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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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所作所为，又不能不心慌，因而吞吞吐吐、含 糊其辞地支吾道：“《起诉书》已看过了……和平、战争、人道的犯罪也已看过了，我70年 的生活……不能承认。”看他的闪烁其词，韦伯审判长直截了当地质问他承认自己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 荒木贞夫才毫无底气地回答说“无罪。”
没有证据，顽固的荒木贞夫是不可能承认自己的罪行的。于是检察官提出大量证 实荒木贞夫所犯罪行的人证、物证，在桩桩铁证面前，荒木贞夫胆战心惊地垂下了头。最后 ，检察官在法庭上放映了1933年荒木贞夫任陆相时所拍摄的新闻片《日本之关键时刻》，当 时的荒木贞夫，趾高气扬地身穿将军制服，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现在把‘满洲’称作我 们的生命线。我觉得，我们的主要生命线就是按日本高尚的种族精神、日本民族精神和亚洲 文明精神，在那里建一块乐土。为此目的，日本应该根据代表整个东方的日本精神、日本道 德和日本文化，直接掌握和组织这个国家（即‘满洲国’）。”这个演说赤裸裸地表现出荒木 贞夫的侵略主张，以及他鼓吹扩张战争的罪行，荒木贞夫最终不得不低头认罪。1948年11月12日，荒木贞夫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的25名甲级战犯之一（其 他三名甲级战犯在审判阶段死去，因而未最终宣判），他第一个走进军事法庭的审判厅，接 受审判结果。审判长韦伯当庭宣布了对荒木贞夫的《判决书》，《判决书》中指出，荒木贞夫 是日本“对内从事政治支配和对外从事军事侵略之陆军的热心提倡者。他在实际上是，并且 被承认是陆军侵略活动的显著指导者之一……不管他在有无政治地位的时候，他都协助和极 力倡导牺牲邻国来富裕日本的军部政策。他不仅同意并积极支持日本陆军在中国‘满洲’ 和热河地区所采取的政策，即使上述地区在政治上脱离中国，设立由日本控制的政府，并将 其经济置于日本的完全支配之下。”综合荒木贞夫的种种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证据 确凿、事实清楚，依法判处其无期徒刑。
荒木贞夫从耳机中听到“判处荒木贞夫无期徒刑”的宣判结果后，先是怔了片刻 ，仿佛不能相信这个事实似的，过了一会儿，才颤抖着双手，摘下耳机，向审判长韦伯和参 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11国的国旗鞠了一躬，然后，拖着沉重的脚步，躬着背，被宪兵 带下了审判厅。
其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荒木贞夫定罪量刑时，仅一票之差，否则就会通过 对他施行绞首刑的判决。荒木贞夫在法庭宣判后，被押入巢鸭监狱服刑。1955年，因病获得假释。度过8 年铁窗生活的荒木贞夫并未真正认罪，他很快“痊愈”，而且非常活跃地在全国各地进行演 讲，鼓吹反共思潮。
1966年11月2日，荒木贞夫在奈良县十津村大肆进行反共演讲时，因病猝死，终 年89岁，结束了他充满罪恶的日本法西斯军阀头子的一生。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1）
土肥原贤二出生于一个武士之家，这个超级大间谍从踏上中国这片土地起，就策划了一系列为日军侵华服务的阴谋，其凶险与恶名用中国百姓所称“土匪 源”来形容，自是恰当不过了
1883年8月8日，土肥原贤二出生于冈山县的一个武士之家。其父土肥原良永曾任 日本陆军少佐，其兄土肥原鉴是日本陆军少将。土肥原贤二14岁开始，先后在仙台地方幼年 学校、东京中央幼年学校学习。1904年10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 步兵科，在校期间曾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及中国军阀阎锡山等同学，交往甚密。毕业后 于同年11月被授予日本陆军步兵少尉军衔，并被分配到步兵第十五师团，不久便参加了日俄 战争。
在这场争夺殖民利益的帝国战争之后，土肥原进入日本培养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 ，接受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系统教育，成为日本法西斯军人的骨干。1912年11月，从该校毕业 后，他曾短暂任职于参谋本部。次年，土肥原便以参谋本部部员的身份被派到中国北京，担 任日本驻中国武官坂西利八郎的副官，由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恶贯满盈的侵华间 谍生涯。在他的一生中，除了一度被派遣到欧洲及太平洋战争末期被派往新加坡出任第七方 面军司令官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话说坂西利八郎表面上是驻华武官，实质上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二代特务头子。 日本侵华野心早已有之，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迅速增强，侵略扩张的要求与日俱 增。出于侵吞中国的需要，自19世纪末期，日本就开始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了大大小小、形形 色色的特务机关，专门从事搜集中国情报的工作。这些特务机关在华大力扶植汉奸，同时还 经常制造事端，蓄意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在这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便是陆军三代特务机关 ，其首脑分别是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和土肥原贤二。
言归正传，土肥原贤二为其担任副官的坂西利八郎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二代特务 头子，他师出日本陆军第一代特务头子青木宣纯，曾历任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北洋政 府首脑的顾问，长年操纵着中国的最高当权者。坂西名为土肥原的上司，实际上是土肥原展 开特务生涯的授业“恩师”。
在京城第一繁华处——王府井附近的锡拉胡同，曾有一处深宅大院，庭院深深， 芳草萋萋，终年鲜有人出入的这所大宅院即是坂西的居所——“坂西公馆”。
所谓公馆，实质是日军在华的特务机关，在这里坂西与土肥原多次秘密商讨侵华 对策。土肥原逐渐形成自己的侵华蓝图：日本欲侵占中国，必取循序渐进之策，为此不可以 华北作为夺取中国的首要目标，而应将重心放在东北，建立牢固的侵略基地的同时，尽量缓 解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打牢基础后，便可挥麾南下，占领华北，进而侵占全中国。
在受“恩师”的教诲，逐渐形成侵略“蓝图”的同时，土肥原作为长期在华从事 间谍活动的高级特务，自身亦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能够讲流利的汉语，甚至还学会了几 种中国方言，谙熟中国的政治、历史及风土人情，善于交际，因而还和中国许多军阀和政界 要人建立起了微妙的个人关系，成为日本陆军特务系统中有名的“中国通”。因此，周旋于 中国军政要员之间，对他而言是游刃有余。他无可挑剔地继承了前任坂西的衣钵，继续为北 洋军阀充当“顾问”，并在此掩护下，大肆从事间谍阴谋活动。
当时的日本利用一战的时机，在德国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时候，出兵中国山东 ，取得了原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一战结束后，日本又利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时机，涉 足原沙俄的势力范围——中国东北。从此，日本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野心愈益膨胀。身 在“坂西公馆”的土肥原，在既定的策略下，迎合当时形势，展开一系列侵略中国的特务活 动。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后，由英国、美国扶植支持的直系军阀上台掌权，日本支 持的皖系军阀失势。为了同英、美争夺在中国的霸权，日本开始加紧豢养奉系军阀张作霖， 土肥原贤二奉命加强同奉系军阀的联系。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土肥原积极参与为 奉军制订作战计划等幕后活动。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土肥原贤二作为“坂西公馆”的实力人物 ，竭尽全力援助奉系军阀同直系军阀作战，他想方设法扰乱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金融系统，策 划吴的部将冯玉祥停止银行兑换，使吴所发行的纸币作废，导致直系的财政来源枯竭。同 时，乘冯玉祥于同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贿选政府，迫使吴佩孚兵退汉口之际，使 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掌握北京政府的统治者。
1925年11月，奉系将领郭松龄受当时北伐革命的影响，起而倒戈，反对张作霖， 率部回师直捣奉系军阀老巢奉天。当时奉军主力正在关内作战，奉天形势危急。为了解张作 霖之急，土肥原直接向日军参谋本部建议调遣驻朝鲜龙山的日本军队出兵奉天，阻击郭松龄 ，援助张作霖。结果，郭松龄兵败被杀，这次响应北伐革命的兵变也因而被镇压。
土肥原本以为关东军支持张作霖会换来奉系的俯首帖耳，完全听命于关东军，然 而，这个老狐狸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事实上，张作霖虽是靠日本人起家，但他并不甘心听命 于日本人，做一个傀儡。他明白日本人在利用他，但他也是在利用日本人。现在，他羽翼已 丰，自然不会像日本人所希望的那样对其言听计从了。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2）
对于日本不断提出的各种“权益要求”，他要么设法推脱，要么就干脆不办，特 别是在1927年就任“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并组织起“安国军政府”后，他力图摆脱日本 人控制的姿态愈发明显。这一方面是张的实力增长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中国风起云涌 的反日浪潮关系甚大。张作霖并不傻，如果他对日本人俯首帖耳，甘做傀儡，不但日本人不 会给他的将来带来任何好处，国人更会对他唾弃，这可不是他想要的。
1927年夏的东方会议后，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强硬外交”的色彩 渐趋浓厚。
日本方面对张作霖的“不听话”自然极为不满，为了能够顺利地将“满蒙”从中 国分离出去，必须扫除一切障碍。日本人原来指望张作霖会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积极因素， 没想到结果却是恰恰相反，于是要铲除这一“祸患”的念头开始在关东军内部酝酿。
1928年春，蒋、冯、阎、李四派新军阀联合“北伐”，奉系军队节节败退。就在 这一危急时刻，土肥原受命出任张作霖“中华民国镇威上将军公署顾问”。
张作霖的“变节”使得土肥原贤二很是颜面扫地，因为他曾力主关东军大力支持 张作霖，并“错误”地判断张会听命于日本。因此，他很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担任张作霖顾问 的机会，尽力挽回面子，并为“帝国之伟业”建立功勋。
当时北伐的情形土肥原当然明白，张作霖在北伐联军面前已经无力回天，败走东 北在所难免。土肥原担心的是，如果北伐联军迫近平津，战乱很有可能会波及到“满洲”， 关东军梦寐以求的“满洲”独立计划也可能因此而鸡飞蛋打。为此，他一面急电日本参谋本 部派兵阻止联军北上，一面对张作霖施加压力，逼迫其尽早返回奉天。张作霖对土肥原的巧 舌如簧置若罔闻，就是不愿离开北平。
事已至此，土肥原这个原本力主支持奉系的人，终于坚定了除去张作霖的决心。 原因并无其他，只是像张作霖这样羽翼已丰就不听招呼的人，即使回到“满洲”也不会对日 本经营“满洲”的计划带来任何好处，还是尽快除去，另换听话的。土肥原开始与关东军高 级参谋河本大作密谋，准备暗中炸死不听话的张作霖。
6月2日，面对大势已去的局面，张作霖才不得不宣布“退出京师”。6月3日晚， 北京站。站台上，土肥原貌似不舍地、真挚地握着张作霖的手，口里说着祝福的话，一副依依惜别的样子。专列终于开动了，目送着张作霖所乘 坐的火车渐渐消失在夜色中后，土肥原的心中也许暗道：“永别了，张大帅，你不会看到明 天的太阳了！”或者是“你永远不会有机会回到北平了”。
次日清晨5时23分，当专列行至奉天皇姑屯火车站京奉线与南满线铁路交会处时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张作霖这个一代枭雄就这样被送去见了上帝。
关东军除去张作霖后，东北的局势并未如其所愿向前发展，土肥原贤二后来自己 也曾说“皇姑屯事件未能引起东北混乱，以便关东军出兵干预。相反却促使张学良因家仇而 更加坚定了易帜的决心”。因而此次事件后，日本最高当局对土肥原、河本大作等人的“擅 自行动，一意孤行”十分不满。河本大作被处分，但土肥原则侥幸逃脱了惩罚，得以继续参 与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1930年12月，一场下了整整一星期的大雪过后，天地间只是一片茫茫白色，街上 的行人很少，显得十分冷清。在日本关东军军部的会议室里，日本参谋部、陆军部、海军部 、天津驻屯军等方面的代表，以及特务机关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