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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1部分

如果这是宋史-第2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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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滔滔知道,至少是有必要往外踢人了。程颐被罢免帝师,降职成侍读,没几天又被贬出京城。圣人的京都生活结束了,他留下了一大堆的疑团,在学术界、政治界都引起了经久不息的争论。比如说,他真的是推己及人吗?

    他坚持真理,一丝不苟,于是也同样要求别人,这才符合他社会道德标杆的身份嘛。这是理学派系的看法。虽然迂腐,但是可爱,一个拒绝腐蚀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只是很奇怪,他在区别自己和文彦博之间的不同时,表现得很个人啊,他很清楚怎样给自己争地位,那时可看不出他和凡人有什么不同。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清贯穿宋朝,主导当时华人生活的理学的根本性质——说一套,做一套。对己宽,对人严,勇于对任何人批判,且批判时不管时间、场合、身份、地点。

    在最后这一点上,不用到南宋,北宋这时程颐的学生就完全达标了。贾易,不久前他和朱光庭一起修理苏轼,在修理的过程中他意外地得到了王岩叟等人的大力支持,尽管如此,还是失败了,苏轼躲在高太后的背后逍遥自在。

    之后王岩叟一派突然撤退,程颐也被赶出京城,洛党的势力一下子崩盘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换谁都会低调做人了吧,比如朱光庭就闪了,可是贾易没有。

    他死死地咬住了苏轼,由苏轼咬到苏辙,在二苏之外,重点的打击对象是御史台里的同事吕陶。怎么打击呢?就事论事太小儿科了,他仔细地搜集了一下苏家兄弟身边的四川籍同僚,凑了些人数之后,归纳出一个响亮的名称——“蜀党”。

    这个词出现之后,吕陶立即落荒而逃。他主动辞去了言官职位,连京城都不待了,申请调到外地工作。在他想来,这样他所谓的蜀党身份,连带着蜀党是不是存在都不言自明了吧。

    怕了你,不玩了,我躲行不行?

    贾易说,不行。你就是蜀党,哪怕到地方上当官,离着苏轼十万八千里,你也是蜀党!这时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欺负人也要有个限度。当朝资格最老的元老文彦博、首相吕公著、前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这三位最有号召力的人出面,劝贾易适可而止,差不多就行了。

    这样大的面子,换谁都能满足了吧?贾易不,他转身回家写奏章,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都是蜀党的幕后老大,就是他们在搅风搅雨,让宋朝不得安宁

    到了这步,大家都看清了,这就是传说中最无赖、最凶残的招数——疯狗咬人。使出这一招的人,根本无视一切的行为规范,想咬就咬,有咬无类。那么事情简单了,疯狗都得乱棍打死,贾易一个小小的言官,这样犯众怒,咔嚓了他不就得了?

    郁闷的是,宋朝最大的这三位大佬,居然默默无声地退了回去,他们忍了。而所有的大臣们就像有了默契一样,谁都不再出面,随便贾易想怎样就怎样。

    很奇怪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蜀党”这两个字上。

    说实话,贾易真是很高明,他做了件划时代的事。在这之前,习惯上人们总说王安石的新法集团是新党,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是旧党。但这只是习惯上的,官方不认可,当事人也不认可。往前推几十年,庆历新政时也提出过结党问题,可争来争去都只是些名词解释。

    什么是君子,谁又是小人?

    就算吕陶为苏轼说话,提出了籍贯问题,也只是隐约地透露了点官场的潜规则——乡土社火。这是无可厚非的,谁的老乡谁不亲呢?可没想到贾易借题发挥,突然间提出了党派划分。

    党派,是宋朝最忌讳的东西,谁沾上了边儿,谁就是自绝于人类社会。以范仲淹之贤、欧阳修之名、韩琦之威,也落得灰头土脸,何况是文彦博之流。

    所以大家有多远躲多远,哪怕吃了亏惹了气,都拒绝再玩。

    贾易爽了,他在开封城里达到了目空一切、神阻杀神的境界,以一介言官做到这样,绝对是300年宋史里独一无二的人物。

    最后终于让终极大boss看不下去了,高滔滔,再这样下去,她都要失去优越感了!太皇太后亲自下令,命首相严惩,把他赶走。吕公著等的就是这句话,以党派为护身符,也只有皇权才能出面制裁。贾易被贬职,出任怀州。

    截止到这里,看似高滔滔做了件大快人心的事,赶跑了疯狗,清理了官场。可是,这是她在元祐年间犯下的最大错误,其危害性比废除宋神宗的新法还要严重。

    换了法令,只是国家的利益受损;而党派之争,会让国家的基础垮台。官员们陷在派系争端的漩涡里,一天到晚提防着暗算,根本没心思也没精力去干本职工作。能在这样的氛围里出头的,都是些害人的高手、搞事的精英,哪还会有正经工作者立足的余地?

    而高滔滔在这时只看到了贾易本人的讨厌,以为把他打压下去就行了,根本没去想“蜀党”这个名称的危险性。不仅如此,从她后面的作为来看,她不仅不认为党派争执有什么不好,甚至鼓励这种现象,不遗余力地把朝臣们划分出了党派,亲自战斗在第一线,让暴风雨变成了龙卷风。

    她实在是个有激情的女人!

    回头说贾易,贬到外地之后,他咬人的境界再次提升。咬在当面算什么,远隔千里仍然入骨三分才是咬中的极品。苏轼真不知是前世做了什么坏事,这辈子惹到了这位老哥,他被一封封来自怀州的弹劾公文搞得焦头烂额。反驳吧,贾易求之不得,下一封弹劾信的理由有了;沉默吧,更让人抓狂,显得理亏是一回事,堂堂苏东坡,当代文坛盟主,居然被人骂得低头不语,实在太憋屈了。

    时间久了,苏轼筋疲力尽,放下了京城里的事业。说实话他被高太后感动了,一心想做点实事回报她的。可是挺不住了,他也要求外放,到地方上躲清静。

    贾易的努力终于有了成绩,所谓的蜀党垮了,党魁离京出走。只是在成功之余,他也给自己和老师程颐争取到了一个名称——“洛党”。以君子甚至圣人的名义打击小人是别想了,下场比苏轼一伙还要惨。蜀党方面苏辙还在京城里,不久之后升到了宰执的位置,成为元祐名臣。洛党全体离京不说,还得罪了整个朝廷,直到北宋灭亡,也再没有翻身的机会。

第323章 毁灭北宋的种子(1)() 
杂鱼都下线了,剩下的才是精英。在这期间王岩叟和他的同志们一直很安静,当然这只是假象,他们的属性是与众不同的,从宋帝国诞生时起,就一直牢牢地占据着官场的统治地位。

    他们被称为“朔党”。朔,泛指北方,具体些说的是黄河以北。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从秦、汉、隋、唐直到宋朝,都是士大夫阶层的老根据地。无数的官僚士绅组成了无边无际的关系网,牢牢地把持了历朝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权力。

    直到王安石变法,格局才被打破。大批的南方籍官员北上,以王安石为中心,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李定等为骨干,在15年期间统治了宋朝的中心。

    老实说,这是北方士族前所未有的耻辱和危机,千多年的垄断被打破,托拉斯帝国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一点上,就决定了他们和洛、蜀两党在本质上的区别。

    洛、蜀两党想的是恩怨斗气,朔党要的是重返巅峰。

    巅峰,前党魁司马光的确把新党击败了,可是效果仅仅达到了削弱的程度。他本人和王安石同年死亡,算是互相抵消;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李定等人仍然有很高的公职,新法运动只是两年前的事,民间官场的影响都在,这些加在一起,他们随时能够卷土重来。

    要怎样才能把他们置于死地、彻底根除呢?这个命题是很难的,可绝对是必要的。王岩叟和他的同志们非常耐心地寻找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洛、蜀两党斗得水深火热时,机会终于来了。

    历史性的机会由一个官场的异类创造。这位异类名叫吴处厚,出身是很正规的,考上来的进士,出名的方式却独一无二,和宋仁宗生不出儿子有关。

    皇帝生不出儿子,在古代绝不是医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人品道德问题。以此为准,像宋仁宗这样几十年生不出一个健康儿子的,那么道德上的力度就要加大。

    吴处厚有本事把力度加大到穿越时空,从北宋一下子返回到春秋战国时。在那时地域最广大的国家——“晋国”,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的晋国还没有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后来赵国的祖先,当时晋国的豪族赵氏被政敌屠岸贾陷害,满门抄斩。唯一的孤儿赵武在两位义士程婴、公孙杵臼的保护下活了下来,后来报仇雪恨,逐渐坐大,建立了赵国。

    这件事很有名,在几千年里一直流传,在近代,演化出了京剧里著名的一出戏——赵氏孤儿。在古代它更是教科书里必备的一章,它太符合儒家的“忠义”思想了。

    很老旧的一件事,吴处厚给出了新解释。他认为程、公孙两人不仅仅是忠义的代表,更是爱护幼儿的典范,其巨大的爱心足以穿越千年保佑宋朝的皇子。为了让这两人开工,宋朝应该先有表示,给他们立庙,隆重地祭祀,之后就可以预备庆典,迎接仁宗的太子诞生了!

    仁宗很高兴,吴处厚有了前程。只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仁宗无论如何也没生出儿子来,吴处厚的前程也就连带着变得黯淡,在近20年的时光里他大概都用在和程婴、公孙杵臼讨论为什么没把爱婴行动进行到底上了。他的官运一塌糊涂,直到神宗都去世了,他还是个不入流的官场小芝麻。

    哲宗当上了皇帝,他人生的曙光终于再一次降临了,站在角落里仰望权力之巅,他突然看到了一位熟人,元祐元年时的次相蔡确。

    蔡确想当年他还跟我学过赋啊,我们有师生之谊!吴处厚喜从天降,第一时间给次相写信,深情追忆过去的时光,重温当年难忘的友谊,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请给我一个大官当当吧——!!

    等了很久,没有次相的回音。蔡确早就把他忘光了,就算是当年学赋时,也不过是文士间的探讨,还真把自己当成启蒙授业的恩师了?巨大的落差让吴处厚崩溃了,蔡确的形象变得恶毒,成了断送他升官发财美梦的最大罪魁,他恨他!

    可是峰回路转,蔡次相拒绝他,王首相却接纳了他。王珪保荐他当上了大理寺丞,他真的一步登天了。重新回到天堂,吴处厚满足了,他不再恨谁了,只要能一直保持这样,哪怕不再升了,也很好。但是命运再一次拐弯,这一次蔡确主动找他了。

    大理寺是宋朝的最高法院,理论上除了极少数的超特权阶级,比如皇室成员及近亲之外,全体国民的刑、民两法的审理都由它负责。

    吴处厚在这个位置上感觉非常优越,官是人上之人,最高法院的院长是官上之官!翻一下以前的案例,有多少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在这里摧眉折腰,他甚至可以幻想一下蔡确跪在他的办公桌前受审的快感。

    可惜好梦不长,很快他就知道了这个位子有多烫手。

    一个案子发下来了,王安礼、舒亶互相指责对方贪污。手捧卷宗,刚开始时吴处厚没觉得心烦,首先这两人都是官员,王安礼是前首相、新党党魁王安石的弟弟。嗯,来头不小,可惜该弟弟和王安石不一样,投靠的是旧党。

    吴处厚向四周望了望,元丰八年,还是新党的天下,那么简单了,舒亶是坚定的新党,不保他保谁?方向准确,正要操作,忽然传来了一张神圣的纸条。首相王珪指示,王安礼是他的好朋友,要关照他。

    吴处厚心领神会,王珪是首相加恩相,他的话是最高指示,必须照办。可是紧急关头又被挡住,又有指示到了,蔡次相说,舒亶是他的好朋友,你一定要关照。

    关照谁?

    抛开感情谈利益,新党的势力里不能当拦路石,分量明显不够,随时能掉沟里;可是恩相的话能违背吗?毕竟王相公才是他的靠山。想来想去,他只有拒绝蔡确。

    他相信这是正确的决定,一来报效了真领导;二来报复了小怨恨,从哪方面来说,都让他愉快加妥帖。事实证明他做对了,不久之后王珪投桃报李,对他的忠诚给出了回报,推荐他进入馆阁。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他至少会是两制官,与百官之首的宰执只有一步之遥。

    美梦成真,美梦终于要成真了!但是,他的生命里充满了但是,王珪的推荐居然没生效。他想不通,平时一位翰林当推荐者都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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