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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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领导的补充。在严如熤的规定中，团练不仅指民兵，更指为武装
村社作准备的整个过程。团练有时确实只指初步的登记和治安工
作：。团练既成，寓兵于民。。防御准备是拧紧地方管理螺丝的机会。
。显以作其御侮之气，即阴以折其作奸之萌。②。
这样，严如熤与龚景瀚同样认为，地方防御决不是一件简单的
阻止武装叛乱者侵入的事情。确切地说，它还包含在农村社会中
建立明确的分界线的内容。这些分界线（物质的是墙和栅栏；组
织上的是团练和保甲）使官员不但能够将叛乱者与他们的支持
者分离，而且能够用这种方法组织和控制乡村。良。民，防止他们
本身变为叛乱者。团练不仅是地方防卫民兵，它的存在，是为
了外部防御，同样也是为了内部控制，并且成为较大的行政体系的
一个主要部分。在嘉庆时期，它还没有突破国家的军事垄断。正
相反，。团练。对于嘉庆朝的官员通常具有截然相反的含意：一种在
国家监督下把自发的地方武装纳入全面的、官僚化的管理机构的
方法。
1805年，白莲教叛乱被镇压下去：尽管它使18世纪的黄金
时代突然地在暴力中结束，但它从未得到某种能够严重威胁王
朝生存的政治领导权或广泛支持。然而，它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
威信，耗尽了清朝的国库，因而它将公正地被载入人民起义的长
长的名单中，这些起义在一个多世纪的进程中，导致了王朝的没
落。
撇开叛乱组织的内部弱点，使清王朝取得胜利的因素有好几
个。除上述的地方管理和防御体制之外，还要加上1799年新皇帝
即位后正规军队得到虽然短暂但却有力的振兴，以及从无地农民
和失业者中招募地方雇佣兵（乡勇）以补充正规部队的因素。这些
雇佣兵分为不同类型。有的受雇于本地名流（如蔡运升），完全用
于保卫地方。军事化程度更高的那些部队，则受雇于知县或知府
（如方积），用来保卫他们的管辖区域，其人数有时达数千人。尽管
后一种类型在叛乱初期为数众多，但事实证明，维持它的开支太
大，对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员来说是难以承担的；从1798年开始，许
多人被遣散，回到他们的家乡当了地方防卫民兵。
比前述类型的军事化程度更高的是被招募随同正规政府军征
战的雇佣军。他们仍叫乡勇，但与其家乡村社的联系已被彻底截
断。尽管这些雇佣军比政府部队更能作战，但招募这类雇佣军是
一种花费多的危险的权宜之计。有的人本身就是亡命徒出身，并
被证明不可能遵守纪律；他们的忠诚只有靠厚赏才能得到，这是财
政紧张的政府难以承受的。地方行政官员如龚景瀚和严如熤，对
他们怀有深深的疑虑，如严如熤所说，这些人。杀人放火，习惯成
性。，很难重新恢复平民生活。叛乱平定以后，他们当中大约有一
万人转入绿营兵部队，因为大量遣散人员也被认为是危险的。当
1806年和1807年连续的兵变在他们中间发生时，政府对这些部
队的忧虑被证明完全是有道理的。①
尽管给王朝的威望和财政造成了严重后果，但白莲教叛乱对
王朝的军事制度却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虽然八旗兵和绿营兵看
来是虚弱和腐败的，但它们在近半个世纪内继续充任帝国的正规
军。与雇佣兵打交道的经验使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机构都感到不
安，雇用这种部队从未成为官方政策的一个部分。然而，从白莲教
叛乱的经验中的确产生了政策的一个有影响的组成部分：由方积、
严如熤、龚景瀚这些人制定的高度官僚化的地方防御和管理制度
被保存在行政先例的宝库中，在半个世纪后的太平天国叛乱时期，
对官方的思考起了突出的作用。
①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189－196、214－217页。严如熤：。三省边防
备览。卷12，第24页。这种雇佣军队转而隶属政府部队的著名例子是罗思举
（1764？－1840）的私人军队，罗思举原是土匪，后来变成白莲教最顽强的对手之一，最
后被吸收进正规军等级统治集团之中。。清史。，第4427－4429页；。清史列传。卷39，
第21页；罗尔纲：。湘军新志。（长沙，1939年），第148－149页。
第二节 太平天国叛乱前夕的
清代民兵政策
到了18世纪后期，清代社会进入了极度不稳定的阶段，白莲
教叛乱是这一事实的明白无误的标志，虽然它有限的波及地区和
不明确的启示有效地减缓了它对官方观念的冲击。然而，新时期
的基本现实并没有逃脱名流的更为敏锐的目光。令人吃惊的中国
人口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新的土地供给的实际
枯竭，由分家造成的小财产所有者的没落以及他们的后代沦为债
务人和佃农的情况：这一切在18世纪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著作中都
是显著的论题。洪亮吉所作的精辟而讲求实际的、悲观的社会分
析确实有一种马尔萨斯的调子，他警告说，这些趋势的一个不可避
免的结果就是造成民众的大量增加，他们在现存的经济和社会制
度中找不到存身之地。这些不为社会所接受的群体不得不在制度
以外，在各种非法途径中寻求活路，在异端形式——地方团伙、秘
密会社团体、流动匪帮——中寻求社会依附。①
① 铃木中正的。清朝中期史研究。第1章是18世纪社会问题的卓越而简洁的论
述。也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第270－275页，这是对这一时期
的学者们看到的人口问题的论述。
尽管这种情况以前在行政效率衰退时期曾经有过，但也可以
合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清代后期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对作为整
体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否不致带来新的类型的灾祸？完全撇开诸如
中国经济因国外白银流入而铸币增加这些外来因素，人口爆炸也
可以单独导致这种结局。如果人口过多、经济不稳定和农村混乱
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可以说只有一种对
地方管理和军事安全问题的新的处理方法才能防止传统秩序的完
全解体。白莲教地区叛乱的爆发是在小规模上提出了问题。不仅
是地方政府变得腐败衰朽了。更确切地说，民事和军事管理的传
统机制这时已没有能力对付庞大的农村人口的问题，在这些人口
中，其传统的社会关系已被日益加剧的你死我活的经济竞争所破
坏。虽然政府本身为其本质所限不能创造性地回答新时期的问
题，但一些学者和官员却已确信变革是必需的。
清代的军队与叛乱：两种观点
贺长龄，。经世致用。学派的领袖，本身也是一个有长期经历的
官员。与陶澍、林则徐这样的人一起，他属于那个有魅力的、谨慎
的行政官员集团，当整个官僚集团深深陷入道德败坏的境地时，他
们支撑着正在下陷的帝国大厦。贺长龄对于贵州的社会崩溃有丰
富的阅历，贵州是帝国最难控制的省份之一，他从1836年到1845
年在那里任巡抚。他认为那里的军事制度绝对不能令人放心。它
对镇压盗匪的工作贡献极小。因镇压盗匪而获得皇帝召见的人中
文官10倍于军人。用于军队薪俸的开支10倍于民事开支，军事
人员多出百倍；但军队却硬要把内部秩序的责任推卸给文职官员，
说除盗不是他们的职责。由于任何内部暴动都可以加上。盗。字，
很清楚，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责任是军队不能有效地推托的。
贺长龄的责难等于承认国内防卫制度无法应付从大规模叛乱
中产生的这类地方混乱。以秘密会社团伙、边界地区土匪，或以私
盐贩子、鸦片运送者为代表的这类地方异端武装，实际上处在正规
军队的管辖范围之外，而军队只有当叛乱已发展到威胁整个帝国
的程度时才发挥作用。贺长龄知道，日益增加的非法活动的高发
生率只能导致更严重的麻烦，不能坐视它继续下去。他因此建议，
正规驻防军应当建立相当于它全部力量5％－10％的另外的分
队，专门负责抓捕土匪。他们完全不担负正规部队所担负的看守
囚犯、押送税银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职责。更不正统的是，这种特
殊部队要从下层社会本身雇佣：那些已经陷入暴力生活方式的人，
熟悉土匪的活动方式和土匪的踪迹。没有迹象表明这个建议是否
已经正式实施。但它表明了现存军事体制与维持中国农村秩序和
现状的任务已经到了互不相干的程度。①
左宗棠，另一个与经世学派有密切关系的湖南学者（后来是著
名的军事领袖和政治家），因中国军事制度在鸦片战争中发挥作用
的方式而深感不安。问题不仅是无能：错误在于在特殊条件下将
内地省份的驻军调去对付沿海威胁的做法。他写道，驻防军分散
成小部队，以网状形式遍布各省，担负着支撑国家权力和抑制叛乱
的使命。如果它们被调往别处对付突发情况，危险的裂口就会在
地方控制网上出现。正是这样一个裂口（绿营兵部队被调出湖北
去镇压湖南、贵州边界地区的苗族叛乱时造成的）使1796年的白
莲教起义成为可能。现在，在50年后，新的大叛乱的威胁还在萌
生并且难以看出；但是一旦地方驻军的调动使爆炸性的社会力量
释放出来，叛乱的时刻就会到来，后果不堪言说。
左宗棠谈论的实际上是内部驻军体制已不能再动员一支远征
军，因为农村社会现在是太不稳定了。只能让它们留驻在规定地
点并专注于内部控制任务来捂住盖子。他在1840年写道：。若不
及时熟筹通变之方、持久之策，正恐事终无补而患不胜防也。。
① 贺长龄：。黔省下游各营专设捕盗兵丁议。，载罗汝怀编：。湖南文征。（1871年）
卷14，第8－11页。
左宗棠认为，惟一的解决办法是让地方自给自足。他进而提
出一个增强抵御英国的军事实力的有力计划，包括从渔民中招募
海军雇佣兵、由地方官员训练名流的部队（亲兵）、修建堡垒，以及
建立新的船坞和军火工厂。这些措施有可能使沿海省份能够依靠
自己对付外夷而不必夺走内地的驻防军。①
从北京朝廷的观点来看，军事上的紧急情况可以用几种办法
对付，但都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一种可能是大大扩建正规军系统，
而现已枯竭的国库又承担不起；另一种可能是招募特定的雇佣军
对付特殊的紧急情况，这是一种朝廷采用过的权宜之计，尽管从遣
散他们常常随之产生混乱的观点来看，这样做是高度危险的。第
三种可能是在地方一级建立民兵制度，这个政策问题在拼死挣扎
的19世纪80年代讨论得很多，并且由于民众对英国在沿海省份
的存在的激烈反应而变得复杂了。
民兵与外夷问题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1892年编，台北1964年翻印），。书牍。，卷1，第
10－11页。
鸦片战争期间席卷广州地区的组建地方武装的潮流不是由官
员们引发的，但却是官员们必须作出回答的一个难题。在这个10
年的剩余时间里，官方有关地方民兵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1841年5月的一个著名事件的经验的制约：当停战正在安排时，
广州附近绅士领导的民兵在这个筑有城墙的城市北面的农村中使
一小队英军堕入陷阱。三元里村附近山丘上出现的约7500名武
装农民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混乱的战斗，英军遭到1人死亡、15
人受伤的失败。农民民兵（很快增加到20000人之多，来自100个
或更多的村庄）击退了入侵者；他们就这样展示了觉醒的正义的人
民的力量，以对抗正统政府不敢正视的邪恶的外夷。如果说三元
里事件凌辱了英国人，它也使中国官员吓了一跳，他们不无理由地
害怕群众的仇外狂热将引起外夷重新动用暴力。由广州知府和两
个当地知县组成的代表团急忙赶到现场，说服名流领导人解散民
兵。民兵分散回到他们的村庄，使英军能够撤出他们被围的连
队。①
在三元里事件前，广州官员已经鼓励绅士在广州地区倡办民
兵组织；但现在，却产生了一些新的考虑。英国军队的优势使地方
官员懂得了帝国的命运——更不用说他们自己的前程——取决于
他们。驾驭。（羁縻）外夷和避免军事失败的本领。
① 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动乱。（伯克利，1966年），是关于三元里事件以及它的来龙去脉的论述。有关这一事件我从此书中获
益颇多。并参看铃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的起源。，载。史学杂志。第62卷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