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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北大教授李零读论语 :丧家狗-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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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家狗 序言

  李零简介及自序(1)

  李零简介:男,祖籍山西武乡县。1948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市,从小在北京长大。中学毕业后,曾在山西和内蒙插队7年。1975年底回到北京。1977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烺先生作殷周铜器研究。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系西队从事考古发掘。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先秦土地制度史的研究。1985年至现在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研究方向 教学: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孙子兵法》研究,中国方术研究,《左传》,中国古代文明史,海外汉学研究,中国古代兵法。 ■ 主要专著 1、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吴孙子发微,中华书局,1997; 3、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 4、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 5、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主要论文 代表论文: 1、旧中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古文字研究》第8辑,1983; 2、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九州学刊》第3卷1期,1988; 3、式与中国古代的字符模式,《中日文化》第4期,1991; 4、马王堆房中书研究,《文史》35辑,1992; 5、楚景平王与古文字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
  近来,《论语》很火,孔子很热。我们村,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开了《论语》课。课分三个班,我教其中一个班。2004年的下半年和2005年的上半年,我花两个学期,一学期讲半部,把《论语》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部讲义,就是根据我上课的记录整理而成。借这个机会,我把《论语》系统读了一遍。受教育的,首先是我自己。所谓讲义,其实是读书笔记。
  一
  我的讲义,正标题是“丧家狗”,副标题是“我读《论语》”。首先,我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
  什么叫“丧家狗”?“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无家可归的,不只是狗,也有人,英文叫 homeless。
  读《论语》,我的感受,两个字:孤独。孔子很孤独。现在,有人请他当心理医生,其实,他自己的心病都没人医。
  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述而》7。34)。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子罕》9。6)。读我的书,你会明白,为什么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
  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才是真相。
  当年,公元前492年,60岁的孔子,颠颠簸簸,坐着马车,前往郑国,和他的学生走散。他独自站在郭城的东门外,等候。有个郑人跟子贡说,东门外站着个人,脑门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上半身倒有点圣人气象,但下半身却像丧家狗,垂头丧气。子贡把他的话一五一十告诉孔子,孔子不以为忤,反而平静地说,形象,并不重要,但说我像丧家狗,很对很对。
  在这个故事里,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
  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的晚年,年年伤心。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至于副标题嘛,非常简单。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大师、小师怎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读孔子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二
  其次,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不爱读《论语》,现在却卖劲儿读《论语》,而且是当做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
  我先讲不爱读《论语》是怎么回事。
  坦白地讲,我读《论语》,是重新补课。这本书,我过去读,中学就读,但不爱读,一直没下过功夫,一字一句仔细读。
  当年读《论语》,我的感受是,此书杂乱无章,淡流寡水,看到后边,前边就忘了,还有很多地方,没头没尾,不知所云,除了道德教训,还是道德教训,论哲理,论文采,论幽默,论机智,都没什么过人之处。

  自序(2)

  我想,如果没有心理暗示,像我小时候一样,像很多外国人一样,既没人劝我尊,也没人劝我不尊,很多人的感受,可能和我一样(不读《论语》也能直探孔子心曲的人,不在此列)。这是第一。
  第二,我不爱读《论语》,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让我慢慢讲。
  予生也晚。我是生于旧社会(只待过一年,没印象),长于红旗下,崔健唱的,“红旗下的蛋”。我有我的阅读背景。马、恩、列、斯、毛、鲁,我曾通读,现在不时髦;灰皮、黄皮书,也曾泛览,现在见不着。插队下乡,北京的孩子和外地的不一样,照样有人读书。我的启蒙,是在“文革”当中,古书、杂书,看了一大堆。辛亥革命后,康有为、陈焕章的孔教会(1912年),我不及见;蒋介石、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1934年),我没赶上;新儒家的书,几乎没读;尊孔教育,一点没有。
  我不爱读《论语》,不是因为我只见过批孔,没见过尊孔。近百年来,尊孔批孔,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它与中国备受欺凌的挫折感和郁积心底的强国梦,有着不解之缘,既跟政治斗争有关,也跟意识形态有关,还有民族心理问题,忽而自大,忽而自卑。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拿孔子说事。“批林批孔”前,我就不爱读《论语》。
  有人说,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往往最不了解;最不了解,也就最没发言权。这话有点道理,但也不尽然。我没尝过梨子,也知道梨是甜的;没吃过狗屎,也知道屎是臭的。更何况,尊也好,批也好,不是前提,而是结果。什么对,什么错,都得阅读原典。不读原典的胡说八道,才最没发言权。
  上个世纪,一劈两半,我是后半截的人,代沟肯定存在,没什么了不起。小时候,我跟大人听京戏、大鼓和相声,除了相声,几乎都听不下去。我总觉得,哐呔呔,哐呔呔,咿咿呀呀,长腔慢板,远不如电影吸引人。有点兴趣,那是后来的事。我的态度,回想起来,和如今的“80后”,有程度差异,无本质不同。我看他们看不惯,我爸爸看我也看不惯。这不是大陆不大陆,台湾不台湾,而是现代化下很普遍的问题。即使欧美国家,也是早就把古典教育撇一边,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谁也别吹,自己比别人更传统。你说传统是宝贝,有些东西,处于濒危要保护,我赞成;但非要弘扬,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兴趣。
  谁要说,不读《论语》就无以为人,现在世道人心这么坏(如贪污腐化、制售假药、卖红心鸭蛋者流),都是因为不读《论语》,不敬孔子,那就过了。
  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
  “五四”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变古董店,有人惋惜,我理解。但南怀瑾老前辈说,孔家店是粮食店(他说道教是药店,佛教是百货商店),此店关张,我们就没饭吃,我不能苟同。
  三
  过去,我不爱读《论语》,还有个原因,是我不爱听人说教。人上点年纪,以为曾经沧海,就可以当道德老师,我以为是为老不尊。我一看谁说这类话,写什么人生哲学,头皮就发麻。
  我总觉得,不问世道好坏,上来就说好人多,既无标准,也无统计,这种说法,极不可靠;好人活着做好事,做了好人好事,注定有好报,也是陈词滥调。事情哪有这么巧?这类善言,早就叫人讲完了,不光中国,全世界的说法都差不多。
  我理解,道德和秩序,秩序更重要。比如“文革”,不是因为没道德才没秩序,而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道德很脆弱,也很实际。说好就好,说坏就坏。比如,挤公共汽车,人太多,车太少,秩序大乱,谁排队,谁甭想上;火车,千里迢迢,不是一时半会儿,汽车可以让座,火车就没人让,里面的道理很简单。道德,甭管多好,社会一乱,说垮就垮,越是没道德,才越讲道德。
  道德不是讲出来的。历史上,国家一治一乱,道德时好时坏,太正常。远了不说,明朝末年怎么样,清朝末年怎么样?野史笔记、旧小说还在,人和现在一般坏,甚至更坏。您别忘了,那时道德归谁管?正是孔老夫子。
  现在的“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号。
  社会失范,道德失灵,急需代用品。就像戒烟的抽如烟,暂时过嘴瘾。有人呼吁的乡约民规或宗教道德,也都是如烟。代用品,只要能代就行,不定是哪种。比如,咱们的邻居老大哥,人家俄国,就是双头鹰、三色旗、彼得大帝、东正教。
  什么人会出来吆喝,说我不讲道德?没有。什么时候,都有人吆喝道德,特别是缺德的乱世。
  我还记得,“文革”前,没人卖劲儿捧孔子,也没人卖劲儿批孔子。您别以为,孔子不在,就没人讲道德,道德是孔子的专利。道德,管人的人,都好这一口,政治家爱,神学家更爱,没有孔子,照样有人讲。
  比如“文革”前,我上的那个中学,就特重道德教育。为革命而学习,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德育总是摆在第一。我还记得,团中央有个穿破棉袄的常来我校演讲。他很会演讲,讲得我心惊肉跳。他说,人到晚年,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哪些污点?你要问自己。这些污点,留在心上,永远抹不去。他还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大家常说,我背不下来。我心想,我的污点那么多,怎么办?心里好难受。
  “文革”前,入团是大问题,既是吸引力,也是压力。
  那时,大家都向团组织靠拢,交待自己的问题和罪恶。有个同学跟团支书交心,讲了自己的秘密,把团支书吓了一跳,他跟别人漏过点口风,说这个秘密太可怕。“文革”伊始,众怨所集,入不了团的人,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开始围攻团支书,说他包庇坏人,情急无奈,他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写成大字报,我那位同学差点被打死。我们学校,可是个打手云集的地方。
  “文革”前,我记得,团里曾派人找我谈话,非要定期谈思想,轰了几次都轰不走。我说,反正你们也没打算发展我,何必耽误工夫。他们说,你放弃组织,组织不能放弃你,你要好好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端正一下自己的认识。我心想,就我,连团都入不了,还读人家党员的修养干什么,不读。
  当时,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现在也是。第一,我最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甭管什么组织;第二,也最不喜欢听人说教,甭管什么教。
  “文革”前,《修养》,我没读。读是在“文革”中。没人批,还想不起读。打开一看才知道,里面还有孔孟的话。毛泽东本人,天马行空。广大党员的修养,交刘少奇讲。现在倒好,连刘主席的书都没人读了。
  我讨厌道德说教,是在“文革”前,和批孔无关,但不爱听人讲道德,却是一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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