其实都是汉人自造孽自身受。就跟北宋亡于金国时,金兵只在撤退前才冲进了皇宫一样,此前所有的抢掠,都是在外城开价,由宋朝的汉奸们自己搜刮一样。

    宋史的错乱也根源于此。

    研究宋朝,最好的资料是各位皇帝的实录,这是官方最权威的资料,记载着帝国每一件重大的事情,乃至于皇帝、大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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