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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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井隆在5月3日致电给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时说：第六师团正在进行紧急部署，冲突事件正在交涉中，请求政府“采取断然措施”。酒井就这样一手制造事端，一手叫嚣“采取断然”措施来对付北伐军的“进犯”。
5月4日晨，北伐军在济南城抓获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按照中国法律将他们处死。酒井隆借机再次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拍电报，夸大事实，宣称日本无辜侨民被杀害，并将数目扩大了20多倍。当天下午，酒井隆指使第六师团进行报复。第六师团用大炮和重机枪轰击济南城内稠密居民区和北伐军的驻防地，造成中国军民死伤1000多人。当晚11时，酒井隆还指使数十名日军闯入国民党山东省交涉公署，剪断电话线，将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17名公署职员全部捆绑起来，并极其残忍地先将蔡公时的耳、鼻、舌、眼割剜下来，然后用机枪将蔡公时等18人全部杀害。
被残忍杀害的蔡公时惨案发生后，酒井隆故意歪曲事实，谎称是中国军队率先挑衅的，并且请求日本政府增兵山东。
5月11日，日军侵占了济南城，在城内进行大规模的奸淫掳掠活动，杀害中国军民6123人，打伤17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发生后，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世界舆论对日本政府的强烈谴责。在日本国内，也有许多日本人民强烈反对。5月下旬，日本大阪、京都、名古屋、神户、奈良、福冈等地的群众结成反对干涉中国的同盟，并两次举行“反对出兵”的游行。在这种压力之下，日本政府见时机尚不成熟，于是不得不取消占领整个山东的侵略计划。1929年3月29日，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同中国政府签订了《“济南”协定》，从山东撤兵。但国民党政府不想得罪日军，一味屈辱退让，致使制造屠杀中国平民的“济南惨案”的元凶酒井隆和其他凶手未受到任何惩罚，而一直逍遥法外。
1934年8月，酒井隆调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上任后，酒井隆积极参与策划了侵略中国华北的种种阴谋活动。酒井隆一手炮制了“河北事件”，企图达到“不战而取华北”的目的。“河北事件”主要指两件事：一是天津日租界两名汉奸报人被杀风波；一是日军围剿抗日武装的“孙永勤事件”。
1935年5月2日深夜，天津《国权报》的汉奸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遭枪击，胡身中4弹，被送往医院抢救，于次日早晨毙命。5月3日凌晨4时左右，另一个汉奸《振报》社长白逾桓也在日租界自己私宅内被枪杀。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胡、白被杀案。其实，后来有证据表明，正是酒井隆自己策划了这次暗杀事件，他却贼喊捉贼，借此大做文章。他伙同关东军驻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峨诚也、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密商后，准备利用这一机会贯彻日本侵略华北的既定方针。
5月25日，酒井隆给参谋本部发电宣称：“关于在天津租界内发生的暗杀白逾桓、胡恩溥事件，经调查结果，终于判明系蒋介石系统所策动”，“白逾桓系我军机关报的社长，属于我军的使用人员，依据条约，应受到保护。然而在中国官宪的指示下，不断发生此类恐怖事件，至为遗憾”。并提出：“我方为了自卫之需要，将来不经警告随时采取认为适当之行动，并声明由此发生的不幸事件概不负责。”
攻占中国香港的酒井隆（2）
酒井隆的用心很明显，就是打算借胡、白被杀案，乘机扩大事端，然后以日军武力为后盾，在华北攫取更多的权益。
正当中日双方为胡、白被杀案紧张交涉之际，5月17日，又发生了所谓抗日武装孙永勤部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国民党遵化县县长庇护和援助的事件。
5月29日，酒井隆按照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发表通告，宣称由于上述事件，“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线，而且实际上北平、天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同一天，酒井隆和高桥坦还面见了何应钦，威胁说：“今后如再发生如此行为，日本军将采取自卫行动。”
6月7日，日本内阁批准了《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此《纲要》确定了日本方面的要求，主要是中国政府从平津地区撤退宪兵第三团、北平军分会政训所、国民党党部等机构，解散抗日团体。6月8日，酒井隆在天津主持召开由关东军参谋和驻山海关、北平、天津等地的日本领事馆武官参加的协商会议，讨论《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在会上，酒井隆提出了一个“以武力为后盾，采取强硬态度”的方针，准备以武力相逼，以达到侵占平津一带军事要地的目的。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6月7日命令一支步兵进入山海关、古北口一线，并在锦州集结一部空军力量待命。6月9日，日本海军从旅顺派遣两艘驱逐舰到天津大沽口，在事实上做出一副准备用武力解决的威胁架势，不断向国民党政府施压。
国民政府不想与日方发生冲突，因而不断妥协退让，最终决定接受日方的要求。6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按国民党中央的训令，全部承诺了日方要求。但日方并未就此罢休，酒井隆与高桥坦一再催促何应钦签订书面协定，于是何应钦最后以给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复信的方式，在送来的“备忘录”上签了字，表示愿意接受日方的各项要求：“6月9日酒井隆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特此通知。”这就是酒井隆炮制的《何梅协定》，这份协定使中国军队从华北撤出，而日军则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中国平津一带的军事要地。
1937年3月，酒井隆被任命为日军第十四师团步兵第二十八旅团旅团长，同时晋升为少将。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展开全面侵华战争，酒井隆又获得了在战场上作威作福的机会。8月，为了便于指挥作战，酒井隆所部被编入华北方面军序列，向北平及其以南地区进犯。次年5月8日，酒井率部侵入山东济宁地区，并控制了黄河渡口。11日，攻占郓城。尔后，酒井隆命令旅团主力从金乡方向南下，一路烧杀抢掠，相继占领了考城、内黄、开封、中牟等地。
酒井隆不仅在战场上耀武扬威，而且“文”的一手——搞阴谋诡计也是行家。
1938年6月至1940年6月，酒井隆先后担任日本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日本内阁“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长官、驻蒙军军附等职。这期间，酒井隆一面大力收集内蒙、察哈尔、绥远、山西等地的军事、政治、经济各种情报；另一面，大搞经济侵略，策划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和“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蒙疆电业株式会社”、“蒙疆电气通信设备株式会社”、“国际运输公司”、“东亚烟草公司”、“蒙疆造纸公司”、“蒙疆不动产株式会社”、“蒙疆兴亚株式会社”等经济机构，垄断内蒙、山西和张家口地区的煤炭、金融、石油、电力、盐、畜产品、粮食、烟草、水泥、木材等重要行业，把掠夺的资源不断输送回国，通过这种掠夺和剥削的方式，来支持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酒井隆任驻广州的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奉命进攻中国香港。他先从九龙强渡登陆香港岛，再挥师拿下水库、电厂，迫使英国守军投降
1941年11月6日，酒井隆被任命为驻广州省的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官。赴任后，酒井隆接到大本营的密令，令其指挥所属部队做好协同海军迅速攻占九龙半岛及香港岛的准备。酒井隆接到命令后，开始调遣部队，准备进攻中国香港。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酒井隆接到进攻中国香港的命令，早已准备妥当的酒井，立即派日军航空队消灭毫无作战准备的驻港英国空军部队，取得制空权。同时，派步兵占领广州沙面岛的英租界。随后，酒井隆命令所属第三十八师团在空军的配合下，进攻九龙半岛，并于12月13日占领九龙半岛。在对固守香港岛的英军两次劝降未果后，18日夜，酒井隆指挥日军在香港岛强行登陆。
12月18日夜，酒井隆指挥日军向香港的码头进行猛烈炮击，开辟登陆场。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三个联队近一万名士兵，乘船强渡九龙湾，在香港登陆。
日军登陆后，按酒井的命令，先集中火力拿下山顶水库。因为香港本岛无淡水，山顶水库是全岛饮用水的主要来源，控制了它，香港市区的储水量连两天都无法撑下来，他想借此迫使香港守军迅速投降。
在进攻香港山顶水库的同时，酒井隆还指挥另一路日军攻击香港的电厂。防守电厂的是轻伤兵和主要由商人组成的志愿队。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职业军人，但战斗得非常勇敢。他们全力抗击，毫不退缩，最后直到全部壮烈牺牲，电厂才被攻陷。
攻占中国香港的酒井隆（3）
在占领了水库和电厂后，酒井隆继续指挥日军进攻坚守在维多利亚湾的英军，英军顽强抵抗了两天后，弹尽粮绝。12月25日，被迫向日军投降。
防守香港西半部的英军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他们据守坚固结实的斯坦利堡防御工事，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日本侵略者的海军舰艇和陆军炮兵部队从海陆两个方向炮轰斯坦利堡，仍未能将其攻克。生性凶残的酒井隆为了迫使堡内英军投降，准备使用残杀俘虏和平民的卑劣手段。
酒井隆率部攻占香港12月26日晨，日军占领了斯坦利堡外的圣斯蒂芬学院。该学院内设有一所英军野战医院，日军发现后立即冲进医院，用刺刀捅死了90多名伤病员中的60多人。然后，按酒井隆之命，将大约100名护理员、医生和担架员关在一个房间里。这些人被他们当作迫使英军投降的人质。16日下午，斯坦利堡的英军坚守堡垒，拒不投降。于是，恼羞成怒的酒井隆下令将人质中的男俘虏提两三名到室外，将他们逐个肢解，挖出眼睛，斩断手脚，最后再将他们杀死。然后，酒井隆又逼迫几个被割去耳朵或手指的俘虏，让他们去斯坦利堡报告目睹和遭受的惨状，并威胁说，英军若不投降，他将用同样的方法杀死所有的人质。
日本兵还把4名中国女护士和3名年轻、漂亮的英国女护士绑在尸体上轮奸，之后又用刺刀一个一个把这些女护士捅死。
当天晚上，斯坦利堡的英军为解救人质，被迫向日军投降。他们走出斯坦利堡，所看见的是遍地狼藉、残缺不全的受害者的尸体。如此凶残和灭绝人性的兽军，就这样在7天之内攻占了香港。
％％％善恶终有报！酒井隆作为战犯被南京军事法庭逮捕并审判。在南京这块曾被日军蹂躏并惨遭屠戮的土地上，含着屈辱血泪的人们终于迎来了正义审判的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酒井隆在天津被中国军队抓获，后关押进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
1945年1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责包括：关于战犯处理之设计事项；关于战犯处理之督导事项；关于战犯处理之考绩事项；其他有关战犯处理事项。
酒井隆是“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成立后，被公布的第四批第29名战争罪犯。1946年5月30日，“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下设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乙级战犯酒井隆。
5月的南京，骄阳似火。在这一块曾被日军铁蹄蹂躏、惨遭屠戮的土地上，取得战争胜利的人民，将对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进行庄严审判。在法庭上，检察官指控酒井隆犯有下列主要战争罪行：“塘沽协定时，任梅津美治郎的参谋长，主使特务人员破坏我国的统一，积极侵略华北，企图僭夺我国主权。1941年任进攻香港司令官，1942年任华南方面军司令官，所犯各地，强奸抢劫，肆意破坏财产，无所不为。”
面对检察官的指控，开始酒井隆拒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他把这些罪行都说成是部下所为，与他无关，他只是“实属督查不严”而已，想通过这样的狡辩来推脱罪责。8月20日，南京军事法庭对酒井隆进行第二次审判。8月27日，军事法庭依据确凿证据判处战犯酒井隆死刑。
1946年9月13日15时，酒井隆被绑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执行后，南京军事法庭正式通知“日军善后联络部”。15日，中国军方与日军在华高级将领一同，将酒井隆尸体埋葬在南京雨花台地区。这个生性残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