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1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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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在历史上被称为——酷吏。
这些新时代的弄潮儿裹挟在告密者的人流中，带着异于常人的一身本领，带着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踌躇满志地来到了武后的身边。而武后则用一种鹰隼般锐利的目光，仿佛沙里淘金一样，一眼就从成千上万的告密者中把他们挑了出来。
胡人索元礼是最早被武后树立起来的酷吏样板。他因告密之功被擢升为游击将军，专门负责审理武后钦定的大案要案。史称其生性残忍，嗜血好杀，每审一人必牵连罗织数十百人。武后大为赏识，频频召见，赏赐有加，并且不断赋予他直达天听，临机独断的实权。
在索元礼示范效应的带动下，醴泉人侯思止、长安人周兴、万年人来俊臣等大批酷吏闻风继起，纷纷效法。其中以侯思止和来俊臣的发迹最具传奇色彩。
侯思止是个文盲，原来的职业是卖烧饼的，由于好吃懒做，后来连烧饼铺也关张了，只好去给一个将军当仆人。告密风起后，他抓住时机状告本州刺史裴贞与宗室亲王李元名串通谋反，从而博得武后赏识，被授予游击将军之职。按说，从一个卑贱的仆人变成一个五品将军，侯思止已经算是一步登天了，可他仍未满足，又去找武后要官，一开口就是御史。
武后笑问：“你又不识字，如何当御史？”
早有准备的侯思止振振有词地说：“神兽獬（xiè）豸（zhi）何尝识字？可它却能凭借本能和直觉辨别忠奸善恶！”
武后笑了。
她不得不承认，侯思止是一个聪明的文盲。这句话确实挠到了她的痒处。如今她需要的不是凡事讲求程序和证据的法官，更不是那些满腹经纶却处处与她意志相左的朝臣，而是像侯思止这种来自于体制之外的、无知无畏、百无禁忌的人。只要他具有一种绝对效忠于武后的本能，只要他能够凭直觉去对付武后的敌人，文盲白丁又有何妨？
资源放错了位置就是废物，废物放对了位置就是资源。
就这样，文盲侯思止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侍御史的职位，从此成为武后最忠实、最得力的鹰犬之一。
在武周一朝的所有酷吏中，后起之秀来俊臣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个。这不仅因为他长相俊美，堪称“酷吏之花”，更是因为他近乎天方夜谭的发迹过程和日后登峰造极的酷吏生涯。来俊臣生于一个赌徒之家，从小游手好闲，无恶不作，后来因作奸犯科身陷囹圄。当武后向天下人发出那道鼓励告密的诏书时，正在坐牢的来俊臣仿佛在绝望中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他拼命摇撼铁窗厉声高喊：我要伸冤，我要告密！
狱吏不知道囚犯有没有权利告密，踌躇多日不敢处置，只好把情况上报刺史东平王李续。李续冷然一笑，只说了四个字：杖打一百。来俊臣被打得皮开肉绽，从此老老实实，再也不敢提告密之事。几年后，李唐宗室遭遇空前的政治劫难，东平王李续被杀，来俊臣闻讯欣喜若狂，再次摇撼铁窗，发出了比上次更为凄厉的呼喊——我要告密！
这回来俊臣终于得偿所愿，被送到神都面见太后。伶牙俐齿的来俊臣从容奏言，说早在几年前便已察觉李续有谋反企图，却因此遭到李续居心险恶的报复，险些命丧黄泉，如此遭遇，实属人间奇冤；所幸今日苍天开眼，终于让他见到了传说中英明神武的皇太后，才得以一吐冤情，一表忠心，他这辈子也算死而无憾了云云。
那天武后一直注视着来俊臣，不仅惊讶于他的容貌之美，也折服于他雄辩滔滔的口才，更被他的一腔忠心所打动。于是来俊臣话音刚落，武后便毫不迟疑地赦免了他过去的罪行，并即刻提拔他为侍御史。
来俊臣就此奇迹般地咸鱼翻身，从阶下之囚一跃而成朝廷命官，开始了他青史留名的酷吏生涯。经过数年的努力奋斗，来俊臣不仅为武后铲除了大量异己，“前后坐族千余家”（旧唐书酷吏列传），而且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会同其党羽精心创作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冤狱制造过程的经典著作——罗织经。
在这本流传后世的专著中，来俊臣侃侃而谈，将他们认真总结的成功经验无私地公诸于众。限于篇幅，在此仅摘取罗织经中的两则经典语录以飨读者：
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不及众，功之匪显。下以求安，上以邀宠，其冤固有，未可免也。
案子如果不搞大，就无以震惊天下；牵连的人如果不够多，功劳就难以彰显。办案的目的是既要保证自身安全，又要向上邀功请赏，若案子存在冤情，那也是在所难免。
上不谋臣，下或不治；下不谋上，其身难晋。臣不谋僚，敌者勿去；官无恒友，祸存斯虚。势之所然，智者弗怠焉！
君主若不算计臣下，便难以统驭治理；臣下若不揣摩上意，便难以加官晋爵。臣子若不算计同僚，对手不可能出局；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祸患只存于朝夕。形势如此，聪明人不可有片刻懈怠！
这就是来俊臣面对天下后世的真情告白。
不避讳，不掩饰，我是流氓我怕谁！
宁为敢做敢说的真小人，不当言行相悖的伪君子！
我们大可以从道德上鄙视他，但我们却不得不佩服其论述之透彻与精辟。从这种意义上说，来俊臣的罗织经，堪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东西相映，亦足以和李宗吾的厚黑学古今同辉。
第135章 今日域中，谁家天下（5）（）
在罗织经中，来俊臣及其党羽不仅详细说明了制造冤狱的流程、步骤和要点，而且几乎把刑讯逼供升华成了一种艺术，将人性中最残忍且最富有创意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光是各种酷刑的名目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如将木板绑在人犯的双手双脚上，然后用力扭绞，名为“凤凰展翅”；将人犯腰部绑住，然后向前猛拉颈上的枷锁，名为“驴驹拔撅”；命人犯跪地捧枷，然后把砖头堆积在枷上，名为“仙人献果”；将人犯绑在柱子上，用绳子拴住枷尾往后猛拽，名为“玉女登梯”。此外，书中还详细记载了十种不同款式的刑具及其应用在犯人身上后产生的效果：一曰“定百脉”——全身麻痹；二曰“喘不得”——近乎窒息；三曰“突地吼”——嗷嗷乱叫；四曰“着即承”——马上招供；五曰“失魂胆”——魂飞魄散；六曰“实同反”——供认同谋；七曰“反是实”——胡乱承认自己谋反；八曰“死猪愁”——就算是死猪也会犯愁；九曰“求即死”——但求速死；十曰“求破家”——赶紧把我们一家老小全杀了吧，也好过戴这玩意儿啊！
在来俊臣等酷吏所创造的这种登峰造极的暴力美学面前，骨头再硬的人犯都会浑身酥软，变成任人摆布的可怜虫。来俊臣等人每次要逼供时，往往在大刑未动之前先展览他们发明的各种刑具，并绘声绘色地描述各自的功能，结果还没等他们把话说完，人犯早已吓得屁滚尿流，“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而武后对来俊臣等人的办案效率也非常满意，对他们的赤胆忠心更是赞赏有加，因而越发宠信他们，并且赋予了他们越来越大的权力。是故，“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资治通鉴卷二三）
来俊臣等人就这样联手缔造了一个恐怖而辉煌的酷吏时代。
在一场比一场更为暴烈的血雨腥风中，大唐的江山社稷正在无声地倾圮，一个亘古未有的女皇时代已经呼之欲出。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无所不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狄更斯双城记）
而金銮殿上的武后则始终面带微笑地看着这一切。
她必须放手让酷吏制造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怖世界，她才能让自己拥有一个为所欲为的自由王国。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强权就是公理，暴力即为正义。
这就是武周革命前夕，这个即将横空出世的一代女皇惟一信奉的人间真理。
大周帝国的标志：万象神宫
自从裴炎一党因逼迫太后还政被纷纷送上断头台后，朝堂上公然反对武后的声音就渐渐消失了，此后又经过一场还政表演以及甚嚣尘上的告密风潮，满朝文武的嘴巴更是被堵得严严实实，似乎再也没人敢对太后揽政之事妄生非议，指手画脚了。
然而，让武后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就在这个大狱迭兴，人人自顾不暇的时刻，居然还是有人逆流而动，再次对她临朝称制的合法性发出了质疑之声。
而更让她震惊错愕的是，这个人居然是她一直以来最得力的亲信——刘炜之。
刘炜之，常州人，少年时便以文藻知名，入朝之后，以其才华见重于武后，遂被延揽为北门学士，从此成为武后的左膀右臂。刘炜之在亲族中素有孝友之名，故深受高宗赏识，被高宗亲自指定为相王府司马，成为李旦的授业之师。高宗曾对刘炜之说：“相王，朕之爱子，以卿忠孝之门，籍卿师范，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旧唐书刘炜之传）嗣圣元年，在武后废黜李哲、拥立李旦的行动中，刘炜之与裴炎、程务挺等人一起立下汗马功劳，因而以中书侍郎衔入相。官名改易后，刘炜之成了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虽说在武后临朝称制的道路上，刘炜之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刘炜之心里还是不可遏止地产生了和裴炎当初一模一样的情结——惟恐变成武后篡唐的帮凶。
事实上，从睿宗李旦被武后软禁的那一刻起，作为与李旦有着师生之谊的刘炜之就已经对武后心生不满了。及至后来告密蜂起，眼见满朝文武人人噤若寒蝉，而武后改朝换代的步伐则越迈越快，加之睿宗亲政的希望又日渐渺茫，刘炜之心中的愤懑更是越积越深，不吐不快。
某一天，在某个私下场合，刘炜之心中的不平终于化成了一句致命的牢骚。
那天，刘炜之和他最信任的一个下属凤阁舍人贾大隐讨论时政，说着说着不禁发出一声浩叹：“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资治通鉴卷二四）
就是这句不平则鸣的牢骚话为刘炜之招来了杀身之祸。
其时告密之风正盛，贾大隐正愁没有升官发财的捷径可走，现在刘炜之自己送上门来，他当然不会放过，于是一转身就去向武后告了密。
武后闻奏，先是一阵愕然，继而脸色铁青地说：“炜之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没想到又背叛了我！”
随后，武后便授意有关部门给刘炜之捏造了两个罪名：一是收受归州都督孙万荣的贿赂，二是与许敬宗的小妾私通。
“刑有不及，陷无不至；不患罪无名，患上不疑也。”（来俊臣罗织经）刑罚总有不能及的地方，而诬陷则没有什么不能办到；不必担心加罪于人没有名义，就怕君主对这个人没有猜疑。
刘炜之的遭遇，无疑为酷吏来俊臣的上述妙论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捏造了罪名后，武后随即指派肃州刺史王本立负责调查。此举颇令人费解——武后为什么放着朝中的那么多司法官员不用，偏偏指派一个地方刺史去审查一个堂堂宰相呢？
在我们看来，此举大概有两种解释：一、刘炜之入相已久，所以武后担心朝中的司法官员会暗中回护，影响审案；二、武后对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心腹股肱或许还抱有一丝不舍，所以她不想让酷吏出马，因为他们一旦出手便没了回旋的余地。综合言之，指派王本立很可能是一个折衷的做法，也就是说——武后既不想轻易放过刘炜之，也不想马上让他死。
然而，已经抱定必死之心的刘炜之根本不领武后的情。当王本立向刘炜之宣读武后的敕书时，刘炜之发出了几声冷笑，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旧唐书刘炜之传）
没有经过中书门下两省起草审议的敕令，也配叫敕令？
刘炜之这句掷地有声的质问，从此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句经典名言。论者经常引用这句话，来说明唐代相权对君权的制衡作用；同时也以刘炜之最终难逃一死的遭遇，证明唐代的这种宰相制度仍然无法有效制约皇权专制，尤其是当君主具有极权和独裁倾向的时候，相权的制约作用更是荡然无存。
在刘炜之充满嘲讽的质问下，王本立哑口无言，就像是被人狠狠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