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历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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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见、也不能摸的上帝，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要在内心为这样一位虚无飘渺的上帝确定位署，难度是超乎想象的。他们需要有信仰的具体把握，也需要一位可供宣泄其宗教感情的对象；而圣人、圣物与圣地等宗教符号，便成了他们赖以接触上帝的最佳凭藉，所以图像崇拜早在四世纪便开始流行，且与民众的宗教除广紧密相连（东罗马帝国君主曾欲取缔图像崇拜，结果招来民间激烈的反抗）。
严格来说，大公教会才是当时最大的宗教偶像。早在二世纪开始，教会领袖已将教会理解为一个教统——从历史传递下来的传统，包括了教义、礼仪和教制组织，此三者尤以教制组织荒最重要。他们宣称，由使徒传承至今的主教制度是基督教的真为判准，惟有围绕在主教座位附近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才能得救。教会是上帝救恩的总代理，握有捆绑与释放人的生杀大权，离开教会或主教的治权，便只能注定灭亡。教会严分圣职人员与平信徒两个阶层，他们不独在事奉的角色上有分别，就是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以至属灵位署上，都有悬殊的差距；他们也必须接受两套截然不同的信仰及道德标准，例如只有教土才须遵守贫穷与贞洁的绝对要求，不能拥有私产，严守独身。只有教士明白上帝的教义道理，也只有他们才有权藉圣事圣礼向上帝献祭；他们是人民与上帝之间的中介，惟有藉著教士以至整个大公教会的宗教架构，人才能上攀天界，与上帝建立关系。因此，信徒最大的责任是信赖教会，跟随教会，接受教会为他们安排的各项圣事圣礼。
总而言之，中世纪的教会除了建立极其复杂的教制和神学外，也为人对信仰的追求搭建一套繁琐而迂回的路径。无论是对圣人、圣物、圣地的敬拜，以至圣职人员、圣事圣礼、属灵操练模式、各种迷信习俗、补赎礼等，均为人与上帝之间增添一道又一道的鸿沟；在各样敬虔话语的伪装下，属灵追求变得阶级化与精英化，只有少数特殊的宗教精英分子，藉著某些特权及专业的宗教手段（包括礼仪与冥想），才能在至圣所觐见上帝，一般平民大众既不敢、也不能亘接面对上帝。可以说，宗教模式愈复杂，上帝与人的距离便愈远。
改教运动最大的意义，就是使基督教信仰回复它原来的单纯与直接的状态，将人与上帝之间由宗教所造成的一切隔阂除去，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毫无窒碍地来到上帝面前。惟有明乎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甚麽宗教改革者要扫除图像、废弃绝大多数繁琐的教会传统、拆毁修院、强令圣职阶层还俗及结婚、反对传统的圣礼观念、反对视弥撒席献祭、平信徒兼领饼与杯、强调读经而贬抑冥想、破除圣俗二分的宗教观与世界观、拒绝教会与教职人员在上帝救恩的中介位署。这些措施都是宗教改革的基本精神的反映，作为更正教的界定性徵（defining characteristics），它们是不能被动摇或废去的；它们也是迄今为止更正教与夭主教的分歧所在，天主教若不放弃以上的错误想法和做法，两派的合一便遥遥无期。
讨论问题：
1．促成宗教改革的主要因素是甚麽？试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之。
2．宗教改革的神学主张是甚麽？试反省这三个＇惟独＇在今天的神学意义。
3．请评价马丁路德在教会历史中的地位。
4．试简评宗教改革的正面及负面的影响。
5？宗教改革最大的意义何在？你为何是个更正教徒？
第六课 加尔文与更正教神学思想
I．引言：更正教神学的奠基人。
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和马丁路德均是宗教改革的主将。倘若说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始创者，则加尔文便是更正教神学的奠基人。
对马丁路德来说，宗教改革乃是基於一桩偶发的事件，为回应大公教会某个错谬的行为而逐渐牵引发展，最後他才晓得原来要对付的不是某个个别的教义，而是整个大公教会。路德并非一开始即反对教皇制度或大公教会，却是一步一步的被迫走上与整个宗教建制相决制的不归路。因此，他没有预先搭建一套周密的宗教改革的神学，订定一个整全的改革方略，然後按部就班地付诸实践；却是因应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不断调整自己的想法，不断扩大与传统对抗的幅度，甚至可以说他每个行动均是回应性和事件性的。路德的神学思想如同其行动一样，也是片断性和回应性的，针对著当时大公教会的某些错误观点而提出答辩，故在许多地方，必须连同当时大公教会的教导起参看，方能明白个中的所以然。无疑，路德有不少上佳的神学洞见，但却缺乏一套完整的神学思想系统，为更正教神学奠基。同是宗教改革家，比路德年轻二十六岁的加尔文所走的路则迥然不同。他在年轻时便认同宗教改革的基本主张，过去亦未受经院神学的薰陶（甚至未曾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跟大公教会的神学传统渊源不深，不会如路德般有太多感情或习惯上的纠缠（路德起初连告解礼也不愿放弃），为传统的存废延辍问题而斤斤计较。另方面，他又是一个思想清晰、受法律学严格训练的学者，故可以通盘地思考建立一套理路周密、首尾通贯的更正教神学。除了1539年为公开反驳沙杜里多枢机主教（Cardinal Sadoleto）而写的《答沙杜里多书》（ Reply to Sadoleto）外，加尔文没有跟大公教会的神学家作过甚麽直接论辩，却是自成体系从事神学建构，故他的神学思想远较路德清晰和有系统。加尔文神学虽容易惹人反感，却不会教人产生误解。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为更正教赋予独特的身分性格。要是没有他在神学思想上的贡献，宗教改革也许只停留在一连串个别的历史事件的地步，而不能发展成一个活泼而有生命的信仰传统，将不同地方偶发的行动贯串起来。特别是在十七世纪，面对著天主教强烈的攻击，只有加尔文主义能旗帜鲜明地高举更正教的神学立场，确定其独特的信仰身分。无疑更正教存在著路德宗、圣公宗、重洗派等不同传统；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神学传统就其系统性和全面性而言，可以与加尔文的改革宗传统相比拟。这也解释了为何改革宗传统传播的幅员最辽阔，影响也最广大。
加尔文是本课的主角，我们首先从其生平入手，了解他如何与宗教改革结下不解之缘，最後以介绍他的神学重点作结。
II．加尔文的生平。
A．出身与成长。
1．生於宗教改革的时代。
加尔文在1509年7月10日生於法国比卡地的诺安（Noyon，Ricardy），是宗教改革第二代的领袖。当他略为懂事时，改教运动已在欧洲风起云涌。
宗教改革不是某个中央统筹、有计划部署的运动，却是在一个思想风潮的蔓延影响下，由各地的神职人员或信徒自发兴起的。路德在德国揭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後，他不少学生及追随者，亦在各地相继发动改教行动。因此，每个地方的宗教改革都是由一位或数位领袖带领完成的。德国的宗教改革由马丁路德和墨兰顿推动，苏黎世（Zurich）的领袖是慈运理（Huldrcich Zwingli，1484－1531），在施塔斯堡（Strasbourg）是布塞琅（MartinBuccr，1491－1551），在巴塞尔（Basle）是厄科兰巴丢（J．Oecolampadius，1482－1531），在日内瓦则是法惹勒（GuillaumeFarel，1489－1565）和本课要说的加尔文。这些改教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他们个人的神学取向，塑造了当地更正教的发展面貌。不过在同一个时代思潮下，他们的思想仍有甚多相类似的地方。正如改教运动史家杭宁咸（William Cunningham）所言，因著改教者思想上有许多雷同处，改教运动神学（Theologyof the Rclormation）才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谈论。在当时，推动宗教改革说来也不是太复杂的事，只要作出以下基本行动便算完成任务：首先，宣布切断与大公教会的关系，包括拒绝让人民向罗马教廷缴税：其次，自选主教，或建立一个领导宗教事务的教会议会，不再接受由罗马教廷委任的主教； 接著便是一连串典型的改教行动，如推倒修院、充公教产、强迫教土与修士还俗（其中一种表态方法是结婚）、改革崇拜程序及仪式、容许信徒颉饼及杯等。只要完成以上的行动，宗教改革便算大致竟功了。要是能将圣经翻译为当地的语言，订定信约，又或者建立起培育更正教传道人的训练基地； 那改教的成果自然更为牢固；不过对大部分地区而言，这些都是第二个阶段才渐次完成的任务。除了少数由下而上所发动的较激烈的改革外，大多数宗教改革都是由地方政府推动，或至少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惟有政府始有力量切断当地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拒绝由罗马教廷委任主教，并且与支持天主教的政治势力相抗衡。2．良好的背景与学习。
加尔文出身於一个颇富裕的家庭，有颇不错的成长环境。他的父亲在教会工作，於主教手下担任法务要职。父亲一心要培育他为教士，在他十二岁那年，便利用教会的资助学额把他送到巴黎读书。他先後在马其学院（College de la Marche）和蒙太居学院（COllege de Montaigu）就读，修习哲学和辩证学等人文学科，作为读神学的预备。在此期间，加尔文读了不少奥古斯丁和伯纳多（ Bernard ot Claivaux，1090－1153 ）的著作，对他日後的思想有显著的影响。不过，由於宗教改革运动对教会的负面影响，加上法律专业更易赚钱，父亲改变心意，要求他不读神学而转攻法律；加尔文并非一个执著己见的人，对父亲更是顺服和敬畏有加，乃转到奥尔良（Orlean）学院和部日（Bourges ）学院念法律。由始至终，加尔文未曾进入神学教育的殿堂，没有接受正式的神学训练。
1531年，加尔文的父亲去世，他得以摆脱父亲的期望，转回巴黎，在霍地学院（College fortet）修读人文学科，特别是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这是他最喜爱的科目。他在1532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辛尼加论仁篇注解》（Seneca’s De Clementia）。此时期他意欲在学术界——特别是人文学的研究上——占一席位置；所以，若非他偶然闯入了宗教改革的运动中，他可能便专心致意地成为一位学者。
B．从皈依到涉足改教运动。
1．突然的皈依。
当时，巴黎是大公教会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政府与教会对改革者大肆迫害，但加尔文却是在那里念书时，认同宗教改革运动，接受更正教思想。由於他自己没有明言在甚麽时候作出这样的转变，学者至今仍无法达致一个公论，一般估计为1527至1534年。
据加尔文在其《诗篇注释》自序的自述，他的宗教信仰曾经历一次突然的皈依（sudden conversion），从而发现教皇制度的迷信性质，并且否定大公教会的神职人员制度、对传统的过分高举，和对弥撒及圣礼等看法。不过，我却相信这样宗教思想的转变不可能是偶然的、出自某个特殊的宗教经验，而应是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转化，逐渐形成的；因为加尔文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信仰态度保守而执著，对新生事物是不可能一下子便接受下来的。在加尔文读书的时候，路德思想已经在各地流播，他应曾片断地接触路德著作；也肯定听闻路德和慈运理在1529年召开的马堡（Marburg）会议中，企图协调双方的宗教改革思想的分歧，但至终无法在圣餐问题上取得共识的故事。因此，加尔文在此时期受路德思想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促成他思想转变的最主要因素，还是他自行阅读圣经，从而经历上帝话语的大能（他多次提到圣经的这种改造生命的能力）。我相信加尔文是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情况下接受更正教思想的。他大概在1534年确定更正教思想，这个突然的转变大概只是长期的量变跳跃到质变的某个阶段吧！。
2．卷入改教运动。
1533年，加尔文首次被卷进宗教改革运动的旋涡中。该年11月，他的一位好友确克（Nicolas Cop）被委任为大学的院长。在就职礼的讲道中，确克引述宗教改革先驱伊拉斯姆对登山宝训的解释的若干观点，将新宗教与旧宗教作一对照，被认为是鼓吹路德主义的思想。确克低估了这篇讲章所煽起的反对浪潮，他的讲道触怒了反对宗教改革的政府和教会人士； 为了逃避被逮捕的命运，他与加尔文被迫逃亡到国外。为甚麽此事会牵连到加尔文的头上来呢？除了因著他是确克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