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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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价？”他问。
“我总共要2，500美元。多余的给你。”
他没有问这些东西是不是偷的。他不需要问，因为彼此心照不宣。在我最近和他的交谈中，我已经给他有这样的印象：我没有合法的正当职业。这是明摆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话越少越好。实际上，这些东西自然来自联邦调查局，是我们在搜查中没收下来，严格用于这一类的工作当中。
他收下了这些东西，保留了三四天。后来在一天晚上对我说，“多恩，有人想要。不过达不到你开的价。”
我不知道他是在试探我呢，还是别的什么用意。你永远也别指望，别人会信任你。我本可以这样回答他：“那好吧，你看能给我帮什么忙，我要送你一件。”可是你不能这么说。东西总有某种行情，知情的人懂得货物的价值。我在隐蔽以前，曾经和几位知情者打过交道，对于偷盗的赃物，我了解其行情。因此，无论是买还是卖，我可以同任何人内行地谈论钻石、黄金及珠宝的价格。如果我的赃物值2，500美元，我就坚持。如果你说：“那好吧，就给我800美元吧。”这样他们可能怀疑你这样做的动机。
我这样回答他：“没什么，还给我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买卖。我打算再多弄一点，也许我们下一次能买卖成功。”
他说：“多恩，你弄到任何东西，让我看一看。如果我能帮你脱手，我会帮你的。我能转手很多东西，见过许多来路不明的货品。”
我说：“我最感兴趣的是为我自己买珠宝或漂亮衣物。”但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买什么。
我的确通过他下了一些赌注。他同我谈到了那位赌注登记经纪人尼基，谈到了此人的买卖业务。我在赛马场上下了一些赌注。
这一切都为了巩固我的地位。
我的特工朋友查克，从事发生在音乐业务方面的隐蔽工作，涉及到录音机、音乐会等方面。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联系，互相支持。比如，他常常和我一起去卡迈罗旅店。查克正要在百老汇的比肯戏院里举办音乐会，领唱的是詹姆斯·布朗。他问我能不能帮帮他的忙。那不仅帮他，也是在帮我——因为这将向市中心的党徒们表明：我在干些什么，我还是发起人。
他的行动已经深入到与科隆坡罪恶家族的几个成员有了联系。他把我介绍给了其中一个，名叫阿尔伯特。所谓“联系”的意思是：你和黑手党成员有交道，同他们在一起共事，但是你并不以真正黑手党成员的身份去分享任何报酬，承担任何责任。一个真正的黑手党成员就是“入盟党徒”，或是“坚定党徒”，或是“老练党徒”①。阿尔伯特的叔父是科隆坡家族的入盟党徒。
① 这里是指黑手党成员的称呼，原文分别是made guy，straightened out和wiseguy。一个made guy（入盟党徒）是指：他举行过仪式，被接纳为黑手党成员，并在该组织里有一定的地位；一个siraightende out（坚定党徒）是指：他有坚定的方向，坚定的思想，所干的一切都合理；一个wiseyuy（老练党徒）是指：他很精明，知道怎么样对自己有利，在组织里行为举止都很得体。这三个称呼本质是一回事，都指黑手党的坚定分子。
阿尔伯特是半瓶子醋的党徒，是个联络党徒，没有入盟。他身材高大，约6英尺2，30岁上下，在股票和债券方面是行骗的老手。但我认为，他搞不出什么大的名堂，不过是个牛皮大王。
他在附近一带逗留倒也不是坏事。查克把我介绍给阿尔伯特，这样我也许能通过他的介绍混进科隆坡家族。因此，我有时候与查克和阿尔伯特一起跑，在周围的各个夜总会露一下面。阿尔伯特很喜欢在夜总会、迪斯科舞厅及旅店露面。
詹姆斯·布朗音乐会渐渐临近的时候，阿尔伯特及其在布鲁克林的几个弟兄，提出了耸人听闻的主意：他们要抢劫票房。他对查克和我说：“就在音乐会快结束、票房关门的时候，我们就动手抢劫。”
他想抢劫我们自己的票房。我和查克不能允许这帮家伙持枪干出这样的事。但是我们也无能力否决。若要那么做，我们就会受到怀疑。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
我们对阿尔伯特说：“你想想看，如果那里伙计过来抢劫票房，那我们获利就会减少。因为无论怎样是我们赢得票房。我们可以三股分红。如果让你两个朋友入伙抢劫，我们就五股分红了。”
他把这个解释传给了他的弟兄，可是他们说什么也还要干。他们想全吞。
到了音乐会开始的前一天，我们束手无策。我们又不能向警察报告，因为那样一查就查到是我和查克告的密。
“怎么办？”查克问我。
“不知道啊，”我说。“这是你的行动计划。只要不危及我的行动计划，你要我干什么都行。”
查克想了个主意。“我想可以雇几个下了班的警察，就叫他们在大厅门口转转，就说是维持群众秩序，或许这样会制止他们的行动。”
他雇佣了下班的警察。他们身穿警服，站在周围。阿尔伯特及其兄弟们露面了。
“妈的，哪来这些警察？”阿尔伯特问。
我答道：“我不知道。他们在值勤，大概想到这儿待一会听詹姆斯·布朗唱歌。我不知道啊。”
“他妈的，”阿尔伯特对其兄弟说，“有警察在这儿，我们怎么下手哇？”他们站在外面讨论了一会儿，注意着大厅门口的警察。他们决定作罢了。
就这样，我们避免了一场抢劫。这次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现在可以告诉那些人：我还有这么一个兄弟——查克。他还有这样的艾司录音公司。
每当有机会我总要设法回家，回到妻子和女儿们的身边，哪怕能吃一顿早餐也是好的。我常常在值夜勤工作结束后，穿过乔治·华盛顿大桥到新泽西，在家里度过几个小时。我在家时，我和妻子很少与社会交往，我们结识的几个朋友都是局里的同事。他们当然知道我还是局里人，但不知道我执行什么任务。
我和一名特工感情非常好，他叫阿尔·亨金杰，在纽约办事处工作。在我隐蔽的期间，阿尔和他妻子密切关心我妻子，帮助处理发生的任何问题。我妻子需要什么，总要同他们取得联系。这真是令人欣慰的事。
我们对邻居和其他人说，我在做生意，常常出差在外面奔走。
我的几个女儿已经养成了习惯，不和别人谈论我的工作，甚至连问也不问。她们也会问：“你上班时干些什么？”我就对她们说：“我像别人一样干工作。”不一会儿，她们就不问了。
她们在学校里渐渐成了啦啦队队长。我的大女儿有一些男朋友学生。我和妻子与这些小伙子在运动队里相处得很融洽。每当星期三我在家时，总要一道去看学校的摔跤比赛；我要是不在家，妻子就一个人跟他们去观看。
我为一些小伙子设立了举重运动项目，地点就在我家的地下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是个举重运动员。他们同意这个运动项目。他们没有问到个人方面的问题。他们经常过来按照我提出的意见开展活动。我妻子烤馅饼。
我呆在家的时间似乎很少。妻子和女儿对这样长期分离感到很不高兴，尤其是我又没有给她们作充分的解释。我们当时并没有理解，这一段时间是往后5年中不曾有过的最美好的天伦之乐。
我和阿尔伯特在一起经常四处出击，对他已有了相当的了解。我带他到卡迈罗旅店去了好几次，使他看到那里的伙计对我都熟悉。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他看到人们认识我，和我交往，他就感到他也能把他熟悉的人介绍给我。和一个联络党徒进进出出，而且这个党徒的叔叔还是科隆坡家族的老练党徒，这就增加了我做人的可靠性。对于阿尔伯特来说，他看到我到什么地方就受人接待，他跟着我一起露面也是光彩的事。
让自己得到别人的认可是件很微妙的事，一些微不足道的印象、一件件小的考验、默默无闻的谅解等等，都很微妙。
阿尔伯特住在布鲁克林，但喜欢曼哈顿。有天晚上，外面刮大风暴，他不想开车回家到布鲁克林，我就带他在我的寓所里过夜。从那以后他老是狡辩着，要在我的寓所里过夜，不想开车回布鲁克林。我想培养和他的友谊，可是我不想让他在我寓所里过夜。
我一方面要设法自己立足，树立自己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又要同阿尔伯特及其他人四处周旋，在整个12月份我几乎没有回家——大约还有两三个晚上就到圣诞节了。因此我特别想在圣诞节前夕这个合乎情理的时间回家去，和全家一起度过圣诞之夜，以及圣诞节的部分节日时间。我打算在圣诞前夕的那天早上动身，大概8点钟到家。我给每个人都买了礼物，把它们存放在我汽车的行李箱里。
为了回家和家人团聚，我要在这个多尼·布拉斯柯的圈子里提早庆祝圣诞。圣诞前夕的那天下午，我们到各个夜总会转了一转，喝喝酒，向我们熟悉的人祝贺圣诞快乐。查克是个单身汉，阿尔伯特根本就不想回家，他们双双带着平时和他们在一起玩耍的女友。
我们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我要装出并不急着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样子。这时候已经过了10点。我们到八十六街道，朝科隆坡旅店那儿去。街道上空荡无人。在街的拐角处，有个人还在卖圣诞树。我无意中提了一句：“圣诞节到了，我的寓所里连圣诞树还没有呢。”
阿尔伯特叫了起来：“快去！快去！到那边伙计那儿去——他那儿有！我要买！”
我们到了角落那里。阿尔伯特跳下了车，往卖圣诞树的伙计那儿走。那人只剩下三四棵圣诞树，都是光秃秃的，就像是几根棍子扎在了一起。阿尔伯特挑了一棵带上了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不像样子的圣诞树，上面还残留了一些针迹，树顶已经弯曲。
“你买这种东西有什么用？”我问。
“我们把它竖起来，到你寓所里装饰一下！”
“哎呀，我没有什么装饰品。店铺都关了门。”
他说：“姑娘们，我们会找到东西把它装饰装饰，你们说行吗？”
“行，行！”她们说。
阿尔伯特说：“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过圣诞节啊。”
就这样我们带着那么个不像样的东西上了楼，来到我的寓所。我们把它竖起来，你甚至能看到树上还少了一些树枝。我说：“我连架子也没有，怎么能竖起来呢。”
“我们就用这个！”他说。我有一个冷水器瓶子。我平时把分币塞在里面。
他们把圣诞树放在那上面。接着，两个女人在厨房里乱翻乱找，找到了几张锡纸，用锡纸装饰了几个圣诞气球，装点在那为数不多的树枝上。他们每次挂上那么一个锡纸玩艺，就有几百万个针状晶体落到了地下。
“我们不能让你过圣诞节没有圣诞树，”阿尔伯特说，“可是你连个伴也没有，这么过圣诞节真是糟糕。”
他们一样一样地摆弄，为了保证我圣诞节过得愉快，不至于寂寞。他们唱圣诞颂歌，一直闹到午夜，就坐在那么个丑圣诞树周围。阿尔伯特和女人们都纵酒狂欢。
我头脑里想的是孩子，想到车上行李箱里的礼物。我很恼火，自己竟然陷入这种境地。
我说：“行了，各位，足够了。我已经过了圣诞节了。”
他们还想继续玩下去。我把查克拉到一旁，说：“你把他们带走，我还想回家。”
他这才领他们一道离开了。我等了大约半个小时，然后下楼进车库，开车往家走。
我本想在圣诞那天早上赶回家和家人团聚，可实际上到家是在下午。在这次回家过一个正常的圣诞节以后，还要度过5个圣诞节。
开始出现了情况，有了行动。1977年元旦后不久，阿尔伯特把我介绍给了科隆坡家族几个很活跃的成员。我们外出溜达，进了希波波特玛斯——纽约大街六十一街道上的迪斯科舞厅。那儿有许多党徒出没。
阿尔伯特说，他要把我介绍给一个科隆坡家族的成员，那家伙干过许多赃物的买卖。
他把我带到一张桌子旁边，对一个家伙介绍说：“吉里，这是多恩，我的朋友。”
吉里大概比我大5岁，普通人的身材，5英尺9，体重160磅。头发浅黑，鼻子隆起。
我们坐下来聊了一会儿。阿尔伯特对吉里以及他的同伙说，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好几个月。吉里统领了一班人马，主要住在布鲁克林。他说，我应该到他的店铺去，在本森赫斯特地带，第十五大道的七十六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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