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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笊肌Ｌ炱奖ψ�3年（公元759年）按唐朝寺院布局，完成唐招提寺的建筑，鉴真从东大寺迁居寺内，使律宗在日本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教派。
天平宝字7年（公元763年）5月6日，鉴真圆寂，享年76岁。弟子忍基制作一尊鉴真的干漆坐像，思托撰写一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以悼念这位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高僧。
六、白凤文化
随着律令制的建立和中日文化的交流，出现了灿烂的白风、天平文化。白凤文化指大化改新（公元645年）至迁都奈良（公元710年）时期的文化，仍以佛教艺术为核心。它的前半期深受中国六朗文化影响，后半期则显示唐代（盛唐前期）文化的影响。
奈良药师寺东塔是遗留至今的白凤文化时期最出色的建筑。这是一座三层塔，但每层都附有飞檐，所以看起来好象是六层。塔顶上耸立着相轮，给人以明快的感觉。雕刻方面，作于公元658年的大阪观心寺的观音像具有北齐、北周的雕像特色；大阪野中寺的弥勒像，有天智天皇5年（公元666年）的铭文，此像衣襟边缘雕着的连珠花纹，是隋代由西方传到中国的图案。日本从这时开始，在佛像、佛画上也使用这种花纹，受中国的影响可以想见。＇注12＇
属于白风后期的兴福寺佛头，具有杏仁形眼、鼻有棱角、嘴唇写实、含着古典的微笑。在日本，这种式样的白风铜像很多。持统朝（公元687年——公元696年）制作的奈良药师寺药师三尊像则是初唐式样，其源流出于龙门奉先寺的卢合那大佛。
绘画方面，法隆寺金堂的壁画最为著名，可惜公元1949年被烧损。这是采用线描与晕染法画出的立体感和真实感很强的杰作。法隆寺金堂的壁画与印度阿旅陀石窟的壁画相似，可见它的描绘法是从印度经中国传到日本的。公元1972年从奈良县高松家古坟中发现的壁画引起史学界注目，壁画用鲜明的色彩，精湛的技巧，绘有青龙、白虎、男女像等。高松寡的壁画可与法隆寺金堂的壁画相媲美。根据王仲殊的推定，高松家壁画是7世纪末或8世纪初的作品，“壁画中的天象图、四神图及男女人物像的装束、服饰等，都深受中国文
化的影响，具体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之密切。”＇注13＇
奈良时期编辑的《万叶集》中不少和歌出自白凤文化时期皇族及其臣下歌人之手。和歌用万叶假名写成。所谓万叶假名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写出日语音声的文字。这个时期的和歌大都是描写风景的叙景歌或歌颂皇室的赞歌。和歌的五七调受汉诗五言七言形式的影响，长歌后面常常附有的反歌是受汉赋反辞的影响。著名的歌人有柿本人麻吕、额田王等。大化改新以来，不少皇室贵族能写作六朝风格的汉诗，后世编辑的《怀风藻》中即收录了白风文化时期大友皇子等16人的28篇诗。这个时期的汉诗尚处于模仿阶段。
七、天平文化
从狭义来说，天平文化是圣武天皇统治的天平时期（公元724年——公元748年）的文化；从广义来说，天平文化是前代白凤文化与平安初期弘仁文化之间的文化，即整个奈良时代（公元710年——公元794年）的文化。它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盛唐文化在日本的移植。
宗教方面。自推古朝以来，朝廷一直保护佛教。推古朝时期寺院只有46所，到了持统朝（公元690年—公元697年）增至545所。在天平时期政府想借佛教的势力，解决律令制下的社会矛盾，极力提倡以保佑国家为教义的最胜王经、仁王经、法华经。朝廷下沼建立国分寺与建造东大寺大佛。这时佛教已成为国教，寺院多数为官寺，寺中僧侣诵读最胜王经、仁王经、法华经，祈祷国家平安。大约在天平胜宝3年（公元751年）以前，成立法相、三论、律、俱舍、成实、华严等所谓甫都六宗。宗并不是后来的教团，而是研究经论的学派。相传法相宗的僧侣行基，在民间修桥、筑堤，受到百姓的敬仰。
中国的儒学也被日本政府极力推广。大学、国学以儒家经书为主课，用儒家思想培养各级官吏。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孝谦天皇下令，每家必备一部《孝经》，精勤学习。
教育方面。日本政府为全面吸收唐朝文化，中央设大学，地方设国学，作为培养官吏的机构。大学招收五位以上官吏的子弟、东西史部子弟或八位以上子弟和国学生中出贡举（选才荐举）者，定员为400人。教授的课程是明经（儒家经典）、明法（法律）、纪传（历史）、音、书、算等学科，其中以明经科为主。明经科专修经学，又分大经（《礼记》、《左传》）；中经（《毛诗》、《仪礼》、《周礼》）；小经（《周易》、《尚书》、《论语》、《孝经胸各科。大学有大学头、大学助、大允（允＝丞，三等官）、小允、大属（属＝佐，四等官）、小属等官员。除大学外，中务省的阴阳案中设历博士、天文博士，教授历法、天文知识。宫内省典药案置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药园师，传授医学知识。
地方各国设立的国学，主要选拔郡司子弟入学，学员名额20至50人。教授的课程以纪传科为主，官员设置与大学相同。
文学方面。公元751年汇编的第一部汉文诗集《怀风藻》，收录了贵族、僧侣等64人写的120首诗。著名的《万叶集》完成于奈良末期，编者不详，但最后可能由大伴家持编撰。《万叶集》是日本最古的和歌集，共20集，收录自仁德天皇至淳仁天皇约四个世纪半的长歌、短歌、旋头歌（和歌之一种）4500首。《万叶集》中出现的诗人大都是天皇、贵族，但也有防人（守卫九州海岸的士兵）和关东的农民。这个时期的著名诗人有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大伴家持等。山上忆良曾以遣唐使少录的身份到过唐朝，受唐文化影响较
深。他的《贫穷问答歌》是描写班田农民悲惨生活的优秀作品。
和铜5年（公元712年）第一部史书《古事记》问世，共三卷，太安万侣撰。第一卷为神代卷；第二卷为神武天皇至应神天皇卷；第三卷为仁德天皇至推古天皇卷。书中掺杂很多歌谣，可见它又是一部文学书。养老4年（公元720年）由舍人亲王为总裁，编成《日本书纪》30卷，它是一部模仿中国的正史体裁，用汉文书写的编年体史书。史料价值高于《古事记》。公元713年年命诸国编纂《风土记》，它是一部地方志，现存播磨、常陆、出云、丰后、肥前等五国《风土记》，其中《出云风土记》保存完整，其他都残缺不全。通过此书可以了解8世纪前期的地方状况。
建筑方面。日本寺院建筑的布局、风格、雕刻、绘画等都受唐朝影响。如天平元年（公元729年）道慈监造的大安寺，全仿长安西明寺。现存天平时代的建筑有唐招提寺金堂、东大寺法华堂（三月堂）、法隆寺梦殿、东大寺正仓院等。唐招提寺金堂是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大都采用唐代建筑式样。其正面的凸肚状列柱，柱子上面的三层斗拱，屋脊两端高翘的鹏尾，四注的屋顶，配合得当，庄重美观。
雕刻方面。奈良初期，藤原京的元兴寺、大安寺、兴福寺、药师寺等全部迁到平城京，加之圣武天皇新造的东大寺、称德天皇新造的西大寺，寺院极多。需要安置佛像，因而这时期的雕刻也发达起来。雕刻式样受初唐、盛唐、中唐的影响。
国中公麻吕建造的东大寺本尊卢舍那佛金铜像于天平胜宝元年（公元749年）竣工，公元752年举行开眼大会。此像高15公尺，表示了日本赠刻的顶点。大佛完成后经多次火灾，现在的大佛大部分是17世纪雷建的。天平时代盛行泥塑像和干漆像。东大寺法华堂的14尊天平佛都是超过一丈的巨像。这些像分成两列，一列是本尊不空索观音、梵天、帝释、四天王、二力士（以上干漆像），一列是执金刚神、日光、月光、吉祥天、辩才天（以上泥塑像）。东大寺戒坛院的四天王像和新药师寺的十二神将像是有名的泥塑像。唐招提的鉴真像是干漆像，写实感很强。天平后期从唐朝传来新的式样即木雕像，唐招提寺的两尊不空索观音、药师如来，大安寺的圣观音、杨柳观音、四天王都是这种木雕像。
著名的绘画遗品有正仓院的树下美人图、药师寺的吉祥天画像。这些丰满的美人画都受到唐朝画风的影响。
当时的工艺品收藏在正仓院、法隆寺。正仓院珍藏的遗品主要是圣武天皇的遗物，还有光明皇后奉献东大寺的，种类有武器、乐器、文具、日用器具、游戏用具等。这些物品中有采用铸金、雕金、透露、金银镶嵌、镀金等技术制造的金工艺品；有施用徐漆、干漆、平脱、螺钿、密陀绘、末金楼、菏绘（描金漆画）等技术制造的漆工艺品；有锦、续、毛戴等高级纺织品；有以濒织、萌濒、夹纪法染制的染色品；有雕花玻璃工艺品；有施彩釉的陶器。这些工艺品的式样和图案，不仅反映了唐风，还表现出印度、西域、波斯、东罗马、希腊等地工艺风格，说明天平时代不仅吸收了唐文化，又通过唐朝汲取世界各地的文化。正仓院不单是日本天平文化的宝库，也是世界古代文化的宝库。
＇1＇挑文师：攀握织锦、织绫技术的织部司人员．
＇2＇“延喜式”：醍醐天皇延喜5年（905）编修律令的施行细则。
＇3＇胡锡年：《随唐时代中日关系中的二三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4＇“和铜开弥”，弥为古日文“宝”的异体字，“珍”的俗体字；“皇朝12钱”，指和铜开弥（公元708年）、万年通宝（公元760年）等12种以初铸年号为标志的铜钱。
＇5＇当时按公民的贫富分成上上户、上中户、上下户、中上户、中中户、中下户、下上户、下中户、下下户和等外户。
＇6＇町步：日本文量土地、山林面积的单位，一町步约99。2公亩。
＇7＇国家规定的垦田限是“亲王一品及一位100町，二品及二位400町，三品及三位300町，四位200町，五位100町，六位巳（以）下八位已上50町，初位已下至于庶人10町。但郡司、大领、少领30町，主政、主帐10町。”《续日本纪》第15卷。
＇8＇《大日本古文书》，卷4。
＇10＇史书称之为“段富富豪之辈”、“力田之辈”等。
＇11）《续日本后纪》承和6年10月条。
＇12＇久野健：《古代雕刻论》，《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古代篇第3卷第325页。
＇13＇王仲殊：《关于日本高松家古坟的年代问题》，《考古》1981年第3期第277页。第五章 平安时代（794—1192）
第一节 桓武朝的改革与班田制的崩溃
一、迁都平安与桓武朝的改革
公元8世纪中期后，由于土地私有化和阶级分化的发展，班田农民大量离开土地逃亡以及庄园的产生，公地公民制和班田制日益动摇。公地公民制和班田制的动摇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进而危及封建集权国家的统治。
公元8世纪末，日本统治阶级适应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在公地公民制的框框内进行一些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保证国家收入和巩固统治的有限度改革。公元781年桓武天皇（公元781年—公元808年在位）即位。为了推进改革，他在打倒僧道镜而取得统治实权的藤原种继（公元738年一公元785年）支持下，于公元784年迁都山背国（今京都府中南部）的长冈，离开了贵族和大寺院等守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平城京。守旧势力企图加以阻止，将倡议迁都者藤原种继杀害，但是大伴氏、佐伯氏、丹治比氏等阴谋分子旋即受到严惩。延历13年（公元794年）都城又从长冈迁到山背国的葛野，称平安京（今京都）。从迁都平安至公元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的400年期间，史称平安时代。平安时代以后，京都仍是日本的都城，直至明治维新时。
桓武天皇积极维护法制，刷新新地方政治。公元786年制定国郡司考绩条例16条，用以考核地方官吏政绩，打击贪官污吏。延历16年（公元797年）新设勘解由使，责成其严格监督新任国司与前任的交接事宜＇注1＇，起到整饰地方官纪的作用。另外任用有才能者为郡司，突破谱第禁区，还大力裁减编外国司郡司。
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桓武天皇鉴于班田收授制度在其实施上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乃将班授时间从6年一班改为12年一班。他还实行贷稻（出举稻）制和改革良贱制度，将出举稻的利率从50％降至30％；公元789年承认良贱之间通婚为合法，所生子女为“良民”。良贱制度修改是从法律上取消奴隶制度的一个重
要步骤，在此基础上，10世纪初醍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