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2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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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与其说李亨是在向父亲尽孝，还不如说他是在补偿。而尽孝和补偿是大不相同的。尽孝是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补偿只是我想给你什么才给你什么，二者绝不可划上等号。换句话说，尽孝的目的是为了让老人开心，可补偿的目的却是为了让自己安心，这能一样吗？
太上皇刚刚迁入甘露殿的时候，李亨当然也时常去问安，因为所谓的“晨昏定省”就是古人规定的孝道的主要内容之一。老人家因绝食而患病后，李亨就去得更勤了。不过没过多久，李亨自己也病倒了，并且病情还很不让人乐观。他只好派遣宦官代他去向上皇问安。
从此，李亨缠绵病榻的时间要比上朝理政的时间多得多。
在卧病的日子里，李亨想了很多事情。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强迫太上皇离开兴庆宫这件事。李亨越想愧疚越深，同时也生出了些许悔悟。
他觉得，罪魁祸首就是该死的宦官李辅国！
要不是这阉宦一再撺掇并且最后把生米做成了熟饭，自己也不一定下得了这个决心。
像李辅国这种人实在该杀，留着终究是个祸害！
然而，李亨对李辅国的杀机却只能停留在意淫阶段，始终无法付诸行动。
不是他不想动，而是他不敢动。
原因很简单，禁军都掌握在李辅国手里，李亨怎么动？虽说李辅国的兵权也是李亨给的，但是想收回来却没那么容易。因为经过这些年的经营，禁军几乎已经成了李辅国的私人武装。有道是县官不如现管，禁军将士早就被李辅国通过各种手段收拾得服服帖帖。毫不夸张地说，如今他们敬畏宦官李辅国已经远甚于敬畏天子李亨！
一想起逼迁上皇那天，李辅国悍然带着六军将领一身素服前来逼宫的情景，李亨无论何时都会觉得四肢发冷、全身打颤。
什么叫太阿倒持？
就在那一刻，李亨深刻体验了这句成语所包含的意味。
李亨一直以为李辅国只是自己手里的一把刀，可事到如今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握着的竟然是刀刃，而刀柄却赫然握在李辅国的手里。
是的，刀柄握在李辅国的手里。
刀柄握在李辅国的手里
李辅国的欲望
世界上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答：太平洋底的马里亚纳海沟。
错！
世界上最深的地方是“欲壑”，就是内在于人心的那个欲望之洞。
因为欲壑难填。马里亚纳海沟再深，太平洋的水都能把它填满；可人心深处的欲壑，却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
比如李辅国的内心深处，就有一个这样的黑洞。
成功把太上皇赶出兴庆宫后，李辅国恍然有了一种天下无敌之感。他觉得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是做不成、得不到的。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八月，李辅国忽然觉得自己手中的兵权太小了。和整个帝国的军队比起来，京城的禁军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实在不够劲，要管就要管整个帝国的军队，那才叫爽。
于是，李辅国就跟肃宗说他想当兵部尚书。
肃宗李亨眉头微皱，用一种相当严肃的表情思考了半天，最后就只说了一个字：好。
李辅国去兵部上任那天，肃宗专门替他操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就职典礼：让太常寺演奏雅乐，让御膳房摆设宴席，还让宰相率领文武百官一起向李辅国道贺，随后又恭恭敬敬地把他送到了兵部大堂。
肃宗原以为这样就能填满李辅国的欲壑，可他错了。李辅国八月初七刚刚到兵部上班，结果还没过十五就向肃宗提出了新的要求。肃宗一听，差点没背过气去。
李辅国说他要当宰相。
肃宗真想对他说：人不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当然，这话只能在心里说说而已。事实上肃宗对李辅国说的是：“以爱卿的功劳，什么官不能当呢！朕只是担心你在朝中的威望不够啊！”
情急之下，李亨只能把皮球踢给大臣们。
李辅国闻言，就向左仆射裴冕等人放出风声，让他们推荐自己。李亨私底下赶紧向宰相萧华求援：“李辅国要当宰相，假如公卿们推荐他，朕就不得不让他当了。”萧华就去质问裴冕。好在裴冕是根硬骨头，一听就说：“根本没这回事！要让我卸一条胳膊给他可以，要推举他当宰相——门都没有！”
萧华回禀后，李亨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第247章 太上皇李隆基 肃宗李亨驾崩（3）（）
随后，李亨就在李辅国面前作出一副既无奈又遗憾之状：你瞧，李爱卿，不是朕不用你，而是大臣们不推荐你，朕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啊！
当不上宰相，李辅国自然是怒火中烧，不过他并没有让怒火烧坏脑子。他知道，自己终究是个出身卑贱的宦官，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去统领文武百官，就等于是向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和制度挑战，其难度当然不是一般的大。
李辅国想来想去，决定知难而退。
不，准确地说，李辅国是想以退为进。他固然决定放弃宰相的虚名，但这并不等于他不再渴望宰相的权力。
事实上，此时李辅国想要得到的权力甚至已经超越了宰相。
是的，李辅国真正想要攫取的，其实是天子大权。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三月，朝廷的京兆尹一职出缺，李辅国马上推荐自己的心腹、时任户部侍郎的元载兼任。肃宗和宰相们对此当然不敢有二话。可是，就在任命书即将下达之前，元载却突然找到李辅国，坚持要辞去这项任命。
李辅国盯着元载的脸看了很久，最后总算看明白了——这小子不是不喜欢乌纱，而是嫌这顶乌纱太小。
京兆尹太小，那他想要什么？
不用说，当然是想当宰相了。
李辅国在心里嘿嘿一笑。也行，你们不是不让老子当宰相吗，没关系，老子就派手下人去当好了。
随后，李辅国向肃宗提出：萧华专权揽政，不适合当宰相，应该罢免，改任元载。
肃宗起初当然不肯同意，可李辅国的眼神告诉他：这不是一项可以否决的请求，而是一项必须执行的决定。
当皇帝当到这个份上，实在是有够窝囊。可肃宗能怎么办呢？除非跟李辅国彻底翻脸，把他手中的所有权力、尤其是禁军兵权全部收回，否则就只能向他妥协。
可是，要收回禁军兵权谈何容易！
首先，军队和文职部门是全然不同的。文职部门只要皇帝下一道任命状，很快就能完成权力的转移和更迭，可军队却没这么简单。如果继任者不能采用强势手段收服人心，就很容易激起兵变。在和平年代，这种可能性也许还比较小，可在如今这个人人自危的战乱年代，在这种遍地都是骄兵悍将的乱世之中，稍有不慎，就完全有可能引发一场祸乱。
其次，现在的肃宗跟灵武时代的肃宗也不可同日而语了。当时的肃宗朝乾夕惕、卧薪尝胆，一心想要收复两京、平定叛乱，颇有中兴之主的气象，可如今的肃宗疾病缠身、精力日衰，只想坐稳皇位、维持现状二者相去不啻霄壤。这种时候，要是禁军在他的眼皮底下发动一场兵变，肃宗绝对没有办法应付。
鉴于上述原因，李亨只能向李辅国妥协。
数日后，萧华被免去宰相之职，贬为礼部尚书；元载以户部侍郎衔入相，原先兼领的度支使、转运使等重要职务仍然保留。
元载笑了，笑容非常灿烂。
李辅国也笑了，笑容更加灿烂。
对于许许多多的大唐臣民来讲，唐肃宗宝应元年四月无疑是一个黑色的月份。
因为这个月死了两个人。
死人本来是天底下最平常的事，可关键在于这两个人的身份都非同寻常。
他们就是太上皇李隆基和皇帝李亨。
是的，这父子俩死于同一个月，前后仅相差十三天。李隆基死于四月初五，终年七十八岁；李亨死于四月十八，终年五十二岁。
毫无疑问，唐玄宗李隆基是在无比抑郁和惨淡的心境中离开人世的。如果说人的一生是一本书，那么李隆基无疑拥有非常华丽的封面和辉煌灿烂的正文，只可惜尾声极其潦草，令人不忍卒读，封底更是布满了灰尘和污垢。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似乎很少有哪一个皇帝像李隆基这样，拥有落差如此巨大的一生——他所缔造的开元盛世雄踞于历史之巅，令后人叹为观止；可由他一手造成的安史之乱却把帝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亦足以令后人欷殻Ф笸蟆�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巨大的落差？
从事相上来看，原因似乎并不复杂，无非是因为李隆基中年以后日渐堕落，荒疏朝政，导致奸臣当道，国事日非，从而最终催生了安史之乱。就像传统史家所言：“开元之初，贤臣当国”，“自天宝已还，小人道长”，总之一句话：“用人之失也！”（旧唐书玄宗本纪史臣曰）
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玄宗李隆基为什么会在中年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呢？答案也许就不那么简单了。
古人经常说一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事情都有个开头，但很少有结尾）。也就是说，历史上早年英明、晚年昏聩的皇帝并不只有李隆基一个，他只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个案而已。西哲也经常说一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可见一旦没有外在力量的制约，任何人在巨大的事功和权力面前，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和堕落。换言之，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李隆基个人的思想品质问题。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把李隆基和唐太宗李世民拿来做一个对照。
我们都知道，早年的李隆基与李世民极为相似，他以“贞观之治”为执政范本，处处“依贞观故事”，时时刻刻向李世民看齐，任贤纳谏，励精图治，才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从而缔造了一个“朝清道泰，垂三十年”的太平盛世。
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李隆基念兹在兹的执政范本、最让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其实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在贞观中后期，李世民身上已渐露拒谏、骄奢之端倪，魏徵批评他“渐恶直言”、“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马周批评他“营缮不休”，致使“百姓怨咨”，很多大臣也纷纷对他“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的行为进行劝谏，甚至连他最喜爱的嫔妃徐惠也由于当时“军旅亟动，宫室互兴”而上疏规谏。
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仍然要做这样一个假设——假如李世民不是在五十一岁那年英年早逝，而是像李隆基一样活到七十八岁，那么彪炳千秋、震烁古今的“贞观之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英明神武的千古一帝李世民，又会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一个怎样的晚年形象呢？
再者，假如李隆基没有活到七十八岁高龄，而是像李世民那样英年早逝，那么他的历史形象是不是就会定格在开元时代，从而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一个没有瑕疵的完美版呢？而骄奢淫逸的天宝时代，连同后来这个天翻地覆的“安史之乱”，是不是也就无从谈起了呢？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也就是说，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意义上讲，从“权力腐败定律”的意义上讲，李世民英年早逝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而李隆基得享天年则很可能是一种不幸！
当然，这种幸与不幸不是对他们个人而言，而是对整个国家而言的。其实，综观整个中国历史，“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不仅可以用在皇帝个人身上，更可以用在一个王朝身上。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在建国初期几乎都能做到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可一旦太平日久，就会无可挽回地走向腐败与堕落；然后一个新的政治集团揭竿而起，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相同的历史又会再度上演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就是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里转着圈圈，转着愚蠢而又可悲的圈圈！
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两个字：制度。
准确地说，是四个字：专制制度。
无论古今中外，凡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制度都是很不靠谱的，不管这个权力是集中在一个人手上，还是集中在一个政治集团手上；而把百姓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全部寄托在这个人（或从属于他的政治集团）身上，显然更不靠谱！
所幸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知道“法治”比“人治”要靠谱得多，已经知道一个普通公民的幸福是如何跟这个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