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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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是极力粉饰这场侵略战争的性质。他辩解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东亚的战 争同我日本进行的日清、日俄战争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战争……东洋日本与中国之抗 争，一方面视为两国人民自然发展之冲突，同时亦可视为两国国民思想之角逐。盖中国国民 之思想，最近半世纪间明显受欧美民主思想与苏联共产思想之感化，致东洋固有思想（儒教 、佛教）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国内亦招致各种思想之混乱与纷争，乃至形成同日本民族纷争之 原因。”
然后，他又为自己开脱罪责，讲述自己“用心良苦”的努力：“本人在任职期间 ，先后在华北和华南待了近12年。在这整个时期，我为中日合作做了可能做的一切……我始 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所谓‘亚洲大家庭’中兄弟之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 力，以拯救旅居中国的日本侨民和保护我们的权益，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 弟弟没有什么两样。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促使中国回心转意，驱使这一行动的动机不是 仇恨而是爱怜……所以我要求我的军官们要把这次派遣作战的意义向每个士兵讲清楚。我的 守则是，在上海地区的战争目的仅仅是征服反对我们的中国军队，至于中国的官员和国民， 根据可能则应得到安抚和保护。”
经过他这番无耻表白，日军不是侵略而是思想之角逐而已，他松井石根不是那个 罪行累累的战犯而是个善良的和平使者了。公诉人莫罗上校见他如此厚颜无耻，就直接 问他，难道南京大屠杀也是“哥哥”对“弟弟”的“爱”吗？松井石根辩解道：“由于我多 年的宿愿乃是使日本和中国共存共荣，因此在占领南京时采取了种种防御措施，以避免这一 战事成为全体中国居民遭受苦难的原因。”
对于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松井石根轻描淡写地承认一点事情，企图蒙混过关。 “虽然我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但在攻占南京时，在一片慌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找到一 些激动起来的士兵和军官干出胡作非为的事情来的。十分遗憾，我是后来才听到这种过失的 。”面对他如此地搪塞，莫罗法官忍无可忍地质问：“你作为进攻南京的最高指挥官 ，怎么说后来才听说发生这种‘过失’呢？”
松井石根厚颜无耻地辩解道：“攻打南京时，我正在140公里以外的苏州卧床养 病，而且并不知道他们违抗我的命令干出这般暴行来。12月17日我到达南京后，从宪兵司令 部那里第一次听到这种意外事件，我立刻下达了命令，敦促各部队调查此事件并严惩肇事者 。”
松井石根以自己有病为借口的狡辩也被事实所推翻。他生病的时间很短，12月14 日就退烧了，12月17日他还得意地骑马出席了侵占南京的入城式。“他的疾病既没有阻碍他 指挥在他领导下的军队的作战行动，也没有阻碍他在发生这类暴行时访问该市达数日之久， 而对于这类暴行负有责任的军队又是属于他指挥的。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 权力统制他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无辜市民。由于他玩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 负有犯罪责任。”
1948年4月，历时近两年的庭审终于结束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下一个程序 ——起草判决书阶段。
经过中国法官梅汝的争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其余10位法官推定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日本侵略中国的部分。当判决书起草到一半时，梅汝在法官会议上慷慨陈词，力争单设一章，专门用来说明南京大屠杀。“由法庭掌握的大 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 惨绝人寰。
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 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象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使用了，南京的许多妇女被强奸后又 被杀掉，日军还将她们的尸体斩断。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 应该单设一章予以说明。我的这个请求，务请各位同仁予以理解、赞同。”法庭庭长韦伯同 意了，其余九位法官也同意了梅法官的请求。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专门有一 章记录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
法庭进入了最后的秘密量刑阶段，11位法官间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因为，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虽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个共同的量刑依据。加之，各国法律 对死刑的规定又不尽相同，因此，来自中、美、英、苏、印、加、澳、新、荷、菲、法11国 的法官，各自援引本国的法律条款，各执己见。本国已废除死刑的法官，自然不愿意投死刑 票，譬如法庭庭长、来自澳大利亚的法官韦伯爵士，就主张把战犯们流放到荒岛上去。美国法官虽然同意死刑，但仅要求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英、美战俘的那些战犯判死刑 。印度法官帕尔博士竟然主张无罪开释全体战犯，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 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通过争辩表态可以看出，力主死刑的是少数，而法 庭规定，决定一名战犯的刑度至少需要6名法官同意。
南京大屠杀的罪魁松井石根（8）
梅汝认为，若不能严惩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松井石根和土肥原贤二这两个罪大恶极的战犯，何以对得起那些惨遭 屠杀的同胞手足，何以对得起国人重托，何以对得起自己肩负的人间道义？为此，他日夜与 各国法官蹉商，最终争取到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判处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东条英 机、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和武藤章7名日本甲级战犯死刑。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历史性地审判开始了，松井石根终于被判处 绞首刑。听到自己被判为绞首刑后的松井石根，顿时脸色苍白，浑身颤抖，费力地向法庭鞠 了一躬，瘫软的两腿因为颤抖而难以自支，险些摔倒。这时，站在他身后的美国宪兵拉了他 一把，随后，架着他走出法庭。
1948年12月22日下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向松井石根下达了死刑执行书。收到执 行书后，松井石根请教诲师花山信胜博士单独见面，写了一首诗以作“遗言”：
七十有年事，回顾悔恨长，
在青山到处，行乐涅乡。
他“悔恨”什么？已无法考证。但从他的诡辩中可以看出，他“悔恨”的是他未 能成就“日本哥哥”最终“赶走弟弟”的“伟业”！
1948年12月23日零点13分，挣扎了两分零十一秒后的松井石根在绞刑架上结束了 他罪恶的一生。
俱往矣——往事！十里秦淮，万千白骨，惟此告慰那些死不瞑目的泉下英灵。
满洲“太上皇”南次郎（1）
南次郎从陆大毕业后，开始了军人生涯。1919年，被任命为天津中国驻屯军总司令，他自认为这段时期是一生中“最得意最辉煌的时期”
南次郎，1874年8月10日出生于日本大分县一个贫穷的旧武士家庭。1885年，南 次郎被父亲送到东京当时做陆军少尉的弟弟家。让弟弟，也就是南次郎的叔叔抚养南次郎。
南次郎心性聪明，性格刚直勇敢，看到当陆军少尉的叔叔威风凛凛的样子，他也 渴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军人。他叔叔顺着他的愿望，将他送到了陆军预备学校，从此，南次 郎走上了成为一个法西斯军官的人生之路。
从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南次郎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于中日甲午战 争发生的那一年，即1895年，从陆士毕业。不久，南次郎被培养日本陆军中高级军官的陆军 大学录取，进入陆大继续学习。
1903年，南次郎从陆军大学毕业后，进入陆军任职，曾先后历任骑兵第一联队中 队长、参谋本部参谋、陆军大学教官、骑兵第一联队联队长、陆军省军务局骑兵课课长、 陆军士官学校校长、陆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参谋次长、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等职。南次郎 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军官，他热衷于大日本帝国的对外扩张，是日军对外侵略这个 大战车上的重要一员。诸如策划九一八事变、拼凑“满洲国”、制造华北“自治”等等，日 军每一个侵略的行动计划上，都活跃着南次郎的身影！
战后南次郎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时，回忆自己“光辉”的过去，曾在日记中写 道：“担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时代，是我一生中最得意、最辉煌的时期。”
为什么他这会儿“最得意”、“最辉煌”呢？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大家就清楚了 。1919年8月，南次郎被晋升为陆军少将，随后出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一职。 天津中国驻屯军，是当时日本安置在中国的重要军事力量，它的司令官的影响当 然也就举足轻重了。《辛丑条约》规定，列强在京津地区为了“保京师出海通道无断绝之虞”，拥有驻扎军队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列强控制清政府的一个途径。清政府倒台后，列强的 驻兵权还一直存在，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是日本驻屯军的指挥中心。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各个军阀为了保 住自己的势力地盘，纷纷寻找、依靠各国列强，作为自己势力发展的后台。
掌握驻屯军大权的南次郎自是中国军阀的勾结对象。张作霖是靠日本人的支持而 起家的，张作霖不安于只做关外三省的土霸王，一直想染指关内，他联合直系军阀曹锟起兵 准备赶走北京的段祺瑞。
张作霖派帐下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拜访南次郎，请南让张作霖的奉军经过由南次 郎统率的中国驻屯军的地盘进入中原。南次郎随即应允，奉军当然“感激涕零”地伙同直 系一起占领了北京。曹锟当上前台的大总统，张作霖也实现了进驻中原的计划，背后当然是 要“知恩图报”地听日本人的话了。
南次郎是谁听命于他，他就支持谁。当段祺瑞倒台后，段政府的阁员和军人政客 请求日本人的保护，南次郎的日本兵营就收留了这帮“落难”者，乘机豢养他们今后也听命 于日本人。
里头有个叫徐树铮的就很“听”南次郎的话。在日本国内因为经济危机而大闹饥 荒的时候，徐树铮在南次郎的指挥下，将中国约300万担大米偷运到日本国内，这次南次郎 就以驻屯军司令的身份，把听话的徐偷偷送到了日本。
在担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耀武扬威的日子里，南次郎还专门从日本国内接 来年迈的父亲和叔叔，带着他们四处游览，招摇过市，来显示自己“今日”的“功成名就” 。这当然是他“最得意”、“最辉煌”的日子了。
离开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位子，南次郎被调任第三骑兵旅旅团长。说来奇怪 ，一般是先当旅团长，再当师团长，后来才能坐上总司令的位子，而南次郎却恰恰相反，先 做了一阵子司令，再回头来当旅团长可算是先起后落，心里颇有点不舒服，一比较，当然还 是以前在中国的土地上作威作福的司令的日子最好过了。担任第三骑兵旅旅团长一年多后， 南次郎转任骑兵学校校长，后升任第十六师团师团长。经历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迂回之后， 1927年，南次郎终于顺利地被擢升为陆军副参谋长。
％％％从当上陆军副参谋长开始，南次郎进入了日本军部高层。升任陆相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日军侵略我东三省。当上“满洲国”的“太上皇”后，他又 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我国的内蒙古和华北地区
南次郎当上陆军副参谋长后，正值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蓄谋发动侵 华战争的时候。日军内部策划的一系列对华政策方案，制造的许许多多“意外”事件，南次 郎都参与其中，并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1927年，田中义一作为主张对华政策“强硬”的首相，上台不久，即纠集一帮狂 热的侵略分子——陆军大臣白川、海军大臣冈田、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驻奉天总领事吉田 茂等人，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该会议酝酿形成了所谓《对华政策纲领》，以及 后来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方针》，其核心就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 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南次郎在“东方会议”上，作为陆军副参谋长，参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