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半生 作者:吴正-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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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与她童年时代上海的记忆太不同了。那个时代的上海虽然贫困，虽然脏穷，虽然还时常会有些担惊受怕的日子，但不知怎么地，在这社会的表象之下，总少不了还会有一些生命情趣的绿色在那里萌动、抽芽。就好比一声遥远的叹息，一旦叹息出来了，其中倒也包涵了一种抒发一种感慨一种释放了。或者说，那是一帧差不多已有点儿发黄了的黑白老照片，再差的影相设备，技术以及光线，都消灭不了相片上那些人物和景致的韵味。而今天，在香港，虽然天天都在出炉着一幅又一幅的彩色生活的海报，色泽艳丽，科技精湛，成本昂贵，材料优质，但却没有任何情趣可言，也缺乏景深度，她觉得这生活薄，薄得像张纸。
她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她的错觉或者偏见？她从来便不是个自信心很强的人，她需要借助些什么来增强它。于是，她就将兆正表哥的作品拿出来再读一遍。这是她在苦闷孤单的香港生活中唯一可以汲取点什么的精神泉源。当她将作品一页一页地翻阅而过时，他们那代人共同经历的日子便又奇妙地复活了。在那个政治强迫人们必须将一切隐私的窗口都打开的时代，人们都不懂遮羞地生活在一个精神完全裸体的社会大群族中，资源共用，喜乐共享；没有隐私意味着不分你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性的交流在那个时代充分得无法再分清彼此。从相隔了时空的今天来回首，那倒成了一种怀旧，带上些了苦涩的温馨的怀旧。
这种病态了的怀旧感后来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的中国大陆也逐渐地弥漫、流行起来。只是雨萍要比一直生活在大陆的人们早了十几二十年。原因就在于她在八十年代初就来到香港定居的缘故。
其实，当年雨萍申请来港并与我结合而共同生活纯粹是一种偶然机遇的撮合。我早她几年来港，她如今体念到的港式生活我早她几年就开始体念。上海存活在记忆里：既是恐怖又是温情。而当那温情的一半呈夸张型态地投影在了我的记忆屏幕上时，我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去寻找出那个聚焦的中心来，她便是雨萍。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雨萍的来信，我迅速回信，语气真切而诚恳，我只想找回自己丢失在上海的那一半的梦。
人的感情有时是可以寄生的。她将她对兆正的感情寄生在我的身上，而我则将自己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寄生在她的身上。我俩结合了，互相吸取着对方寄生体上的营养成份，成长为了一株另类感情植物。
如此说法，其实只是人在过了天命年后的一种回首与反思时的结论，在哲学与心理学的层面上或者还有点意义；对于身临其境者，充其量这也只不过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活法罢了。
如把人的感情比作是一条长河的话，它既有源头，也有出海口，如此而已，并不深奥。有一次，雨萍婉委地自我表述说，其实在当时，她是完全不知道我的家庭原来还是香港的一家有钱人家。她说此话时的神态显得羞涩而文静，还带上了一点小小的局促不安。我笑道：哪又有什么不同？她说，假如当时她就了解实情的话，她或者……她将话头在此打住，她生怕说出来会伤害了谁的什么感情。我说，当时？当时别说你，就连我自己也一无所知。你想，像我父亲这么一位守旧而传统的生意人，不到关键时刻，他能将他财产的实情随便透露给他的一个在红色大陆生活的儿子知道？这倒也是……她笑了，笑得有点苍白。
应该说，我与她都是心照不宣的，我在其中藏进了一份狡黠。她指的是她给我写信的那一次，而我却故意将时间再朝前推移多十年，我俩一块提着一张小板凳去街道办事处学习听报告的那会儿。
然而，大家终究都没有说穿。
雨萍将谈题偏出了一个小小的角度去。她说，她从小家境清贫，也清贫惯了。清贫有时不是件坏事，清贫之人清贫之家多了点生活的负担，却少了些生命的负担。她还想说，她从没将贫寒贫穷看作是一件不能忍受的和不光彩的事儿，其实人需要的是：即使生活在穷困之中，人与人之间仍要有一份真诚、体谅、关爱和互慰，这样的人间才有温暖。当然，那后半截话她并没有直接向我说出来：这是我站在一个作者的立场而非一个听话者的立场代她说出来的。
她不会说出口的话还包括如下一些她对于钱的感受：时至今时今日，她对钱产生的更有一种浅浅的厌恶感；她说不清太多的理论，但她感觉到在钱的花花绿绿的背后藏着点什么。
雨萍对钱的这种态度我是有所悟觉的。但我始终惊讶于：在这钱之诱惑泛滥成灾的香港，她是如何能持平她的这种心态的？她从不过问我家的生意事；甚至当我的父母都老了，全盘的家族生意都由我接手了之后，她也从不置喙。对于这一切，我已习惯。我白天忙于工作，晚上与人应酬交际。我不太清楚她平时都在干些什么？我只知道在我不用车的日子，她会驾着我的那辆银灰色的平治车去到海边或郊外公园里去坐坐，望着大海和山色，消磨一个整天。
有好多次，我很晚回家，见她一个人独自坐在不开灯的大客厅中，有时将头靠在那张贵妃躺椅的枕把上，已经睡着了。有时还没有，见我回家，便起身，顺手将大灯打开，让一屋都亮晃起来。她笑哈哈地向我走来说，回来啦？她一般不会问我吃了晚饭没有——她知道我一定是吃了。假如见到我一身酒气，薰薰然的脚步都有些不稳的话，便会立即安排我去大露台的一张藤椅上坐下来，先让夜风吹吹额头，随即替我取来了拖鞋，睡衣裤和宽大的晨褛给我换上。且吩咐菲佣说，快，快去沏壶浓茶来；顺便放水洗浴缸，让先生洗个热水澡再说。我很感动，甚至都有点内疚了，几次都站起身来，表示说，让我自己来，还是让我自己来吧。但她每回都很温柔地将我推回椅子上去，说，没什么，没什么，你辛苦一天了，就先坐着吧。
我洗了个热水澡，重新精神奕奕地回到露台上来，而她也已经搬多了一张藤椅来与我面对面地坐下，中间隔着一张藤质小圆台，一壶香浓的铁观音和几只紫砂小茶杯散布在桌上。露台临空，之下万家灯火万点星光，互相辉映钻闪。我们就这样坐着随随意意地聊着，聊着一个个无关宏旨的题目——我们从不谈及钱或生意上的任何事情；虽然，有时我也有点儿想，但我却未必肯定她也想，事实上，我可以肯定，她并不想。
这种情形，终于出现了一次例外。
那一年，97刚过，香港回归不久。正当港人还沉浸在一片色彩缤纷的想像中时，正当人们将当家作主的那种感觉都寄托在了特首那一头修剪得很整齐也很得体的寸短白发上时，一场复盖整个东南北亚地区的金融风暴已席卷而至了。
在这之前，香港一片繁世盛景，股价楼价日升夜涨；餐厅酒楼夜总会卡拉OK游戏房，样样消费场所生意红火顾客爆棚。人们盲目投资，辟地开店，认定：遍地黄金，哪有袖手不拾之理？街上出现了排队轮筹的人蛇阵，好几百万一层楼，买起上来，就像去肉档切两斤腿肉一样的随便。恒指天天破纪录，都达到一万八千点的历史新高了，但报上还在一个劲儿地鼓吹说：三万点不也指日可待？
三万点终究没有来到。恒指在突破了18500点的顶峰后，便像爬上了极至把位的小提琴音阶，一个带哨声的长音飘忽而过，其后便掉头向下，沙崩而去。音符急速滚落，还没等你来得及反应过来，音程已向下调正了整整三个八度。最后，当指数终于在6千点的基准音上一个长奏地喘定，人们才开始醒悟到原来自己虚幻的身价已掉去了三分之二以上。
社会开始了大恐慌。而刚刚只是竖立起个架构，还未及能站稳重心，展开管治招式的香
港特区政府迎头劈面就遇上了这么场大风暴，忙手慌脚，操戈应战。
说起来，事情还是有那么一点巧合让人颇费寻味的：1997年7月2日清晨，就当参加完毕回归典礼的香港新贵们一个个地卸妆沐浴，然后在柔软舒贴的席梦思床上睡下后不久，好梦还来不及做开个头呢，远在曼谷的金融交易场里，来自大洋彼岸的金融巨鳄们就打响了金融大战的第一枪。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擦枪屯弹的战备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们金融的十字东征军气势如虹，所向披靡；下了一城又一城，陷了一国再一国。泰国铢，韩国圜、印尼盾、新台币，菲律宾披索，新加坡坡元，马来西亚马元，他们的炮口所对之处，一座座的金融城堡溃塌如泥，一国国的政府乱作一团。
马上，就剩下香港一座孤岛了。
都有好几个月了，一向都与美汇挂钩的港币实际上已陷入了四周密不透风的各路金融人马的重围中。但一切平静，港币的币值非但奇迹般地岿然不动，还似乎比以前更坚挺了。一场决战的态势渐渐拉开，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上，西方的金融大亨们与新生的特区政府以及特区政府背后站立着那个面目模糊的对手互相对垒，各自使出招数。新上任的财政司长满脸自信地在电视光屏上露面，他不停地抚摸着他的花领结的边缘，说：“狙击港元——天方夜谭！”一切便扑朔迷离起来，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情报的暗流在香港冲击、回旋、汇合然后平息。外表看不出什么，内里张力之大恐怕还不是八颗十颗原子弹的威力可以比拟的。
香港坚持了下来——金属铀的体积并没有超越其零界状态。但香港付出的代价却是可怕地惨重。在之后的多少年里，香港一直都没能从这么一锤的重击之下恢复过来：楼市股市暴跌七成；无数公司和家庭破产；失业率屡创历史新高；几乎一半的中产阶级都徘徊在负资产的阴影下。香港争到什么了呢？除了面子就是深重的内伤。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在当时，人们只知道，那个刚回归不久的香港又再度成了全球新闻目光聚焦的中心了。在这围城的中心，一切人——官员、商人、市民——都像生活在一只即将要炸裂开的闷罐之中一般的窒息、难熬。
在此之先，其实，清醒的西方传媒已在反复地传送和提示某种信息了，这是有关经济在膨胀之中可能所形成的巨大的泡沫，并预言了一场泡沫一旦遭爆破时的末日景象。但一个社会就像一个人，谁愿在好景之时听逆耳的忠言？这也是一种社会的羊群效应（在上帝的眼中，人类从来不就是一群迷途的羔羊？），之前的盲目跟风和之后的互相践踏都出于同一类未恐不及的心态。
而事情的可悲就可悲在：有人冒领了上帝的这根执羊鞭，抢先将群羊赶进了绝谷。而我，也是这群不幸羊群中的一只。
我几乎将公司的全部产业都押注了上去。人在那种时候是很难抵抗住诱惑的。事后回想起来都有些脊梁骨上都会滚下冷汗来的后怕。我把父亲留给我的全部固定资产都转化为了可供流动的现金，现金的拳头握起来，一下又一下地出击。那些年，我频频得手，公司的帐面资产值上涨了好几倍，而这也不断让我获得一种巨大的成就感——至少，我想，我没让自己落伍于这一日千里发展的经济形势。但又有谁能想到呢？这种所谓“成功”其实正是为日后灾难埋下的祸根。盖天铺地的金融风暴降临了，首先高速收缩的便是现金——流动现金。刹那间，一家家公司的不动产——即使再庞大——也都变成了一艘艘搁浅在沙滩上的大船，动弹不得。
银行来电话了——香港银行扮演的角色只有一种：好景时的锦上添花者而决不是逆境里的雪中送炭人。电话说，某某先生，敝行素仰阁下卓越之商誉，只是鉴于形势，我们也不得不收回部份贷款。这是不得意而为之，还望阁下见谅。二周之内，还盼阁下能办妥，云云。语气十分客套，也很歉恭。但二星期的限期，就是再长一点，在这各处银根都十分紧绌之时，谁又能到哪里去调度来额外的头寸？这点，其实，催款人的心中比被催者更明白。但办法还是有的，银行说，事实上，他们已对你搁浅的每一条船都已作出了详细而精确的估值——你还不至于资不抵债么，他们说，他们是愿意助你一臂之力的，开闸放水到你的船底下来，让它重归商海的，要知道：船一旦搁浅，可就什么都不是了啊！当然，这样做是要有代价的，他们又说道，您是明白的，天底下从来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于是，选择只留下了两条：要么全军覆灭；要么将自己最优质的资产恭手让人，而后再为自己留下一条华容小道，撤退。据说，这便是物竞天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