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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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船只。现在他们又向东北进军，穿过洞庭湖，攻占了洞庭湖口的
战略城市岳州，进入了大江本身。到12月底，他们已经夺取了湖
北首府武昌正对岸的汉阳。③正好在汉阳陷落之后，朝廷命令曾
国藩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协作，在湖南办理团练。
。团练大臣。策略的背景
在地方组建武装的官方模式中滋长着一种明显的矛盾心理：
既赞同寻求绅士的首创性，又惧怕他们的卷入。这种矛盾心理当
19世纪中叶叛乱者集聚力量时仍继续存在。自1847年雷再浩叛
乱以来，朝廷已在着手制定鼓励农村团练的政策，虽然它一直坚信
镇压白莲教时所获得的智谋，尤其是坚信官方的严密监督和保持
低水平军事化的做法。团练最经常地与保甲和坚壁清野一起被提
及，后两种制度是嘉庆时期地方管理政策的基础，它们强调政治控
制甚于军事力量。私人的非正规军的发展肯定不是朝廷所希望
的。的确，1850年年中有人上疏，请求朝廷注意广西的混乱，并指
出村庄已征募自己的勇军以与正规军一道作战。朝廷的反应是惊
恐的，批复的敕令命令官员控制这些地方队伍，以防止它们变成骚
动或叛乱的力量。①
① 。清实录。，咸丰，卷12，第3页。
② 同上书，卷17，第10页。
③ 。剿平粤匪方略。卷13，第27－28页。
④ 。清实录。，咸丰，卷17，第10页；卷29，第1页；卷33，第29页；卷34，第16页；
卷36，第4、9页；卷37，第8页；卷38，第11页；卷61，第30－31页。
在叛乱早期，至少到1852年，朝廷对于以官僚政治方式组织
起来的管理体系仍抱有信心。1850年10月，两广总督徐广缙奉
命效仿嘉庆初期的坚壁清野制度。团练在防止叛乱者与民众。勾
结。方面是起作用的，它显然是一种治安管理的形式。②1851年6
月，大学士卓秉恬向皇帝推荐龚景瀚有关叛乱的文章，皇帝转而推
荐给省级官员。一年后，当太平军即将打入中国中部时，朝廷还在
推行白莲教时期的镇压叛乱的方法。③
除坚壁清野外，公认的万应灵药必然包括保甲。朝廷把团练
和保甲看作类似的和互相补充的制度，在鼓励团练的同时也命令
在整个帝国恢复保甲制度。作为响应，许多省份的官员及时向皇
帝上报了颁布新的保甲规章的情况。④
朝廷坚持对地方武装进行官僚政治的控制，是出于对名流独
立军事活动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省
级官员的态度的反映，对他们来说，任何各类的非正规军事活动都
引起对他们不愿重视的农村混乱的注意。像老朽无能的广西巡抚
郑祖琛（1850年11月被撤职）那样，许多官员是在故作不知中寻
求安全。①他们不只是不愿意采取行动抵御叛乱，而且也不情愿
听任地方氏族对事态进行干预。到1851年夏，广西的名流忙于民
兵工作，以致乡试两次延期。而许多官员却仍然以冷淡的或者怀
有敌意的态度接受这项事业。②
① 汪堃：。盾鼻随闻录。，载向达：。太平天国。第4册，第354页。
② 。清实录。，咸丰，卷35，第15页；卷39，第10页。
③ 。清实录。，咸丰，卷27，第13页。
④ 同上书，卷38，第13页。
⑤ 同上书，卷16，第15页。
结果，担心动乱的地方官员和担心其生命财产的正统名流之
间的利益上的明显分裂扩大了。对需要促进民兵工作的地方利益
集团来说，补救的办法只能是越过省级官僚机构的长官，通过监察
机构或在京城的私人关系以使皇帝了解情况。刑部尚书、咸丰皇
帝的亲信杜受田，将广西绅士指责地方官对民兵漠不关心的奏单
呈递给皇帝：当象州的某一绅士依靠自己的地方部队击败了一伙
叛乱者时，知县没有给人们分发奖赏，于是人们怒冲冲地散去。③
另外一次，被控告的是湖南官员，他们或者拒绝接受有关他们县内
。教匪。的报告，或者将这些报告转送上峰而把。盗。字改成。窃。
字。④既然从地方当局不能得到保护，广西几个府的绅士便于
1850年10月派遣一个以举人李宜用为首的代表团到北京，通过
监察机构呈交他们的指控。这个事件仿效田润建议的模式（见第
二章第二节），田润的建议可能代表了绅士所采取的行动，即通过
监察机构以越过地方长官向最高层申述。⑤
也许是对由北京官僚机构内有权势的同情者所支持的这类绅
士的申诉的回答，朝廷开始对民间反对叛乱的主动性表示了有限
度的容忍。1850年10月12日，朝廷批准了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救
行动。徐广缙宣称，。如绅士商民中有能自为团练并出资协助有裨
军需者，既可自卫身家，即宜量为甄叙。。①这似乎是一个明确的
号召，要富人们在他们自身的防御中拿起武器。然而在这个关头
有关朝廷政策给人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对官方以外的军事组织的新
的信任，也不是官方关于团练应当是什么的观点有了变化，而是认
可这种权宜之计时的小心谨慎和犹豫不决。朝廷掌握的有关南方
事件的情报显然是不可靠的，它受到了绅士申诉的推动，同时也无
疑没有忘记绅士在地方的（虽然不一定是国家的）现状中的长期利
益，所以它小心翼翼地在一切似乎出现支援的地方寻求支援；它还
可能发觉，所批准的活动早已在进行了。但是朝廷对非正规军事
部队的疑心仍然存在。仅在号召绅士和商人组织团体的3天以
后，朝廷又重申了禁止私人制造或拥有火器的传统禁令。②
① 。清实录。，咸丰，卷17，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7页。
我们评价曾国藩被委任办理湖南团练的意义时，必须想到这
个背景。曾国藩是朝廷在这个时期从各省挑选出来的许多官员之
一。这些团练的督办人员（后来被称为团练大臣）大多数是从前的
各部侍郎、前任巡抚、布政使或按察使，或有类似经历的高级官员，
他们碰巧正在自己的家乡地区居住。与通常的官方委任不同，他
们不受回避法的限制。曾国藩与湖南绅士密切联系正是朝廷特别
想要利用的。朝廷充分了解地方组建武装的过程在中国南部和中
部正在加快，于是谋求加以控制，让第一流的地方名流——高品级
的官员－绅士——加入负地方之责的网状系统。曾国藩作为正规
的省当局的半官方助手，他的任务的实质即在于此。委任团练大
臣，朝廷所寻求的不是促进新的军事计划，而是控制已经在相当程
度上展开的组建武装的过程。①
湘军的形成
① 罗尔纲在。湘军新志。第22－24页中提供了1853年委任的团练大臣的名单。
② 曾国藩：。书札。卷2，第11页。左宗棠：。书牍。卷2，第2页。
曾国藩对地方组建武装有自己的明确看法，而且可以说对农
村中正在发展的方式很不赞同。特别是地方名流创立武装组
织——名流因现在正在取得地方征集资金的权力而使这项活动成
为可能——给农民添加了无法忍受的苦难。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
看法甚至比朝廷还要保守：团练基本上应该非军事化，应当作为保
甲的变体完全为内部的安全而发挥作用。地方防御的人员如果全
部是用农具武装起来的农民，就不需要专款。既然没有资金需要，
团练就可以使不大自重的绅士没有机会向农民逼取团练费用而
。分肥。。使曾国藩的看法变得非常出名的惯用语是。重在团不重
在练。，也就是组成集体但不训练。曾国藩写道，团实际上不过是
保甲：编制登记册，肃清罪犯或叛逆者；这些任务所费不多又能迅
速完成。在这一方面，曾国藩的看法与左宗棠很接近，左宗棠认为
团练对于巩固内部比对于外部防御更为有用。②
但是，曾国藩自己的行动方针最终还是取决于更激进的信念：
村庄组建武装不管怎样积极推行，也完全不足以满足当时的军事
需要。与江忠源和胡林翼一样，曾国藩懂得，如果正统名流要力挽
狂澜，防止王朝和他们自己垮台，就需要军事化水平更高的部队。
为了理解他此后的作用以及他在这时建立的湘军的真正性
质，我们必须记住，在曾国藩加入地方组建武装过程时，这个过程
早已开始了。与江忠源和王錱不同，他不必从头建立勇的部队，而
是在把已经存在的部队聚集起来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臵。他始
终处在募将而不是募兵的位臵上。换句话说，他从一开始就处于
较高的指挥层次上：他拥有这样的地位，部分地是由于他的高级官
阶，部分地是由于他在湖南绅士中的声望和影响，也部分地由于命
运将他臵于战略地位上。
在1853年的头几个月内，曾国藩着手在长沙组合一个勇的联
合体。在由罗泽南和王錱动员的一千来人之外，又加上由干练的
满族官员塔齐布率领的、从绿营兵中专门挑选出来的士卒组成的
部队，以及来自湘乡的由曾国藩的弟弟国葆和其他绅士招募的新
的营。知县朱孙诒自己也被调离他的职位，奉命去征集勇的分队。
从南部的新宁和宝庆来了一批批新的勇军，他们是由江忠源的年
轻亲戚们以及有军事头脑的宝庆知府魁联招募的。江忠源本人这
时被委任为湖北按察使，已把原属于他的大部分新宁部队留在长
沙，由他的兄弟忠济和刘长佑指挥。①
① 罗尔纲：。湘军新志。，第30－33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053－1054
页；曾国藩：。年谱。卷2，第1－7页。
② 曾国藩：。奏稿。卷1，第47页。
曾国藩显然根本不能保证朝廷会批准这种范围的新的军事计
划，因此他（作为团练大臣）报告说，他正在组建一个。大团。。不管
朝廷是否由于这个规范化的术语而安下心来，曾国藩很快放弃了
这个编造的名称，不再用团练术语来称呼他的部队。②
曾国藩最初的计划是将这个勇军的联合体组建成大约1万
人的军队，然后把它臵于他的门生江忠源的指挥下，他认为江忠
源是比他自己更合适的军事领导人。但是这年秋季的一些事件
暴露了江忠源的新宁部队组织上和军纪上的突出弱点，迫使曾
国藩得出结论：新军必须在他自己的领导下，并依照他自己的模式
组建。①
① 王辏г酥赋觯」芙以吹挠戮氖科芨撸永疵挥行纬裳厦艿哪诓孔�
织；甚至在它参加了长江的战斗和人数大大扩充之后，它的指挥机构也不比江忠源开
始参加乌兰泰部队时的300人队伍的指挥机构周密复杂。。湘军志。（1909年）卷15，第
1页。
② 罗泽南：。年谱。上，第13页。
这个模式，如罗尔纲曾说明的那样，大部分是从明代军事组织
和训练方面的专家戚继光的方法中借用来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
方法也被胡林翼的亲兵所借用。曾国藩最初抵达长沙时，发现戚
继光的招募和训练的方案已经被罗泽南和王錱运用。②戚继光著
作里提倡的特殊方法这里不予详述，指出对湘军结构最有影响的
组织上的基本特色就足够了：（1）强调低层单位的训练和纪律，以
及（2）依靠从班一级向上伸展到金字塔指挥顶端的效忠个人的网
络系统。低层单位指挥者的关键作用与对个人地位的强调，都反
映在戚继光的基本法规中：每一级的将领招募这一级直接下属的
将领，这样就将军事指挥结构与原有的忠诚和报效的纽带连接起
来。这个制度与正规清军的制度形成鲜明对照，在清军制度中效
忠个人被严厉制止，组织的所有部分被认为是可以互调的。
这样，湘军的征募和指挥结构在一些重要方面是一般中国社
会结构的某些统治原则的反映。曾国藩的军队中所体现的依附和
庇护关系的倾向通常表现于家庭关系和准家庭关系之中，尤其是
在师生关系之中。在军队阶梯的底部，这些关系自然地从氏族关
系中产生。在中层和高层将领之间，这些关系产生于师生的纽带
（例如王錱和罗泽南、江忠源和曾国藩之间的纽带），以及把兄弟或
同窗的纽带（例如曾国藩与胡林翼之间的纽带，两人都对吴文镕尽
晚辈之礼，或曾国藩与刘于浔之间的纽带）（见下节）。曾国藩所建
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军官团；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私人
门生形成的。门户。。
在500人的营这一级上，效忠个人的意识特别强烈。这类依
附关系如此重要，以致一个独立的营常常以它的指挥者的个人姓
名来称呼（例如霆营，就得自它的指挥者鲍春霆的称呼，他通常叫
鲍超）。营的指挥者不管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