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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7部分

论衡全译-第2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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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孟子批杨、墨说:“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又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
  (15)韩国三句:《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16)辨:通“辩”。争论。
  (17)参见本书《书解篇》注。
  (18)凡论:指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观点。
  (19)桓谭之论:指桓谭的著作《新论》。
  (20)兰台:参见38·16注。
  (21)道术之书:可能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22)表在汉室:把写的奏章呈给汉朝廷。
  (23)主父偃:姓主父,名偃,西汉人,汉武帝时任郎中。
  (24)当:判决书。下愚:本义是智能低劣,这里指诽谤朝廷,目无法度,不可救药。
  (25)以上事参见《史记·董仲舒传》。
  (26)所论:指王充在《论衡》中发的议论。
  【译文】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写传记,是为了纠正挽救不良的风俗,驱使老百姓让他的回复到质朴纯厚的风俗上来。考察《六略》上著录的书达一万三千卷,全是表彰善行的制止恶迹的,阻止横行放纵的。驱使游手好闲的,希望有利于引导人们向善,回归到正道上来。孔子之所以写《春秋》,是因为周代的民风败坏了。所以表彰很细微的善事,贬斥极细小的恶行,整顿乱世,使它返回正道,伦理道德周全,王者治天下之道完备,用以矫正奢侈轻薄风俗的制度,规定得极为完备详尽。河堤决了口而不修筑,就有洪水泛滥的灾害;网破了洞而不织补,就有野兽奔逃出来的危险。所以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周代的老百姓就不会浮华轻薄;老百姓不浮华轻薄,孔子就不会著《春秋》。如果杨朱、墨翟的学说没有搞乱经传的本义,那么孟子也就不会著书了;如果韩国不弱小,法度没有废坏,那么韩非也就不著书了;汉高祖不争论得天下的道理,使用武力的主张没有转变,那么陆贾的《新语》就不会写出来了;各种事情的记载如果不失实,各种观点如果不坏乱,那么桓谭的《新论》就没有写作的缘起了。所以贤圣们著书,引用事实不凭空编造,言必有据而不胡乱编写。写的东西有益于教化,教化施行有益于政治,所以汉代设立了兰台官吏,校勘审定其中的书籍,考订书中的文字。董仲舒写的天人感应、灾异迷信的书,大多讲的是灾异的出现是政治败坏造成的,书写完备以后,就呈献给汉朝廷。主父偃痛恨他,就诬告这部书。汉武帝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吏审理,判决书认为董仲舒目无法度。董仲舒被判处死刑,汉武帝赦免了他。董仲舒大讲灾变怪异的事情,汉武帝仍然不判他的罪反而很尊重他本人,何况我所发的议论并没有触犯朝廷的言论,只是对事情是否符合实际道理进行考核,收集史实的说法呢?所以贤人生活在社会上,做官就尽忠宣扬教化,以显扬朝廷的圣德;不当官就著书评论是非,纠正不良的风气。世俗如果还不知道回到正道上来,就应该伸张道义指斥作坏事的人;著书的人如果不补救,迷失正道的人就不会觉察醒悟过来。
  【原文】
  84·3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机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明辨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论?孟子伤杨、墨之议大夺儒家之论,引平直之说,褒是抑非,世人以为好辩。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恻怛发心,恐土之危也。夫论说者闵世忧俗,与卫骖乘者同一心矣也。愁精神而幽魂魄,动胸中之静气,贼年损寿,无益于性。祸重于颜回,违负黄、老之教;非人所贪,不得已,故为《论衡》。文露而旨直,辞奸而情实。其《政务》言治民之道(11)。《论衡》诸篇,实俗间之凡人所能见,与彼作者无以异也。若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12),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也。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惑(13),作论于下。实得(14),则是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
  【注释】
  机:据文意当作“讥”,形近而误。
  说:通:“悦”。
  南面:古以北为上,老师坐北面南。
  典城:泛指地方长官。紫:指印章上的紫色丝带。佩紫:汉代相国、丞相、太尉、将军、列侯用的印章上都束有紫色丝带。
  引文见《孟子·滕文公下》。
  紫:暗红,是间色。朱:大红,是正色。紫朱,比喻真伪。
  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参见5·4注(11)。
  土:当作“上”,形近而误。
  论说者:指王充本人。
  黄、老之教:指汉初自然无为的处世哲学。
  (11)《政务》:王充的著作之一,基本内容保存于今本《论衡》之中。有人认为,早已失传。
  (12)九虚:指《论衡》中的《书虚》、《感虚》等九篇文章。三增:指《论衡》中的《语增》、《儒增》、《艺增》三篇文章。《论死》、《订鬼》:《论衡》中的两篇文章。
  (13)愚惑:当作“遇惑”,与“遭弊”对文。
  (14)据递修本,“实”字前有“下”字。
  【译文】
  因此《论衡》的写作,起源于许多书的记载已经失实,虚妄的言辞超过了真美的言辞。所以虚妄的言语不废除,华而不实的文章就不会被制止;华而不实的文章泛滥,实事求是的文章就不会被采纳。所以《论衡》这部书,是用来权衡是非之言,确立判断真伪标准的,并不是随意玩弄笔墨修饰文辞,故作奇伟的样子。写作它的根源全起因于人间有许多错误,所以我用尽心思,以此来讥刺社会上的不良风俗。社会风俗的特性,是喜好奇异怪诞之语,喜欢虚假荒诞的文章。为什么呢?实事求是的言论不能快人心意,华而不实的言辞文章却能使人惊耳动心。所以有才能的人,喜好谈论的人,夸大实事,故作美盛的言辞;写文著书的人,编造毫无根据的文字,作虚假不实的解释。听的人认为确实如此,就不停地谈论;贤人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就久传而不断绝。久传不绝,那么文字就记载在竹帛之上;谈论不止,那么就会误入贤者之耳。至于有些当老师的人,宣扬的是奸伪的解释;各级官吏,读的都是虚妄不实的书。明辨了这些是与非,我痛心忧伤,怎么不加以评论呢?孟子痛惜杨朱、墨子的议论大大压倒了儒家的议论,援引公平正直的论说,赞扬正确的贬斥错误的,世人却认为他好争辩。孟子说:“难道我好争辩吗?我是不得已啊!”现在我也是不得已啊!虚妄的比真实的更显眼,实诚的被虚伪的所迷乱,世人不醒悟,是与非分不清,紫色与朱红混杂在一起,瓦块和宝玉夹杂在一堆,凭情感而言,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啊!卫国的陪车侍从超越职责而帮着叫喊赶马,他的痛惜忧伤发自内心,是唯恐主人有危险。论说的人忧虑世俗不良,同卫国的陪车侍从是同一种心情。精神忧愁魂魄苦闷,引动了胸中的静气,损伤了年寿,对生命毫无益处。灾祸比颜回更重,违背了黄、老的处世哲学,这并不是人们所要贪求的,迫不得已,所以写了《论衡》这本书。文章浅显而思想正直,遣辞简约而感情真实。其中的《政务》篇谈的是治理百姓的道理。《论衡》中的各篇文章,所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上一般人都能识别的,与作者本人没有什么不同。如像九虚、三增、《论死》、《订鬼》等篇文章,谈的是世俗间长久迷惑的问题,是一般人所不能觉察的。君王遇到世风败坏,就要在上面改变政教;臣下遇到疑惑,就要在下面作出评论。如果臣下的议论符合实际的道理,那么君王改变政教时就会采纳它了。希望能唤醒那些受到迷惑的心,使他们知道虚与实的区别。实与虚的区别确定了,浮华虚假的文章就会绝灭;浮华虚假的文章绝灭了,那么纯诚的教化就会日渐增长。
  【原文】
  84·4或曰:“圣人作,贤人述。以贤而作者,非也。《论衡》、《政务》可谓作者。”
  【注释】
  作:指创作。
  述:记述,阐述。指阐述别人的东西。
  【译文】
  有人说:“圣人创作,贤人阐述。以贤人的身分而从事创作,是不对的。《论衡》、《政务》,却可以说是创作啊。”
  【原文】
  84·5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山君《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谓《论衡》之成,犹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其卦溢,其数多。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儒生就先师之说诘而难之,文吏就狱卿之事覆而考之,谓《论衡》为作,儒生、文吏谓作乎?
  【注释】
  此句有误,应作“对曰:非作也”。
  太史公书:即司马迁著的《史记》。刘子政序:指西汉末刘向所著的《新序》。班叔皮传:指东汉初班彪所著的《史记后传》。
  桓山君:当是“桓君山”。《检论》:书名,已失传。
  衍:发挥,扩展。按:本书《正说篇》认为伏羲非作,文王非演,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这里王充又因俗传为说。
  辩:通“辨”。
  文吏:掌握和熟悉文书、法令的官吏。狱:狱史,指负责审讯的官吏。卿:指廷尉。狱卿之事:这里指司法案件。
  【译文】
  回答说:《论衡》、《政务》不是创作,也不是阐述别人的东西,而是发表议论。五经的产生,才可以称为创作。太史公的书、刘子政的序、班叔皮的传,可以称为阐述别人的东西。桓君山的《新论》、邹伯奇的《检论》,可以称为议论。现在来看《论衡》和《政务》,是和桓、邹二人的议论是同类的,并不是所说的创作。开创性的另作,从前根本没有的,如仓颉创造文字,奚仲造车这才是创作。《易》说伏羲制作八卦,在此以前没有八卦,伏羲制作了它,所以称为创作。周文王把八卦画出来,自己推演成六十四卦,所以称为推衍,说《论衡》的写成,像推演六十四卦一样,但又不是如此。六十四卦是根据图象扩展而增生出来的,它的卦增加,它的数就多了。现在《论衡》只是针对世俗之书,考订它们的真伪,辨别它们的虚实,并不是始创另作,在之前毫无依据。儒生对先师的说法追问责难,文书律令之吏对狱卿的判案覆核考查,说《论衡》是创作,那么儒生、文吏的做法也是创作吗?
  【原文】
  84·6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书奏记,说发胸臆,文成手中,其实一也。夫上书谓之奏,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邵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11)。由此言之,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记谓之造作(12),上书上书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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