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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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表示反对。看到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武藤章提议先休会十分钟。他与 东条英机利用这一间隙在另一房间说服了持反对意见者，最终使此案得以通过，并追加了第 4条款，即美国不得妨碍日华间达成和平（即劝降国民政府）协议。如此苛刻的条件，美国当 然不可能接受。
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而武藤章则是协 助东条英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功臣”之一。
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之初，迅速扩大对东南亚的侵略，武藤章于1942年4月被任命 为驻苏门答腊近卫师团师团长。1944年10月，随着盟军的反攻，日军在东南亚日益陷入逆境 。为了扭转败局，再做最后一次反抗，时任内阁首相小矶国昭与日军大本营决定在莱特岛同 美军进行一场决战。在这场决战中，被称作“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被调任为该军参谋长。 作为残忍成性的山下奉文的麾下，武藤章在菲律宾亦犯下了种种暴行，是制造菲律宾的“马 尼拉惨案”的主要元凶之一。
％％％极力鼓吹侵略的法西斯军官武藤章亦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妄图以自己“位卑言轻”为借口逃避战争责任的他，在铁证如山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率领残部躲于菲 律宾碧瑶山
中负隅顽抗的武藤章9月3日才走出山区向盟军投降。投降后的武藤章被关押在菲 律宾，半年后，被释放回日本。
肆虐他国领土的战争罪犯逃脱不了历史的正义审判，武藤章这个双手沾满无辜平 民鲜血的战争狂徒亦不例外。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在中国政府的正义要求之下，盟军以 战犯嫌疑罪名逮捕了武藤章，将其关押在日本东京巢鸭刑务所。
1946年3月31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团，将武藤章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甲级 战犯起诉，其主要罪行包括犯有参与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惨 案”等。
侵华幕后“谋略家”武藤章（6）
开始武藤章并不担心，因为他觉得自己只算得上中层官员，与东条英机他们比起 来，只不过是“小人物”一个而已，检察团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因而在法庭上，武藤章十 分的冷静，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作为中国公诉人的倪征燠在法庭上指出武藤章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在七七事变之 后，积极策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武藤章狡辩说，自己当时不过是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而已，自己的言行不可能导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倪征燠面对武藤章的狡辩，首先向法庭提交了时任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的河边虎 四郎的回忆录以及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的日记。这二人都是日本军方将领，他们的回 忆录和日记有很大的可信性。其中暴露了武藤章将七七事变视为侵华时机成熟而蠢蠢欲动的 所作所为。
随后，倪征燠又向法庭出示了1937年7月8日，即七七事变后第二天，武藤章所拟 的有关时局处理的方案，在方案中，武藤章极力主张“中国方面若对我军采取挑衅态度，则 应向中国驻屯军增派必要之兵力”。接着，公诉人进一步向法庭指明，正是在武藤章及其处 理方案的坚决要求下，日本最终向华北地区增派了三个半师团的兵力，推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的展开。关于这一点，从日本军部对武藤章的赞扬中可得到佐证。当时，日本军部称赞武藤 章是“绥远事件等一系列对华强硬政策的执行者……他在执行能力方面较石原莞尔部长有过 之而无不及”。
接着，中国公诉人又向法庭指控武藤章对日军开辟华中侵略战场负有重要责任。 他指出，正是武藤章的建议和积极活动，才促使日本大本营向华中增兵，并向上海增兵。担 任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后，指挥军队攻陷南京，并放纵官兵在南京城内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 杀。
这时的武藤章拼命为自己狡辩，宣称自己只是松井石根手下的一名普通军官，既 不可能挑起南京大屠杀，也无力阻止这种暴行。公诉人反驳武藤章的辩解，指出武藤章作为 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根本不是所谓的“毫无权力”的下级军官。同时，曾目击南京大屠杀 的中外记者等各届人士纷纷出庭作证，揭发武藤章参与的屠杀南京人民的罪行。紧接着，法 庭还对武藤章积极推动日本对英、美开战，在东南亚参与屠杀平民以及残害战俘等罪行进行 了指控。
无论武藤章以及他的辩护人如何抵赖，铁证如山的事实是不容辩驳的。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经过两年多的审判，终于在1948年11月12日正式宣判，对武藤章判处绞首刑。
12月21日，武藤章接到了两天后执行死刑的通知。彻底绝望的武藤章回到牢房后 ，写了一首绝命俳句：
霜夜时，
横下铁心，
出门去。
尘世间，
妻儿固可恋；
壮士豪杰，
岂可苟且偷生。
写完后，武藤章将这首诗交给了教诲师花山信胜博士。从这首诗中，看不出武藤 章对发动战争的反思悔过，反而是一副“壮士”赴刑场的“杀身取义”的模样，可见他仍是 不思悔改的顽固态度。12月23日零点，武藤章被送上绞刑架，这个顽固的法西斯侵略战犯终 于得到应有的下场，卒年56岁。
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外相重光葵（1）
重光葵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进入外务省工作，1929年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他大力推行“积极对华”的侵略战策，在“济南惨案”中，采取威逼利 诱之手段，炮制出《“济案”协定》重光葵，1887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他的大学是在东京帝国大学上的，主修法学 。这所大学的毕业生有许多都进入日本外交界，并由此而踏上政坛。重光葵也不例外，他 1911年从东帝毕业后，就被分配进入外务省工作。资历尚浅的重光葵一点点往上爬，先后历任 日本驻德国大使馆外交官补、驻英国大使馆书记官、驻美国波特兰使馆领事、外务省参事官 、外务省亚洲局第一课课长、驻北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驻德国大使馆参事官等职。
在青岛登陆的日军，准备向济南进犯有了一定的驻外经验和资历后，重光葵于1929年初被任命为日本驻上海总领事。 这是日本在中国所设的一个重要官职，尤其是1927年以后，就更显其重要了。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出面组阁后，大力推行“积极对华”的侵略政策。当时， 中国国内掀起第一次国民大革命高潮，国共合作，挥师北伐。日本为了保证在山东的既得利 益，同时希望控制东北，不愿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被国民革 命军所剿灭，因而出兵入侵中国山东，企图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7年5月28日，日本 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首次出兵4000人，入侵山东济南。次年4月25日，日本第二次增兵 山东，第六师团5000余人从青岛登陆。5月4日，日军故意挑起并扩大事端，制造了骇人听闻 的“济南惨案”，杀害中国军民6000余人，打伤1700余人。以这一事件为借口，日本企图扩 大战端，进而占领整个山东。日本的侵略活动造成日中关系的极端紧张，同时，“济南惨案”引起了中国和其他国家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重 光葵赴华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要性”可想而知了。
上任伊始，重光葵所做的首要事情即是如何尽量为日本争取利益的前提下，解决 济南事件。
重光葵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于1929年3 月28日，在南京签订了《“济案”协定》。《“济案”协定》包括撤兵照会两件、调查损害 议定书一件、双方结束济案声明书一件，规定：济案损害问题由双方各任命同数委员组成共 同委员会，实地调查解决；双方对损害赔偿采取宽大主义办理；日军两月内退出山东，日军 撤退后，由中国政府负责保护日侨“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协定貌似公正，实则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因为“济南惨案”的主要参与和制 造者均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在重光葵的活动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味妥协退让下，双方 还发出了“济案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国交益臻敦厚”的声明，这使日本既达到了侵略 目的，又摆脱了外交困境。
％％％九一八事变后，重光葵通过外交手段纵容和支持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一？二八”事变中，他一面申请增派援军，一面假意寻求谈判解决。恶有恶报， 淞沪之战后，他终于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爱国志士炸成重伤
在济南立“功”的重光葵，1931年1月11日，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馆参事官兼 驻上海总领事，并以参事官身份全权代理驻华公使之职。在重光葵任职期间，外交上，中日 关系日趋和缓，双方开始就关税、领事裁判权和其他问题展开谈判，但日本国内以军部为代 表的侵略势力，不断就武装侵略中国东北而兴风作浪。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当日，关东军侵占了沈阳。同日，蒋介石因为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令张学良“坚决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当时代行驻华公使职务的重光葵就立即拜访国民政 府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中方要求，为了避免局势恶化，应尽快寻求现地解决办法。 重光葵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向当时外相币原喜重郎发电报，等待回复。就在他“等待”的时 候，日本关东军的侵略正向东北全境扩大。重光葵面对这一情况的反应就可见他是真的想“寻求解决办法”，还是在积极配合日本关东军的侵略活动了。
他还直接对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顾维钧说：“锦州张学良的态度是危险的。为避 免与日本冲突，张学良应迅速撤出锦州，而日军也不要再前进。我认为最好是在中间设置中 立地区以避免冲突。”他的意思是让东北军撤走而尽量不激怒侵略东北的日军，这是何种霸 道侵略的强盗逻辑。
但国民政府不想在东北与日军起冲突，因而接受了重光葵的“建议”，令张学良 所率东北军主力撤至山海关内。关东军则乘机攫取了锦州和辽西大片地区，直逼山海关，不 到五个月时间，我东三省之大好河山便全部沦入日寇之手。
日军侵占我东三省后，就开始积极拼凑“满洲国”的傀儡政权。为了转移国联派 出的李顿调查团赴满洲调查的注意力，同时，将侵略铁蹄踏入华中地区，1932年1月28日， 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此前的1月12日，重光葵从上海返回东京述职。犬养毅内阁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 的政策，而重光葵与当时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的看法比较一致，他们虽然支持日本的侵 略扩张，但出于策略性的考虑，认为在当时的情势下，不宜在上海挑起新的事端，因为这有 可能导致日本国际环境的孤立。但日军侵略野心不断膨胀，不久就挑起了“上海事变”。上海“一？二八”事变，源于1932年1月18日的“日莲宗和尚被杀事件”。日方 将此事嫁祸于上海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并于1月26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提出中 方道歉、惩办凶手及解散抗日团体等无理要求。1月27日，重光葵奉芳泽外相之命，搭乘“长崎丸”号赴上海，解决中日冲突问题。28日，日本海、陆军向上海进攻，遭上海守军的奋 起反击。重光葵2月1日到达上海时，情况已进一步“恶化”——日军的侵略在上海守军十 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下，损失惨重，已无力向前推移。当时，日本在日内瓦的国联会议上，正 因为九一八事变而备受其他成员国的指责，处境尴尬。考虑到此，重光葵作为从事外交出身 的官员，首先意识到出兵上海，如果日本战败，那么日本在国际上将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因而，他与其他前线官员一样，积极主张增兵上海。他于2月16日，亲自向内阁发电报，请 求派陆军增援上海。
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外相重光葵（2）
日本内阁在重光葵的电报以及军部的推动下，继2月初调陆军第九师团及海军第 三舰队增援上海之后，又于2月23日，通过了增派第十一、十四两个师团，组建上海派遣军 的决议。前陆相白川义则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准备强行登陆。
3月1日，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