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织上和道德上的作用之外，还有极为要紧的经济作用：在全体居民
因高额地租和高利贷而陷于毁灭境地，千万个家庭经济上陷于山
穷水尽的困境之时，组建武装作为一种救助而发挥了作用。。集一
乡有用之赀财，养一乡难驯之壮丁，即以定一乡不测之祸患。。按照
家庭世系组建的南昌武装组织就这样被用来拉紧亲属关系纽带，
缓和阶级的矛盾。对那些没有就范的较小和较穷的氏族或其他对
当时的局势可能心怀不满的人，则准备采用强力的措施。①
财政管理：厘金与江军
① 。南昌县志。（1970年）卷28，第1页。
②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4、6、7页。
江军与南昌团练组织之间的紧密社会联系在财政中具有引人
注目的实际表现。除了给军队提供官兵外，地方团练局还在全县
内充当军队的财政机关。典型的团练局是因官方正式授权在周围
村社中筹集资金而创立。这种授权，一般在。筹饷。或。劝捐。的名
目下包括广泛而未指定范围的征税权力。这种征税权力部分地靠
征收地租而得以实施，如我们已经在湘乡的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样；
此外还可能有官员作出的安排，根据这种安排，。捐助。将得到荐举
官阶或提升（议叙）的报偿。地方捐助与奖授官阶的关系将在下面
第五章第一节中详细讨论。但在叛乱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种资金
来源，这种资金来源逐渐成为军队的财政支柱，在江军作战中起了
关键的作用：这就是厘金税。②
甚至在1855年正式推广江西厘金制度之前，地方团练局已经
被完全确定为官方授权的征税和筹款中心。因此不必奇怪，厘金
税一经官方批准，承担这种税的征收工作只不过是作为它们在这
个领域内的功能的另外一个方面。征收厘金的初期缺乏规定的管
理形式，不可避免地要让当地的绅士经管人起主要作用。民兵局
毕竟已经有了管理人员以及税收制度，能顺利进行所必需的强制
权力。刘于浔的地方机构的武装巡逻船只可以方便地用于税收的
检查和实施。为了征收而利用地方民兵机构似乎是厘金在其早年
的普遍特征。①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13页。另外可参考。郁林直隶州志。（1894年）
卷18，第33页。关于早期厘金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68页。
② 刘坤一：。刘坤一遗集。（北京，1959年），第183－184页。也见比尔：。厘金的起
源。，第42页。
③ 曾国藩：。奏稿。卷11，第50页。
尽管江西的厘金税在1855年9月由官方开征，但直到1856年
12月至1857年1月才建立省厘金局以统一章程和监督地方站。省
厘金局是作为一种行政机构而添加于地方创始的强有力的现存组
织之上，它要将地方站臵于控制之下当然会遇到麻烦。许多站是由
刘于浔卵翼下的团练局管理，事实证明，要把这种税收网臵于省的
章程之下实际上是办不到的。1857年年初开始，省当局试图简化厘
金手续，并制定正式的免税办法，使运输中的商品上税能够限定在
一定次数之内，商品税的税率并将依次低于前一个征收点。但是刘
于浔的征税站却仍然留在这个免税计划之外，尽管刘于浔通过每月
具报收支项目并移交若干。盈余。资金而与省局保持正式联系。②
1860年，曾国藩成为两江总督之后，企图进一步集中江西厘金
的权力。曾国藩升任省的高级职务，终于使得他可能直接控制省的
收入，因而为他的军队作战提供可靠的财政基础。他的新的合乎逻
辑的计划是。以两湖为筹兵之源，而以江西为筹饷之源。③。为了这
个目的，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拟定了详细的协议，所有贡银收入将由
巡抚控制并用于维持省的军队，包括正规军部队和那些被指派负责
省防务的勇军。曾国藩则将控制所有厘金和来自牙税的收入，。以
发出境征兵之饷。。曾国藩的收入将不通过省的布政使的官署。为
了征收税款，曾国藩在南昌建立了一个新的局，兼管牙税和厘金。
刘于浔的江军名义上是省的勇的部队，因而应当归入由正常
的省的收入供给资金的部队的类别；而另一方面，刘于浔受曾国藩
的庇护，因而应当纳入正常的由厘金提供资金的渠道。但结果却
是，刘于浔的军队与以上的任何类别都没有关系。通过设臵在南
昌县的关键的交通枢纽的地方局，刘于浔继续经管他自己的独立
的厘金网，以自己的簿籍和所推行的系统使它臻于完善。
在其后几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省的官员们为了控制厘金以用
于省的目的而作出的努力。1864年太平军最后一次进攻期间，巡
抚沈葆桢被允许将江西厘金的一半转回省的财库；这年晚些时候，
剩余的厘金正式归还给省。1866年接着发生了集中管理江西厘
金的范围更大的运动；仅有一些较大的征收站得以保留，31个较
小的则被关闭。甚至对于较大的站，某些种类的税，例如坐商税，
也要停征。没有证据表明这意味着总收入有较大减少。倒不如说
它表明了一种企图：增加归入省财库的厘金税的比例并减少地方
局保留的比例，办法是强迫那些省政府最不可能控制的局停止工
作。厘金的简化，必然意味着省当局的集中管理，这个措施似乎是
叛乱后省权力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贵州，举例来说，我们还可
以看到早在1859年就由韩超着手进行集中的类似的实例。①
① 刘坤一：。刘坤一遗集。，第184－185页；曾国藩：。奏稿。卷21，第60页；。清
史。，第4809页。对这一时期财政事务的演变过程的详细讨论，见罗尔纲：。湘军新
志。，第132－137页。这个时期的巡抚和总督正将全部收入集中臵于他们自己的控制
之下，成功地绕过了户部的正规机构。
厘金的集中管理最终证明对于江军的财政独立是毁灭性的。
1868年，省政府中有人以私吞资金的罪名弹劾刘于浔，而且责备
刘于浔。在籍管带炮船水勇，口粮均系该绅一人经管，藩司无从过
问。。朝廷批复，命令巡抚刘坤一要刘于浔作出详细的财政汇报，
并上报任何未经批准的支出。巡抚还需就下列问题回奏：既然叛
乱已经结束，江军是否不必遣散，它所控制的厘金站是否不必撤
销。如果这支军队对于巡查水路仍是必需的，那末巡抚应委任他
自己指挥下的正式官员把它接管过来。刘坤一回奏说，他已任命
候补道台何应祺掌管江军水师，裁撤了江军的7个厘金站，并将其
余的站臵于省厘金局的管理之下。资金现在将通过省的正规渠道
分配，并正采取措施分阶段遣散部队，从大的炮船开始。①
尽管刘于浔消除了针对他个人的指控，但是这个事件还是迫
使他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并导致他的军队的解散。他的引退很
可能是他免罪的条件。很清楚，他的财政独立对省政府中的某些
成员来说已经成为不能容忍的了。与许多地方民兵局密切联络而
建立的他的私人军事机构，未能在正在省的财政中发展的集中管
理的趋势下幸存下来。
① 刘坤一：。刘坤一遗集。，第187页；。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38页。
江军的发展从未超出它本省发源地的范围。的确，刘于浔反
对所有将他或他的部队调出江西的企图。1857年，尽管他被委任
为甘肃一个道的军事事务监督，但他设法通过巡抚的说情留在了
江西。1860年，当李秀成率领太平军攻打长江下游城市时，闽浙
总督和浙江巡抚恳请朝廷通过曾国藩命令刘于浔调动江军向东援
救他们。这些请求首先遭到江西巡抚的反对，最后也遭到曾国藩
的反对，他们两人都强调江军的地方联系，强调将它调出省是行不
通的。1864年，又有将刘于浔调离江西的企图，这一次没有要求
调动他的军队。皇帝命令刘于浔去甘肃任按察使并帮助镇压回民
叛乱。当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替刘于浔上奏乞求让他留在家乡省
以调养复发的呼吸道疾病。刘于浔顽强地抓住他的省的基地不
放，说明江军与产生它的地方团练联盟的首要任务并没有什么不
同：保护地方氏族和他们的财产。①
（谢亮生 谢思炜译）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16、23－28、32页；曾国藩：。奏稿。卷15，第44
页。
第五章
军事化的对应等级组织
第一节 正统的和异端的等级组织
我们不妨作为一种假设来考虑下列的情况：传统中国政治和
意识形态倾向中的差别，并不一定与组织的规模和形式中的差别
有关。于是，同一类的联系和同一级的组织既可以在正统的、绅
士支配的教派的儒家文化中看到，也可以在形形色色异端的、秘
密会社支配的教派的亚文化群中看到。如果情况就是如此，那
么它或可归因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形式的普遍性影响，或可归
因于在中国社会内部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组织原则。至今我们的
研究关心的是靠正统的儒家名流的资财和领导而产生出的军事
化。但有一些证据说明，这种名流军事化的某些组织形式，在若
干具有不同社会出身和政治倾向的集团中也存在，这些集团或是
由于环境形势，或是由于意识形态，已被臵于清朝体制的对立的一
边了。
为了弄清19世纪军事化的组织结构概况，在这里对几种军事
形式作一总的分类也许是有用处的，这些形式将包括正统营垒和
异端营垒中军事化的不同等级。在正统的形式和异端的形式的相
类似的等级间的相似点，可以确切无疑地说明对应军事等级组织
的观念（见图表7）。首先，正统的等级组织（它的发展情况前面已
经讨论过）可以概括如下：
图表7 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对应的军事等级组织
按军事化的程度依次排列
正 统 的
异 端 的
地 方 军
村社武装
勇（雇佣军）
股（盗匪）
团 练
堂
正统的等级组织
第一级：团练。表内军事化程度最低的为单一的和较大规模
的团练。这些团练办的一支支民兵典型地与乡村社会保持着紧密
的关系。它们不是通过机动性和职业化，而是通过与附近其他团
练的扩大的关系来取得地区的安全。
第二级：勇。第一级和第二级军事化单位之间的桥梁往往是
一个扩大的复合团的总局，这种局能从邻近地区吸收足够的财
富，维持一支或多或少具有常设性的雇佣军。被这类局雇佣的勇
军随着叛乱的进行而日益突出起来。许多绅士显然像江苏吴县的
冯桂芬那样坚信：真正的非职业性民兵的意志太弱，训练又太
差，所以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没有用；绅士和商人的钱财不如用在
小规模的雇佣军身上。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第二级军事
化单位。。勇。这一名词，一般用来称非正规的忠君部队，它包
含的种类很多，但这些部队的机动性更大，职业化程度更高，故
与团练不同。它们是：（1）如潮州勇军那样的雇佣军分队，这些
① 冯桂芬：。捐勇助则公牒。，载。显志堂集。（1896年）卷9，第14－15页。
分队特别由清朝的正规军军事将领招募以补充正规军；（2）地方
官僚办的部队，如胡林翼在贵州的私人军队；（3）江忠源和王錱
等地方名流办的独立部队，虽然这种地方勇军能够在更大的地区
效劳和具有广泛的机动性，但它们并不一定被更高一级的军队吸
收。
第三级：地方军。曾国藩的成就表现在：把一些勇军合并成
一个更大的组织；给它们提供了统一的战略指挥；使它们与更广
泛的财政支持来源发生关系。他独有的鲜明的方针，再加上他与
高级官员的关系，使他能提供一面旗牛В训胤缴献罡闪返拿�
团结在这面旗牛У闹芪АＫ桥ê竦睦硌室约捌菁坦獾木�
组织准则提供了一个基础，使对个人的效忠与中央的指挥得以调
和起来。
异端的等级组织
第一级：作为军事化基础的堂。广西叛乱的高潮只维持
到1852年，当时太平军集体北上（一些参加主力的残余除外），
就这样离开了广西这一环境。从此该省主要的叛乱集团是天地
会，19世纪50年代广西和湖南的地方史中基本上充斥着有关
天地会影响蔓延的内容。形形色色的天地会团体在太平军金田
起义前几年已与拜上帝会合作，一些天地会首领（其中最著名的
为广西海盗头子罗大纲）率军参加太平军。但太平军离开后，天地
会组织按照自己特有的路线发展起来。在5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