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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最后一名女知青-第12部分

小说: 最后一名女知青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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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能吃得完呢。
    “方便的话,就往省城捎上两千斤去,也让你爸你弟吃些鲜面。”
    她就遥望南边。那边是省会郑州的方向。当然她看到的只是黄黄爽爽的田地,灰白茫茫的麦海。然在她的心深之处,自不消说,她已经灵犀到近千里之外省会郑州。无论岁月和命运对她如何苦口婆心,想让她彻底忘却那方生养之地,实则是胜于蜀道之难。尽管父亲和弟弟,都曾经对她的生活有过诘难掣肘。回想过去,毕竟父亲对她有过养育之恩;而弟弟,也毕竟是一奶同胞。
    除她之外,知青们全部返城那年,春节她回到省城过年,张老师作为一位知音,将她送到镇上的车站,又忽然想把她送往洛阳。偏这时买过了车票,她又说天元,我这一走,如在郑州能找个临时工做,也许就不回了,你就忍心在这和我分手?他就把她送到洛阳,买了火车票,又在洛阳呆了一天,同游了龙门石窟。第二天才搭上往省城去的过路客车,到家时已近黄昏。父女二人见面,少不了各自哭了一场。家里住的是父亲单位的一间一分为二的老民房,建于解放初期,在屋内能看见太阳月亮和点点星光。所谓的两间房子,共是十三平方,父亲、弟弟各住一间,她回去了,便将弟弟赶到了父亲床上。这样三朝两日尚好,过完春节,还没到初五,弟弟便忽然问说:
    “姐姐,你什么时候走?”
    “去哪?”
    “四伏牛山那个张家营子。”
    “我不想走了,那儿的知青只剩下我一个。”
    “真不走了?”
    “真不走了。”
    “天呀……”
    听说自己真不走了,弟弟差一点惊叫起来。那时候,弟弟已经参加工作,因家境贫寒,工种也不甚好,仅是一个街道小厂的车工,连大集体的工人也还不是,却又偏偏谈了一个模样不错的对象。且对象还是一家银行的出纳,上班时总穿一套配发的绿色制服,胸前别着“中国人民银行”字样的徽章,向所有遇到她的人们宣布,她是全民性质的工人。这样力量悬殊的对比,弟弟自然要对人家敬如尊神。
    她说:“人家真心和你好?”
    弟说:“我这样的人她去哪儿找?郑州城也只有我一个。没结婚我连她的袜子都洗了。”
    她说。“你是男人,腰杆要直着谈恋爱。”
    弟说:“谁让咱家条件不如人。不瞒姐说,她妈她爸的衣服我都洗。”
    少不了替弟一阵难受,可又无可奈何。一句谁让自己条件不如人,道出了弟弟多少辛酸泪水。晚上躺着,听着一板之隔的那边,父亲和弟弟睡在一张床上,父亲说你往里边躺躺,我都睡到了床下。弟弟说你没看我是挨着墙睡,也不能让我睡到墙缝去吧!于是吵了几句,父亲就索性不睡,坐在床头彻夜地吸烟。弟弟霸占着床,睡了一觉,动起恻隐之心。自己到大街上彻夜未归,把床让给父亲,这样熬到初七,弟弟索性家也不回,睡到了对象那儿,只吃饭的时候回来待上半个小时。
    父亲说:“你小子真是不要脸啦!”
    弟弟说:“姐姐不走你让我睡到哪儿?”
    她开始找同学们以叙旧为名,晚上就住在那儿,白天则回家里给父亲、弟弟烧饭。同时,一方面请求以父亲的诚实厚笃,到父亲单位换回一份同情,给自己找一份工作,哪怕是煤厂的搬运工人也成;另一方面,夜间向朋友诉苦,看是否能在哪儿弄出半间房子。类似的努力,耗去了她许多心血,到头来唯一的收获,是父亲在工厂的车间头上,钉了半间油毡棚子,搬出了这间老房,给她和弟弟备让出一张床来。父亲搬走那天,她暗自哭了一场,说:
    “我还回到乡下去吧。”
    父亲说:“都已经住下了,回去干啥。”
    弟弟没吭。可父亲搬走的第二个晚上,弟弟却把对象领回家住。一间房子,木板一隔,两边各设一床,他们说笑到深夜,她说弟的对象,我们一块睡吧。人家却直言不讳,说姐呀,你在乡下辛苦,自个儿一张床睡吧,我和他挤在一张床上,反正我俩早就想结婚了。那个时候,省会再也不是她熟悉的省会,随着时势的急剧开放,西方文明洪水一样东渐,使这个大都会城貌虽然依旧,然人的精神却日新月异。市内出现了几家不售舞票的舞厅,终于转得使青年人有些疯癫的状态。影院上演日本的《望乡》和墨西哥的《叶塞尼娅》、《冷酷的心》等片子,创下了建国以来罕见的票房收入。据说,有的待业青年,在本市连场看《望乡》,可以通宵达旦,甚至追着片子,到一百多里外的古城开封去看。面对这种景况,你能说些什么?弟弟说他对《望乡》没怎么看,只陪着对象看了六场。他这样说时,有一种对《望乡》被政府禁演了的遗憾。又说其实《望乡》是很健康的,不过是中国人少见多怪罢了。少见多怪,他说得多么有理有据。那个晚上,他和对象睡在里屋,先是嘀嘀咕咕说些啥儿,压着嗓子,还惟恐她在外面听见。就连对象的笑,也压成了一股细泉。再后来,也许他们以为她睡着了,开始无所顾忌起来,把床铺弄出天崩地裂的吱吱嘎嘎;连彼此喘息的声音,都仿佛暴风骤雨一样穿越隔板,哗哗啦啦浇注在她的内心,
    她一夜未睡,也未敢在床上动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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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来,便感到喉咙里有团别人吐进去的粘痰,恶心得不行,弟弟和对象一夜的火山爆发,将她的情感烧成了灰烬。在这大都市里,她连燃烧情感的力气也没了。直到天亮时分,弟弟的气喘吁吁,和那女孩儿欢乐的窃笑,还叮叮咚咚响在她的耳畔。真怀疑那一张老床,被他们折磨得会四零五落。一夜未眠,也不能忘记弟弟和人家还要上班,赶在早上七点半钟,烧好一锅稀饭,买回了一斤油条,又慌慌去胡同口的四川菜铺,买了一袋榨菜,回到家里,弟弟和那女孩儿都已不在,十根油条,被风卷残云,还有两根无奈地睡在案上;锅里的稀饭,倒完整无缺。看看老式挂钟,已是七点四十五分。他们骑车上班,路上最少需要二十分钟。然那个时期,中国刚刚实行奖金制度,努力先在形式上赶超西方和日本的生产与经营管理,超过八点钟没有进厂,扣掉奖金不说,每月超过三次,被开除工职,已经算不得什么新闻。走进里屋看看,床还是如样在那,可床上的被子却未及整叠,枕巾落在床下。犹豫一阵,想到自己是个姐姐,是在家闲吃闲住的下乡青年,只好决心去收拾床铺。在叠被子时候,却看见被子下有好几个避孕的皮套,还未及收藏起来。那避孕套儿是枯黄的颜色和素白两种,本来装在精致的纸盒里边,现在被他们一夜的天翻地覆,将盒子揉成一张烂纸,套儿便金黄洁白躺在床铺上。且,单子上虽然无血,却有斑斑点点花色云图。究竟下去,她虽大弟弟几岁,恋爱也谈得如醉如痴,就连这次返城,还和天元在火车站偎了一夜,可他们却是一点恶念也不敢产生,充其量便是拥抱亲吻,还要择时而宜。而他们,弟弟和未来的弟媳,竟敢在姐姐身边大开杀戒。做完了事情,也不加以收拾。当然,说她对此完全感到不可思议也不诚实。毕竟自己到了这般年龄。毕竟知青点有人流产,甚至还有私生子生活在这个都市。可毕竟自己还是清白检点的女子。弟弟他们也老大不小,若不是家里没房,若不是做姐姐的不仅没有返城,而且对象也没最后闹好,也许他们早就结过了婚。不要说都市的大小商店和药店,都摆着不收钱而任你选要的避孕药品和工具,就连乡村的孩娃儿,也有许多将这种套儿当做气球吹着玩的。尽管自己未婚,尽管自己未曾有过这种体验,但见到这种东西,自然也不是首次。她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想退至外屋,任这床上垃圾一片。可她没有这样。她将他们的被子叠了,将乱扔的套儿收拾起来,放在了他们的枕下。要走时,看见枕巾落在床下。捡枕巾时候,她又看到他们用过的套儿,白浓浓的,鼻涕样擤在床头,她便再也无以容忍了。
    她只感到要吐,且立马就有东西吐将出来。重新将枕巾丢在地上,把那鼻涕或硬痰一样的东西盖着,便被人追赶样跑进厕所,可是,蹲在那儿,胃里翻江倒海,却又什么也吐将不出。大杂院里,五户人家,公用一个厕所。上班的上班去了,留下的都是闲杂人员。邻居的一位老保姆走进来,问她是病了?是吃错东西了?是嗅到怪味了,她都说不是。
    “你是怀孕了吧,快到妇产科看看。”
    听了这话,她忽然连呕吐的意思也烟消云散。从厕所出来,锁上屋门,到街上看着高远的天空,看着熙攘的人群,然后到百货大楼漫无目标地走走,登上二七纪念塔,如乡下人一样看看城市的全貌。便到菜场,倾其口袋所有,割了二斤素肉,买了银耳、蘑菇和几样青菜,最后买了一瓶张弓大曲。
    父亲和弟弟下班回家,六菜一汤已经摆在桌上,三个酒盅也已倒满。弟弟立在桌前,说天呀,东方升起了红太阳还是怎么?
    她说:“给父亲提前过个生日。”
    父亲说:“离我生日还有三个多月哩。”
    她说:“我明天就想回张家营了。”
    一屋子沉静,如满坝的水样,慢慢悄悄溢过坝去,流到门外,还不见有一丝声息。过了许久,她把酒端给父亲,也端给弟弟,笑着问弟弟何时结婚。弟举起酒杯,说早想结了。她说结婚时给我拍一份电报,姐姐赶回来参加婚礼。
    弟弟放下酒杯。
    “姐,你呢?”
    她说:“找好了。”
    父亲把酒杯从嘴边拿下来。
    “在哪儿上班?”
    她说:“乡下人,张家营子。”
    弟说:“不会吧?”
    她说:“真的。”
    父亲说:“真是真的?”
    她说:“是真的,叫张天元,民办教师。”
    父亲把酒杯磕在桌上。
    “你不打算返城了?”
    她说:“结了婚就在乡下呆一辈子啦。”
    父说:“你疯了娅梅!”
    她说:“谁能把我从乡下调回来?”
    父说:“调不回来也不能结婚在乡下。”
    她说:“一辈子调不回来我就一辈子不结婚?”
    父亲看着她,脸上硬着一层淡青,双手搁在桌边,哆嗦得叮叮当当。她也望着父亲,眼角有了泪水。谈不上多么凄伤,只是有一种无可奈何在目光中转来转去。这样望着,父亲眼中竟也潮湿起来。不需谁说,先自端了一盅酒喝。尽了,又给自己斟满,擎在半空,说娅梅,我权当没有养你,由你定吧,要在乡下结婚便结去,后半生后悔起来别怪我做父亲的没有劝阻。然后,便又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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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天元,料不到这么丰收,要打五千斤小麦,如何吃得完呢。”
    他说:“要方便,就往省城捎上两千斤去,也让你爸你弟吃些鲜面。”
    “几年前,”她停了一阵说,“不也还在闹着灾荒,我们吃不完了就囤在家里。”话是说得平平淡淡,但她毕竟考虑的是流水日月,是乡村的长远之计。这话说在乡下农民口里,倒是日常得很,说在她的口里,一个从省会来的下乡青年,迫不得已才落户下来,总让外人觉得是一种沦落或寄籍的女子。可她却没有这种感觉,且又在乡土社会乐在其中。做丈夫的是颇为感动,说热泪盈眶未免夸张玄虚,可到底心里荡起了些许涟漪,他依然弯腰割麦,几镰刀过去,又忽然伸直腰板,望望苍茫天空。孩娃儿正在他们身后玩着树叶草棒,不时抬头愣怔自己的父母。
    他说:“娅梅,我总觉得有些对不起你。”
    她说:“怎么了?”
    他说:“和你结婚,我总以为是我害你。”
    她笑笑:“我还以为是你救了我呢。”
    那年从省城回来,火车、汽车,又步行一天,到张家营时已近黄昏。冬末的日子,黄昏是一种草木灰的颜色。山梁上空旷如没有人烟。也静奇得很,本该解冻流水的沟溪,还硬着苍白的一条冰带。阳坡上有着黄亮的红土,阴坡却是极厚的积雪。积雪又不是白的,而遭了冬日的风尘铺盖,和黄昏迟暮,天地合一。有风,吹成一种凄伤的呜咽。山梁上的零散村落,在空旷的天地之间,渺小得如同一块浩漫田地中的一片枯叶,也许一股大风能把它悬将空中,亦难猜测。你看张家营子,窝在山坡的坑田之中,多像一只躲风绵羊,无非羊是黑色的罢了。居然在这黄昏里,找不到它有一丝喘息的生气。牛、羊、猪和狗,都去了哪里?也不见有人走动。炊烟倒升起几股,响在黄昏的天空,极像月光淡淡、飘飘洒落村头的响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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