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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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市、町、村负有相当巨大的责任。这是一种对社会共同体的责任。20世纪20年代，日本有了全国性的政党，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里都意味着“执政党”和“在野党”轮流执政。但在此时地方机构依然丝毫不受党派斗争的影响，仍由长者们领导。但地方行政机关在三个方面是没有自治权的。这就是：法官均由国家任命，警察和教师也全是国家的雇员。因为日本大部分民事案件至今仍然是由仲裁或通过中间人来解决的，所以法院在地方行政中几乎毫无作为。相比之下警察更为重要。每逢有临时集会，他们都必须到场维护治安，但这些职责并不是¾；常性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居民做身份和财产记录。为了防止警察与地方政府关系过密，国家¾；常把他们从各地之间进行调动。学校教师也是如此，国家对学校的规定十分严格，跟法国一样，日本的每一所学校在同一天里教授同一本教材的同一篇课文。每一所学校都在早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广播体操。市、町、村对学校、警察和法院没有自治权。
日本的政治结构处处显示着与美国的不同。在美国，最高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由民选产生的代表来行使，地方的管理工作则主要由地方警察和地方法院来执行。但是，日本的政府结构与荷兰、比利时这样彻头彻尾的西方国家在形式上没有什么区别。例如，荷兰与日本一样，所有的法案都由女王的内阁一手操办，议会实际上从未制订过法律。甚至镇长和市长都是由女王来任命的，因此其形式上的权力对地方性事务更直接而深入的影响，是超过1940年以前的日本的，尽管实际上荷兰女王通常认可地方提名的人选，但必须由女王任命则是事实。警察和法院直接对君主负责，在荷兰也是这样。不过，在荷兰，任何宗派集团都可以随意建立学校，而日本的学校制度是完全复制法国的。在荷兰，地方对运河渠道、围海造田以及本地的发展也是整个地方政府的任务，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市长和官员的任务。
日本同西方国家政治结构上的最大不同不是体现在形式上而是体现在职能上。日本人根据古老的习俗养成了顺从的习惯，并且融入其道德体系和礼仪中。政府可以确定的是，当“阁下”们在其“适当位置”上尽职时，他们的特权将受到尊重，这不代表他们的政策得到了拥护，而是因为在日本逾越特权界限是不容许的。在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国民舆论”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政府只是要求“国民实际上的支持”。当中央政府越俎代庖来对地方事物进行干涉时，出于尊重，地方政府也会对上级的裁决表示接受。国家及其各种职能并不是如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无可回避的噩梦。在日本人看来，国家几乎是在完美地为他们的幸福而运作。
另外，考虑到舆论监督的作用，日本政府在提到“各安其位”的等级思想时非常谨慎。这么说并不过分：在合法的民众权限内，即使是为了国民自身的利益，政府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负责振兴农业的政府官员改良旧式农耕法时，也不能靠行政手段硬性推行，这就如同美国爱荷达州担任相同职务的官员一样。在鼓励建立由政府担保的农民信用社或农民供销社时，政府官员必须与地方名流举行长时间的多次交谈，并尊重他们的决定。地方的事情由地方处理。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各人的权利必须在各自的范围内行使。比起西方文化来，对“上级”更加尊敬并给予他们更多的行动自由，但是“上级”也必须恪守本分。日本人的座右铭是：各得其所、各安其位。
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们在宗教领域制定的制度比政治方面更加离奇，不过他们还是在按同样的座右铭行事。因为一个国家往往把它对宗教信仰的管辖视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象征，其他信仰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由于它被视为国家的象征，对他的尊重就像美国人对自己国旗的尊重一样，所以他们说这不是宗教。正因为如此，日本要求国民信仰国家神道的行为与西方的信仰自由则并不相违背，犹如美国要求人民向星条旗致敬一样。这不过是忠诚的象征而已，因为它“不是宗教”。所以日本可以在学校里教授国家神道，而不必担心西方的非议。国家神道教的教义就成了神话传说时代以来日本国的历史，成了对“万事一系的统治者”天皇的盲目崇拜。国家神道是由国家支持、国家控制的。所有其他宗教领域，即使是祭祀神道，更不用说佛教和基督教信仰，任由个人随意处置，同美国的情况几乎一样。这两个领域在行政及财政方面也是分开的。国家神道的神职人员、仪式和神社等一切费用都是由国家维持的；而祭祀神道，以及佛教和基督教各派的¾；费则靠教徒们自愿捐赠。
鉴于日本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官方立场，所以人们虽不能说国家神道是一个庞大的国教会，但至少可以看作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关。日本遍布各地的神社超过11万座，其中有祭奠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也有逢特别仪式才进行清扫的地方小神社。全国性的神官等级制与政府官员等级制相并行，由最低级的神官到郡市及府县的神官，一直到被尊为“阁下”的最高神官。与其说他们是在为民众主持祭祀，不如说是为民众举行典礼。国家神道中没有什么东西与我们日常活动中的宗教仪式相类似。因为它不是宗教，法律禁止它的神职人员宣讲教义，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理解的那种礼拜仪式。取而代之的是在频繁的祭祀日里，町和村的正式代表前往神社参拜，这时神官就在他们面前举起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布帛在他们头上挥动以为他们驱邪。神官们打开大殿内门，用高声呼叫来请下诸神享用贡品。在神官祈祷时，参拜者们依各自身份毕恭毕敬的献上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神圣的小树枝，树枝上还以白纸条作为垂饰。接着神官们再次高声呼叫送走诸神，并关上内门。在国家神道的祭日，天皇也代表国民举行仪式，并且政府部门放假休息。但这些祭日并不像地方神社祭礼或佛教祭日那样是民众的祭日。地方神社和佛教祭日是国家神道之外的“自由”领域。
在这个领域里，日本人信奉符合自己心意的几个大教派，并按自己的想法举行祭祀。佛教仍然是信徒最多的宗教，各个教派的教义和教主都不相同但却非常活跃。甚至神道教也有很多国家神道之外的各种教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推行国家主义之前，某些教派已¾；成了纯粹的国家主义的堡垒。有些教派被比作为“基督教科学”侧重精神修养，有些信奉儒家信条，有些搞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的活动。大多数的民众祭日都不属于国家神道。祭日里人们涌至神社。他们个个都漱口净身，铃或拍手请诸神降临。恭恭敬敬地叩头礼拜之后，再一次铃或拍手，把神送走。接着就走出神社去，开始这一天的主要活动，例如到摆摊小贩那儿买玩具和好吃的东西，观看相扑比赛、驱邪魔法和由小丑插科打诨的“神乐”舞，总之是尽情享受这种自由热闹的节日气氛。一位曾¾；在日本居住过的英国人说，他在日本的祭日里常常回想起威廉姆。布莱克的一首诗：
如果教堂赐予我们美酒，
再将灵魂中的欢乐之火点燃，
我们将终日唱诗祈祷，
永远不会离¾；叛道。
在日本，除了那些献身于宗教的人以外，宗教决不是严峻的。日本人还嗜好外出朝圣，他们把这看作非常愉快的假日休闲。
因此，明治政治家们细心地在政治方面划清国家职能范围，并在宗教方面划清国家神道的职能范围。至于在其他领域，人民则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作为统治者，他们把与国家直接有关的重要事务，都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创建陆海军时，他们就遇到了类似问题。像在其他领域里一样，他们在军队中废除了旧的等级制度，而且相比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他们做得更加彻底。他们甚至在军队里废除日本的敬语，虽然实际上的旧习依然存在。军官的晋升不是看家庭出身，而是看个人的实际能力，这种政策的彻底性在其他任何领域都达不到。理所当然的，军队在人民中的声誉很高。这无疑是新军队获得民心的最好办法。连和排是由同一地区的乡邻所组成的，和平时期服兵役的地点离家很近。这不仅意味着士兵与当地能够保持联系，而且还意味着在服役军人的两年军事训练生活中，军官与士兵、老兵与新兵的关系取代了武士与农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讲，军队在许多方面起到了促进民主的作用，真正成为了人民的军队。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中，军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武装力量，而在日本，军队非常同情普通民众，因此在农民与金融巨头和产业巨头的斗争中，军队通常会站到农民这边。
正文 第四章 明治维新（3）
这样的后果让那些政治家始料未及，他们给予军队高的等级地位的措施本是要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的。因而，他们在权力高层的安排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安排写进宪法里去，而是保留了军部首脑不受政府管制这一惯例。陆海军大臣同外务省和处理内务的各省大臣不同，有权直接晋见上奏天皇本人，因此可以假天皇之名强行通过他们的措施而无须向内阁官员报告或商。对自己不信任的内阁，他们还可以通过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入阁的方法阻止它的成立。没有这样的现役高级军官充任陆海军大臣，内阁就不能成立，因为任何文官或退役军官都不能任这类职位。同样，如果军部对内阁的任何一个行动不满，他们就可以召回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迫使内阁解散。在这个最高决策层，军部首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涉足。在宪法里还有一条更进一步地保证：“帝国议会若不通过预算时，政府可施行上年度的预算。”在外务省保证军队决不会占领满洲之后，军队仍然采取了占领行动，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充分说明当军部首脑意见与内阁不一致时，军队可以在政府未作出决定之前就采取行动。像在其他领域里一样，军队作出的任何行动以及相应后果都由国民承担，这并不是因为同意这项政策，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在特权问题上不该逾越界限。
发展工业的时候，日本也没有走西方国家的老路。在这一领域依然是“阁下”们安排步骤和规则。除了计划，他们还以整个国家的资金作为他们认定的某些日本最需要的企业的坚实后盾。这些企业由国家派人统一管理和¾；营。他们招聘国外技术专家，并派人出国留学。此后，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当这些企业组织完善，业务成熟”的时候，政府就把国企卖给这些私人公司了。这些国办产业被逐步以“低廉到荒唐的价格”转卖给少数¾；过挑选的金融巨头，即以三井、三菱两家为主的著名财阀。日本政治家们坚信产业发展对于日本来说生死攸关，因此不能按供求规律或自由企业的则行事，但是这项政策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财阀们从中获利极大。日本的成就就在于它以最小的牺牲和代价建立了它认为最需要的产业。
由于采取了这些方法，日本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常的出发点和生产顺序。”日本不是从消费品生产和轻工业开始，而首先建立关键性的重工业。兵工厂、造船厂、炼铁厂和铁路建设拥有优先权，并飞速发展到高水平的技术和效率，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