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作者: 吴虹飞-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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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作家，您认为自己可以担当时代思想者的角色吗？　　　
　　　　　　　　余华：　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担当这样的角色。作品的荒诞来自于现实　　　
　　　　　　　　吴虹飞：　您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放肆的时代里。比起我们现实的荒诞，《兄弟》里的荒诞实在算不了什么。您作品的荒诞性和现实有对应性吗？　　　
　　　　　　　　余华：　我们生活在充满了荒诞的时代里。事实上，“文革”期间充满了荒诞，很多年前，有位教授向我讲述过一个他在“文革”中的真实经历：　
　　　　　　他和新婚的妻子去街上购买床单和枕巾，买回家的床单上印有“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枕巾上印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时我们喝水用的杯子、洗脸用的脸盆上印着毛主席语录，这是正常的，可是痰盂和尿壶上也印有毛主席语录，这就不正常了。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荒诞的事实越来越强烈和泛滥。台北的《联合报》请陈文芬（台湾出版人）给我打电话做一个采访，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大陆的很多现实让她感到吃惊。比如她在西安时，亲眼看到商厦里搞羽绒服促销，只要女顾客敢在门口脱光了往上冲，就可以免费穿走羽绒服，结果太多的女顾客去抢，以至于和保安发生了冲突。再比如，她回到宾馆看电视剧，电视里面播的是一个很革命的电视剧，剧中人物讲的都是充满正义感的话，但是屏幕角上却有一个治疗性病的小广告，还有动画效果，她觉得难以置信。（可）这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们在荒诞中生活得太久了，已经麻木了。　　
　　　　　　　　　
　　　　　　　　四五年前，媒体报道并且批评过一个“醉美人”大赛，大概是四川吧，让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在那里比赛喝酒，喝到后面，那些姑娘都醉醺醺地说不出来话了，喝的都是白酒。媒体批评以后，居然蔚然成风，国内很多饭店都纷纷仿效。商场推销浴缸，大冬天让模特穿比基尼在商场外的浴缸里面洗澡，这是我亲眼所见，后来竟然在各种报道里屡见不鲜。　
　　　　　　　　
　　　　　　　　《兄弟》下部写的“处女膜修复手术”，几年前被称为中国最为暴利的行业之一，从大医院到小医院纷纷开设这种手术，北京有经济学家讨论过所谓的“处女膜经济”。于是，人造处女膜也横行天下了。当时做一个处女膜修复手术需要三千元，现在行情暴跌了，有人告诉我，在丽江的小黑店里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只要八元钱（这还未经证实）。《兄弟》下部里面的“处（女）美人大赛”，这是“李光头”发明的。　
　　　　　　　　
　　　　　　　　这些日子接受采访，有个记者告诉我，有一个城市，好像是中等城市，举行一个选美比赛，报名的时候有很多要求，什么身高啊，学历啊。还有一条就是报名时要出具医院的处女证明。放下电话我不由感叹，今天中国的作家只要写出来的，几乎都在现实中存在了。所以我很同意复旦大学严锋教授说的：　
　　　　　　我们今天生活中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荒诞的时代里，从“文革”时压抑的荒诞，到今天泛滥的荒诞，当我试图正面去描述这些时，我的作品也就同样荒诞了，由于叙述的集中，显得更加荒诞。荒诞是虚构作品中重要的叙述品质，因为荒诞的叙述不是为了离开现实，而是为了回到现实。
　　　　　　余华：写作的自信与难题
　　　　　　吴虹飞：　有人说，您长时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是吗？　　　
　　　　　　　　余华：　
　　　　　　（上世纪）80年代，写先锋小说的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当时我是一个愤怒的青年，那时候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我突然感到原来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谎话，有了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一个年轻人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和一个老人感到被欺骗是不一样的，老人也许只轻轻一笑，而年轻人很容易因此愤怒，所以那时候我的作品里充满了愤怒。　
　　　　　　　　
　　　　　　　　从1986年到1989年，我的写作处于一种疯狂状态，就是无论写什么，都是很极端的事物，不极端的事物我没有兴趣去写，当时我喜欢钻牛角尖。那个时期我写下了很多暴力和死亡的故事，洪治纲在《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的八个中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数高达28人。洪治纲列出来以后，我自己看了也是吓了一跳。　
　　　　　　　　
　　　　　　　　那四年的写作里，我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我白天一写作就是杀人，到了晚上睡着后，全是自己被别人追杀的噩梦，常常从睡梦中吓醒，一身冷汗。到了1989年的年底，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在小说里杀人了。这个噩梦涉及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当时梦中的我被五花大绑，听到有人在控诉我的罪行，然后就是那一声熟悉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话音刚落，一杆长枪就伸过来对准我的脑门“砰”地一枪。我被击倒在地，当时感到自己的脑袋被子弹打空了，梦里的我摇摇晃晃站起来，对着开枪的那个人破口大骂：“他妈的还没有到沙滩呢！”　
　　　　　　　　　
　　　　　　　　然后吓醒了，浑身都是冷汗，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写杀人的故事了。我十五年没有写杀人的故事，好了伤疤忘了疼，2004年写《兄弟》时，又回到了那个令人不安的年代，宋凡平死于非命，还有孙伟和他的父亲。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现实？您认为一个作家如何保持良心、洞察力和对社会的批判性？　　　
　　　　　　　　余华：　
　　　　　　如果一个作家只关心自己的创作，不关心社会，不关心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关心别人的生存，这样的作家不可能写出触及社会现实的作品。我兴趣广泛，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这样的好奇心会转化为一种感受，进而转为创作。　
　　　　　　　　
　　　　　　　　生活在今天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只要关心一下别人就会震撼自己。不只是关心自己认识的人，也要关心自己素不相识的人。我的经验告诉我，当我去关心别人的生活时，常常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吴虹飞：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野心，就是做一个中国变化的描述者？　　　　　　　　　　　
　　　　　　　　余华：　
　　　　　　这不是野心，是愿望。我试图这样做了。但是，我的努力遭受了一些嘲笑，他们可能觉得不必这样，或者他们认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应该有这样的愿望和冲动，而且要长此下去。吴虹飞：　
　　　　　　从您最近的生活经历来看，一个是相对安稳，另一个是接触的人少。您经常出国，您如何了解当下的中国现实？　　　
　　　　　　　　余华：　
　　　　　　什么叫生活？一方面是经历了，另一方面是感受到了，我认为后者更重要。我在国外的时间很少，出国一般都是一个礼拜，半个月，最近的一次久一点，去了美国七个月。　
　　　　　　　　
　　　　　　　　有些人昏昏沉沉地生活着，另一些人在生活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前者就是经历再多也很少，后者就是经历很少也会多。这些年下来，我在其他行业里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有知识分子，当然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我接触到的人都会给我提供他那里的信息。在家里时我上sina网看新闻，可以立体地了解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什么。吴虹飞：　
　　　　　　您过去获悉信息的方式是什么呢？　　　
　　　　　　　　余华：　
　　　　　　我上小学时就喜欢看《参考消息》，上了初中高中以后，我有一个必修课，下课以后背着书包不是回家，而是站在大街上看大字报。那是“文革”时期，看大字报是为了知道我们海盐正在发生什么。还有一个必修课，就是站在我们县城邮局门外的报刊亭前，看《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浙江日报》，从头到尾看下来，这是为了知道我们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吴虹飞：　
　　　　　　谈谈您的朋友圈子？　　　
　　　　　　余华：　
　　　　　　1980年代我接触的人不是文学编辑就是作家，到了1990年代接触到了其他行业的人，不再是文学界的了。到了2000年以后我越来越宽泛，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群体，你接触了一个人，就会自然地接触到一个群体。我现在认识的朋友确实是越来越精英了，有趣的是，这些精英总是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我和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　
　　　　　　吴虹飞：　您如此关注现实，而且很努力，那您有没有过自我反省？　　　
　　　　　　余华：　
　　　　　　1998年，我去意大利，他们让我上台去说话，只让我说一句话，我走上讲台时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上了讲台后我突然脱口而出：“我们所有的人说过的话，包括逝去的人和健在的人，都没有我们经历的生活丰富。”　
　　　　　　　　
　　　　　　　　这两年我在写作《兄弟》时，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有很多想写的，可我无法表达出来，因为它们进入不了我的故事。比如李光头的故事，我已经尽力去丰富了，但仍然还有很多东西无法加入到叙述系统之中。这还都是我了解的，我相信还有更多的浩如烟海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这已经不是一个作家的局限，而是一个人的局限。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您自己在当下作家中的位置？　　　
　　　　　　　　余华：　我受到过杰克？伦敦一句话的影响，他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回信中说：　
　　　　　　宁愿去读拜伦的一行诗，也不要去读一百本文学杂志。我的理解是，就是要把美好的青春，放在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上。当我阅读这些名著的时候，有两个感受，一个就是激动，抑制不住的激动；另一个就是灰心，自己能够写到那么好吗？　
　　　　　　　　
　　　　　　　　在我之前，活着的或者死去的作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的森林，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在这个森林里面成为一棵树，我希望自己能够长得高一点。　　　
　　　　　　　　这就是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大家可能相互之间都看不起对方，那只是品种不同，如果有一个品种的树死了，就会引起水土流失，大家都会遭殃。作家增加10个，增加100个，不会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只会让文学的森林更加茂盛；你要是一棵孤零零的树木，就很容易死亡。吴虹飞：　
　　　　　　您认为您写作有进步吗？　　　
　　　　　　　　余华：　
　　　　　　对一个不到80岁的作家，过早地去说他，我觉得都是不太准确的。我觉得我写《兄弟》时进步了，可是有人说我退步了，就像当年我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时一样，我认为自己是在进步，可是有人说我在退步。吴虹飞：　
　　　　　　谈谈您写作的收入？　　　　　　　　　　　
　　　　　　　　余华：　
　　　　　　去年是我收入最多的，出版社付给我大概100万元的版税，以前的几年都是靠旧作再版加印，差不多每年有20多万再版的版税。有了稳定的收入后，对我来说有助于写作。如果整天为了生计东奔西走，我就很难写作。吴虹飞：　
　　　　　　那您现在还有什么爱好？　　　
　　　　　　　　余华：　
　　　　　　我现在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看NBA火箭队的比赛，看姚明的比赛，再上网看有关姚明的评论。我把妻子和儿子都发展成火箭的球迷了，我儿子三年前还写过一篇作文《全家都是姚明迷》。　
　　　　　　　　
　　　　　　　　三部标志性作品　　　
　　　　　　　　吴虹飞：　从《活着》开始，您的写作方式变了，有没有您的妥协在里面？　　　
　　　　　　　　余华：　我不认为是一种妥协。《活着》是我很重要的作品，此前的《在细雨中呼喊》是我创作的一个过渡：　
　　　　　　语言还带着先锋文学的味道，但里面已经有活生生的人了。而在我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里面，人物都是符号，叙述方式都大于我要处理的那个题材。　　　
　　　　　　　　《活着》之所以是我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在于它转换了我的叙述方式——必须要为题材和内容服务了。刚开始写时，语言方式和原来差不多，写了一两万字就写不下去了，我发现是叙述上出了问题。我就让福贵，一个老人自己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一下子就找到感觉。由于福贵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民，我只能让他说最朴素的话，于是就有了《兄弟》朴素的叙述。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写到福贵把有庆的尸体埋在树下时，他妻子还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当他站起来时看到月光下的小路通向县城，我当时告诉自己一定要叙述福贵看到这条小路时的感受，因为前面写了很多有庆从这条小路跑向城里学校的情景。为了这一句描写，我的写作停止了好几天，就是找不到一个意象。后来终于找到了，就是盐的意象：　
　　　　　　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