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情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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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但只要有一点就够了：他能够真正打动我的心，他能够解放我心中的热情。我
的爱情呵，它不是清泉流水，也不是月明松青；它是大江奔腾，它是奇峰突起；它
是海涛汹涌，一泄汪洋，象那泛滥的春水一样融汇着丰沛、强烈的生命。我感到自
己没有力量解放内心的热情。但我深信，我理想的爱人和他的爱情的力量有这种能
力。因为只有比我具有更热烈、更深沉的感情的人，才能打动我的心。那么，不管
这个人的出身、经历、相貌如何，只要他有一颗磁石般吸引我的心，我就会爱他。
这就是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我成熟了的爱情的理想。我没有真正地爱过，但有谁
能象我这样强烈地爱呢？我等待着，观察着。然而，在我周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
一个人。这样，我这个高干子弟便过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孤独空虚的精神生活。
文化大革命的巨浪把我从养尊处优的等权地位无情地抛到坚实的地面上。我摔
痛了，流血了，但我没有哭。我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努力理解眼前发生的突变。父
亲被监禁了。姨父成了反动权威。我也成了“黑帮子女”，成了“精神贵族的臭小
姐”。反动加反动，使我跌入了屈辱困窘的深渊。起初，我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了，
象是被恶作剧的孩子追打的小猫，蜷缩在一隅瑟瑟发抖，说不清是恐惧还是愤怒。
渐渐地，我的思想又开始活动了。我几乎失去了一切：富裕的物质生活、高高在上
的优越感、出众的学习成绩。这时，我才第一次感到：我是个人，我应该有人的尊
严，我应该有和别人一样的权利。特权的被剥夺，只能使我清醒。昨天人们百般吹
捧而今天又被大肆侮辱的是我这同一个人。我大声疾呼：我是人！我要普通人的权
利！过去吹捧我最厉害的马屁精、势利眼们，现在神气地向我吐来肮脏的唾沫，从
鼻孔里哼道：“哼！你也想革命？我这次革命就是革你老子的命。你这黑帮之女！
你们这样的人从骨子里就是反动的。”我不怕这些打击，仍然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运
动，成为一个在学校里和社会上都相当活跃的人。
由于过度劳累，我病了，不得不暂时回姨父家住。那时，姨父已经住进了“劳
改大院”。姨父家的客厅和书房，被一个什么大学造反联络站当作了办公室和卧室。
那批神气活现的大学生们，对我这个他们批判对象的外甥女有怎样的轻蔑态度
和严格界限呵！我以牙还牙，不理他们。我常常咬着牙躺在小房间里听他们高声谈
笑。
一天，是冬天的一个寒冷的黄昏，我躺在床上，不知为什么突然对自己的命运
伤感起来。我过去很少有这样的情绪。我总认为自己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哪怕父辈
彻底完蛋了，我仍然可以象一个真正的人那样闯自己的路。可是那天，我觉得人们
待我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难道我就比所有的人都矮一截吗？……这时，我听
到一阵悠扬的笛声，笛音仿佛是在向我倾诉着什么，我感动得几乎落泪。我从床上
爬起来，走出去，装着无意路过书房的样子，故意去看看是什么人能这样动感情地
吹笛子。呵，是他，就是那个平时不太爱说话、但很有主意的石田。
以后，我经常听到这笛声。这笛音象是在安慰我。如果有哪一天听不到，我就
会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趁着一天书房中只有石田一个
人的时候，我借故去找书，和他攀谈起来。他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一个铁路工人
的儿子。我看着他，细高的个子，狭长而黧黑的脸，端正的鼻子，长着一双清秀多
情的大眼睛。他待人和气，甚至有点窘怯，不自然。我们成了朋友。
一九六七年，在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中，我被打成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
运动一开始， 就有文件规定象我这样出身的人是不能参加群众组织的， 否则就是
“黑手”。一天，我正发着烧，我们学校几个人闯入我家，勒令我当天下午赶回去，
接受群众批判。这时，不知什么时候赶进屋来的石田说：“她在生病、发烧呵！”
“关你什么事，你少啰嗦！”他们横蛮地把我带走了。
那一天，我很晚才回家。姨妈等着我，深情地对我说：“孩子，还烧吗？石田
来等了好一会儿，这是他送来的药。”我扑到姨妈怀里，忍了半天的眼泪终于夺眶
而出……
后来，那个联络站解散了，那些大学生要回校复课闹革命。和石田分手时，我
偶然发现他噙着泪水。“你……”我说不出话。他赶紧扭过头去。我的心颤栗了：
他爱着我呢，默默地爱着我呢！在这种处境下，居然会有这么一颗纯厚的心在同情
着、依恋着、爱慕着我。我感动了，但这不是爱。我也不能爱。我不能影响他的未
来。黑帮子女——我早已背上了这黑色的十字架。
回校后，我继续受到批判。我响应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何罪之有？为什么我天
生就是保刘少奇、保工作组的保守派？为什么一定要我承认犯了反党反人民、破坏
运动的弥天大罪才算态度好？即使我的观点不对，也犯不着没完没了的这样对待我
呵！每次批判会上，我不动声色地听着。有时还忍不住盯一眼发言者。心想：天呵！
他怎么会说出这么难听的话呵！我没有流过泪，也没有乞求过。有时，为了强迫自
己压下内心的愤怒，不发作不争吵，控制住自己对那几个如狼似虎的政治打手的强
烈蔑视，我放在袖筒里的手把胳膊都掐青了、掐肿了……一次批判会散场后，一个
心眼歹毒的女同学故意让我听见她的话，说：“小心她！她该不会……”她做了个
自杀的手势。在这之前两天，我们系一个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同学刚刚自杀。
我是多么愤怒呵！我怎么会死？我还没活够，我从来不想死！我对自己的未来还没
有丧失信心！
有一次，专案组审问我时，一个本系高年级的同学偷偷塞给我一个纸条。我捏
在手里，出来后一看，上面写着：“你很顽强。今晚我在圆明园等你。童汝”
那是个初夏的晚上，我请假回家拿衣服获准后，就径自跑到圆明园。马路两旁
静静的、高大的白杨树在微风中摇摆着。它们好象在轻轻地扫着那晴朗的夜空。一
簇簇的槐花，香气浓烈极了。我和童汝走着，不再把他看作专案组的成员，而看成
一个可以信赖的大哥。月光透过飒飒作响的树叶，星星点点地洒在我们身上。他身
材高大，皮肤白皙，带一副黑边眼镜，平时总显得过分矜持，一本正经，又显得很
有学问。他虽然还是个青年，走路却有些驼背了。他边走边对我说：“你太幼稚了，
不要这么倔。你说，心中无鬼不怕鬼，可现在，心中无鬼也怕鬼呵！尽管如此，你
还是应该相信，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有真、善、美的力量存在着，要相信好人
到处有。”他又教我怎样应付专案组提出的问题，还告诫我，别人最讨厌的是始终
没有打下我的“反动气焰”，让我装得老实点，这样不会吃苦头。我是多么感激他
啊！就在这个艰难的初夏，我们那不能公开的友谊诞生了。我也真觉得好人处处有，
把自己美好真挚、纯洁坦率的友谊献给这位患难之交。有什么问题，我都秘密地找
他商量、请教。
盛夏到了，我再也憋不住了。前面一封信中我对你讲过，我逃出来到大西南去
串联。串联以前，我去石田的学校找他，约他同往。因和他分手后，他一直在追求
我。我很感激他对我的感情，觉得他只是同情我，却不了解我。我劝他一同出去，
他不肯。说中央文件规定停止串联了，他还劝我不要乱跑，否则回来后向学校专案
组交不了差。他说得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接受。我可没有那么老实！我实在是
忍不住了呵！我和几个中学生跑到成都。后来在马尔康我结识了另一批大学生。他
们都是高年级的大学生。不和我一个系。他们主张对运动保持相对距离，既不能毫
不关心，又不能被人当枪使唤。我和他们一起去游了泰山、庐山、华山。在忘情于
祖国大江面北壮丽河山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一起讨论了祖国的未来。他们说眼前的
混乱是不正常的，应该考虑一下今后我们国家的出路。我从个人的不幸中感到了一
股力量。他们把我当作妹妹看，亲切地叫我“小丫头”。我身体不好，在串联途中
病过两次，他们热情地看护我。有一次我病了，发烧不能起床，到南京的船票眼看
就要到期了。我劝他们先走，他们不肯，说：宁肯抬着我走遍天涯，也决不把我一
个人丢下。在他们友爱的阳光的温暖下，我那几乎枯萎的心又复活了。一度变得沉
默消沉的我，又象以前一样爱说爱笑了。
一九六八年春节前夕，我的一个大朋友要回河北老家过年。我送他到车站的路
上，他突然对我说，他最不堪忍受的是要离开我。我愕然了，简直说不出话来。我
了解他。他的含蓄，他的深沉，他的刻苦耐劳，他对我种种细心的关照，我都知道。
我把他当作大朋友、大哥哥。我劝他不要这样对待我，因为我已经有了朋友。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石田。石田很生气，居然说那些朋友对我都不怀好意。我
也生气了，说他无权干涉我。
那个朋友从老家回来后，我听说他在农村匆匆找了一个对象，又匆匆吹掉了。
他的这一举动是怎样地刺激了我呵！难道我所尊敬的朋友，对待感情和生活竟采取
这么草率的、不严肃的态度吗？他也是这么软弱吗？难道他这样做就不会后悔吗？
我甚至想报复一下他对自己感情的不尊重。于是，我把和石田的关系确定了，对他
说：“你放心好啦！以后我给你当老婆。”
这就是我那没有爱的爱情。从此，我压抑自己的感情，铲除爱的萌芽，抱着一
种怕人说我忘恩负义的犯罪心理，忠实于石田。现在我才知道，在这种不平等的关
系中，什么不公平的事都会发生呵！矛盾很快激化了。
有一天，我正在听那群大朋友讨论南斯拉夫经济问题。我们吵吵嚷嚷，很热闹，
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门被扭开了。气得脸色发白的石田站在门口说：“原来
你在这里！好高兴哟！”我刚想叫他进来，还没出声，只听他“砰”地一声关上门，
走了。屋内热烈的气氛突然冷落下来，大家看着我。我想了一会儿，笑起来：“呵！
我忘了，我和他今天有个约会。”大家让我去追，劝他别生气。我说：“我才不去
呢。他不是气我失约，我是常常失约的，他是气我和你们在一起。”
事后，他明确地提出说我身边有一帮坏人，他们会把我引向邪路，并劝我要安
分守己，多想想今后我们要建立的小家庭。我气愤地说他自私狭隘。每逢我的火大
了，他就默不作声，用温情的大眼睛看着我。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六八年夏天以后，
六六级大学生都分配了，我和石田的关系缓和了下来。童汝也在这次分配中留校当
了系革委会委员，还在政工组当了个干事。
原先多次对我宣称取独身主义的童汝，分配后不久，便和外系留校的一个女同
学结了婚，但对我仍然很好。那帮大朋友离开北京后，他就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
我始终忘不了在我受批判的日子里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他认为我和石田是两种类
型的人，早晚要分开，劝我中断和他的关系。我伤心地说：“既然我在生活中碰不
到一个我所爱的、能打动我的心的人，那么，为什么我要去伤害一个有恩于我的好
心人呢？”
毕业分配时，我的父亲刚刚解放，正在等待安排工作。但我头上“可教育子女”
的帽子还没有摘掉。我和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师傅吵过架，我知道他们会在分配问题
上给我出难题。但我决不愿意屈辱地去讨好、拉关系、送礼品。果然，把我分到了
这大西南的山区小镇。当时，石田面临着两个选择。或者同我一起去西南，或者参
军。他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他给我分析道：他必须参军，军人的政治地位最高。
而且，一旦我父亲安排了工作，就可以通过关系把我也弄到部队里去。这样，我们
就有了一个美好而稳定的生活前景。对他设计的这幅生活蓝图，我很厌恶，但我支
持他参军，因为我不应当耽误他的前途呵！他参军之后分到东北某部当参谋，开始
给我写信。这些信使我越来越不能忍受。起先他是向我炫耀他的顺利：“要知道，
只有穿上军装的大学生，才是最吃得开的，再也没人敢骂我是臭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