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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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从来没有冒险精神的受压抑的学究要好得多。我也曾被鲍林部分地解决了蛋白质结构问题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传闻所鼓舞。我在日内瓦就听说过这个消息。在那里，我呆了几天跟瑞士噬菌体学者韦格尔（Jean Weigle）讨论问题。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了一个冬天以后刚刚回来。韦格尔在离开加州以前曾去参加过鲍林宣布这个消息的讲演会。
鲍林以他惯用的演戏似的方式进行讲演。讲起话来活象是个终身从事戏剧演出的行家。他的模式图被一块帷幕掩盖着，直到他的讲演快要结束时，他才骄傲地展现了他的最新创作。这时鲍林目光炯炯地解释起他那无与伦比的模型——α螺旋的各种特征。这次炫耀的表演，正象他所有的精彩表演一样，吸引了许多青年大学生出席听讲。全世界再没有哪一个人象鲍林那样能抓住听众的心。他那奇妙的头脑与有感染力的露齿微笑结合得无懈可击。他的许多教授同事们怀着混杂的心情观看着他的表演。鲍林在示范讲台上跳上跳下并挥舞着他的手臂，活象一个魔术师要把一只兔子从他的靴子里掏出来那样。这使他的同事们感到相形见绌，如果他略微表示一点谦虚的话，他的观点也许更容易被人接受。由于他表现出的坚定自信心，即使他在胡说八道，那些着了迷的大学生也都被蒙在鼓里。他的许多同事正在袖手旁观，等待着有朝一日他会在关键问题上栽跟头，而落得一个嘴啃泥。
但是，韦格尔那时无法告诉我鲍林的α螺旋是否正确。他不是X射线晶体学者，不能从专业方面对这个模型进行评价。然而，他的一些在结构化学方面训练有素的年轻朋友们却认为α螺旋看来还是挺不错的。因此，他的这些朋友都认为鲍林是对的。果真如此，鲍林就又取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对于生物学上极为重要的大分子结构，他可能是提出完全正确见解的一位先驱。他或许拥有某种也适用于核酸的新颖手段，而使他在这个领域能遥遥领先。韦格尔对此什么也记不起了。他能告诉我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说有一本关于α螺旋的书不久即将问世。
我回到哥本哈根时、载有鲍林论文的杂志已从美国寄到。我很快地看了一遍，接着又立即重读了一遍。我对其中的大部分论述都觉得摸不着头脑，所以我只能了解他的论点的一个梗概。我当然无法判断它是否讲得有道理。我敢肯定的一点只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优雅。几天以后，下一期杂志又到了，这一期又刊载了鲍林的文章七篇之多。这些文章写得仍然是令人眼花镣乱，充满着华丽的词句。其中的一篇起首这样写道：“胶原是一种很有趣的蛋白质”。这种写法鼓舞了我。我开始琢磨如果解决了DNA的结构我撰写关于DNA论文时开头的话：“遗传学家对基因很感兴趣”。这样的写法就可以显示我与鲍林的思路不同。
那么，什么地方可以学习分析X射线衍射图呢？我开始为此发愁。到加州理工学院去吧，恐怕不合适。因为鲍林太伟大了，不能浪费他的时间去教一个缺乏数学修养的生物学家。可是，我不愿再次遭到威尔金斯的冷遇，也不想到他那里去。这样一来，就只能去英国剑桥了。我知道剑桥有一个名叫佩鲁兹的人，他对生物大分子尤其是血红蛋白的结构很感兴趣。我于是就给卢里亚写信诉说我新近入迷的爱好，问他能否想法把我安排到剑桥实验室去。出乎意料，这件事竟然完全不成问题。接到我的信后不久，卢里亚就去参加在安。阿尔柏（Ann Arbor）召开的一个小型会议。在那里他遇到了佩鲁兹的合作者——肯德鲁（John Kendrew），当时他正延期在美国旅行。更幸运的是，卢里亚对肯德鲁有很好的印象。肯氏象卡尔喀一样，举止文雅；此外，他也支持工党。而且，当时剑桥实验室缺人，肯德鲁正在物色对象同他一道研究肌红蛋白。于是卢里亚向他保证说，我正好合适，并且立即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
当时正值八月初，刚好在我原来的奖学金就要满期的前一个月。这就意味着给华盛顿写信不能再拖下去了，应该告诉他们我改变学习计划的事。但是，我仍然决定直到剑桥实验室正式允许我去时再写信。等我亲自和佩鲁兹谈过话后再写这封难写的信看来是慎重的，因为事与愿违的情况是常常有的。谈过话以后，我就能更详尽他说明我希望在英国完成的任务。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哥本哈根。于是我又回到了实验室。我当时做的一些实验按照第二等标准看来是有趣的。我留下来更重要的是因为小儿麻痹症国际会议即将在那里召开。很多噬菌体工作者将到哥本哈根参加会议。德尔布吕克当然是其中的一员。因为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关于鲍林最近搞的新玩意儿他会有更多的消息。
然而，德尔布吕克并没有告诉我更多的新东西。他认为，α螺旋即使正确也谈不上有任何生物学意义。看来他对此不屑一谈。甚至我对他说确有一张出色的DNA的X射线照片，他也毫无反应。因为小儿麻痹症国际会议召开的盛况空前，我就顾不上为德氏这样独具一格的坦率而感到沮丧。几百名代表光临后，他们就可享用部分由美国出资供给的大量免费的香槟酒，借以缓和一下国际隔阂，一个星期内每晚都有招待会、宴会以及到海滨的酒巴间去的夜半旅行等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奢侈的生活。在我的心目中，这种生活是和腐朽的欧洲贵族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在我的头脑 中油然地产生了一个重要真理：科学家的生活不仅在智力活动方面是丰富多采的，就是在社交活动方面也可能是趣味盎然的。于是，我就兴致勃勃地动身到英国去了。
6
刚吃完午饭我就到办公室去，当时佩鲁兹正在那里。肯德鲁还在美国，没有人期待我的到达。肯德鲁曾寄回一封短信说明年有一位美国生物学家要来和他一起工作。我告诉佩鲁兹，我对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他叫我放心，并向我保证说做这类工作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他和肯德鲁在大学里都学过化学。我应该做的就是读一本X射线晶体学教科书。这样，我就能懂得足够的理论去做X射线照相工作。举个例子说，佩鲁兹对我讲过他要验证鲍林的α螺旋模型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只要化一天时间就能拍到关键性的照片证实鲍林的预见。后来我压根儿就没有理解佩鲁兹：甚至我连晶体学最基本的布喇格定律也一无所知。
随后，我和佩鲁兹出去散步，并且谈到来年可能做的工作。当他知道我是从火车站直接到实验室来的，还没有观光过剑桥的任何学院时，他改变了我们散步的路线，带我穿过学院后院，来到三一学院的大院。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壮观的建筑物。如果我以前曾经有过放弃生物学家安闲生活这种打算的话，如今这种想法全都烟消云散了。这样，当我朝一些阴湿的房屋里偷偷地瞥了一眼知道其中就是大学生宿舍时，我也只不过略显沮丧而已。我从狄更斯的小说中知道我是不会遭受英国人自己都不肯受的那份罪的。后来，当我在基督草坪（Jesus Green）的一座二层楼房中找到一间房间时，我自己认为已是很幸运的了。这里所处的位置实在太好了，离实验室仅有步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佩鲁兹要我见见布喇格爵士。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卡文迪什实验室。佩鲁兹给楼上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到了，布喇格爵士从他的办公室下了楼。他听我谈了几句话后，就和佩鲁兹出去私下嘀咕了一阵。几分钟以后他们又回到实验室，由布喇格正式通知我，说他已经同意我在他指导下进行工作。这次会见是不拆不扣地按英国人的方式进行的。我私下暗暗揣摩着布喇格这尊白胡子偶象，恐怕现在每天总是坐在雅典娜神庙般的伦敦俱乐部里，消磨着他的大部分时间、我从来也想不到我会和这位老古董有所接触，布喇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创立了他的定律。因此，我猜想他必定已处于实际退休的地位而不会关心基因了。我有礼貌地对布喇格爵士接受我在他那里工作表示感谢。接着，我对佩鲁兹说我过三个星期再回来赶上米迦勒节那一学期的开始。于是，我回到哥本哈根去收拾一下我仅有的一点衣物，并告诉卡尔喀我交上好运，能成为一个X射线晶体学者了。
卡尔喀非常合作，他给华盛顿奖学金办公室发了一封信说他热情地赞同我改变学习计划。同时，我也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向他们透露了我当时所做的病毒增殖生化实验不管怎么说都是意义不大的。我深信传统的生物化学不能告诉我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我打算放弃学习它。我还说我如今知道X射线晶体学是遗传学的关键，因此请求把我的学习计划改到剑桥去。这样，我就能够在佩鲁兹实验室学习如何从事X射线晶体学方面的研究。
我知道在得到批准以前留在哥本哈根是没有意义的，简直可以说呆在那里浪费时间，是荒唐的。一星期以前马勒已经动身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去了，他将在那里呆一年。我对卡尔喀式的生物化学也丝毫不感兴趣了。按手续程序说，离开哥本哈根当然不是名正言顺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我的要求恐怕也不能拒绝，因为大家都知道卡尔喀那时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华盛顿办公室必然会担心我究竟愿意留在哥本哈根多长时间，我如果直截了当地写信说卡尔喀不在他的实验室恐怕不但有失体统，而且也多此一举。
自然，我根本没有准备会收到一封不同意我到剑桥去的信。我回到剑桥十天后，卡尔喀却转来了一封令人心灰意冷的信，这封信寄到了我在哥本哈根的住处。奖学金授予团认为X射线晶体学实验室对我不合适，因此，不同意我去。由于我不能胜任晶体学工作，这封信要我重新考虑我的学习计划。然而，奖学金授予团乐意赞助我转到斯德哥尔摩的卡斯皮森（CasperSson）细胞生理学实验室去。
引起麻烦的根由是太明显了。奖学金授予团的领导人已不是卡尔喀在生化界的莫逆之交克拉克（Hans Clarke）了。这时，克氏正准备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我的信落到了新主席手里，这位新主席在指导青年人方面积极性很高。我否认生物化学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做得有些过分了，对此他很不耐烦。我写信向卢里亚求救。他和新主席是偶然相识的，这样，如果能把我的决定很好地呈现出来的话，他也可能改变他的决定。
起先，种种迹象说明卢里亚的介入可能会导致恢复理智的变化。卢里亚寄来一封信说，假如我们能表示以前的想法欠妥的话，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这封信使我振奋。我打算写信给华顿盛说我要去剑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马肯姆（Roy Makham）在那里。马氏是从事植物病毒工作的英国生化学家。他对这消息很不以为然，当时我走进马肯姆的办公室，对他说他可能得到的是一名决不会把实验仪器在他的实验室里弄得叮当作响，而使他烦恼的模范学生。他把这个计划看作是美国人不懂如何举止端庄的典型例子。然而，他答应姑息这一蠢举。
我确有把握认为马肯姆对这件事决不会走漏风声后，就非常谦逊地给华盛顿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同佩鲁兹和马肯姆在一起我能得到一些什么好处。在信的末尾，我开诚布公地申明我已到了剑桥，并且打算一直呆在那里直到华盛顿做出决定为止。我认为申明这一点是诚实的态度。但是，华盛顿奖学金授予团的新主席不予合作，一直等到回信寄到卡尔喀实验室时才算有了点眉目。回信说奖学金授予团正在考虑我的问题，一俟做出决定他们就会通知我的。支票仍在每月月初汇到哥本哈根，可是看来，把支票兑成现钞是不妥当的。
很幸运，他们可能不愿为我来年做DNA工作而解囊只不过引起我的一点烦恼，却无碍大局。、我在哥本哈根的奖学金津贴是三千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富裕的丹麦大学生生活费用的三倍。支付了我姐姐新买的两套巴黎时髦服装的费用以后，我还剩下一千美元。这些钱足够我在剑桥呆一年的。在剑桥居住不到一个月，我的女房东就把我撵出来了。她这样倒是帮了我的忙。我的主要罪状是在晚上九点以后回来没有脱掉鞋子。这时她的丈夫正要睡觉。还有，我偶尔忘掉了在这个时候不能放水冲洗厕所的禁令。甚至更糟的是我在晚上十点以后还要外出，而这时剑桥所有部门都关门了。我出去干什么，很值得怀疑。肯德鲁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这时对我帮助很大，他们把网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