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的悬崖-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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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她岁数还大的紫砂壶给我们沏了一壶乌龙茶后，便抱着一只纯种的泰国短毛猫，用地道的天津话，娓娓地跟我们描述她对邻里之间一些矛盾的看法。
“我一直认真地坐在那里，听着老太太提起的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还有她对自打那位老所长那年退休，就再没有见到前来拜访她的民警的感慨。说起来，我虽然还称不上见多识广，但也决不是孤陋寡闻，多年来同形形色色各种身份、各种背景的与犯罪有牵扯的人打过交道，可那一刻我还是有点儿反应不过来，怎么也无法把习亚兰那样一个女人与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慈祥的老祖母，以及眼前随处不透出格调高雅的古朴环境联系在一起。
“……终于，那个民警找到一个合适机会谈起了我所关心的话题。20分钟后，我发现习老太太也不知道习亚兰与住在附近的两个赵氏双胞胎里的一个结了婚。了解到习亚兰去美国是为了继承老太太小叔子一份‘微薄遗产’的同时，也得到了我这一趟来要确认的一件事──自从习亚兰4个月前走了之后，至今没有回来过。
“谈到她一直牵挂的宝贝孙女，习老太太把我们引到一张挂在墙上的黑白小照跟前，她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说原本有不少她的照片，可为了不让她一天到晚总是想念自己，她的孙女在临行前全给收了走，这是她惟一拥有的一张。听老太太这么说，我不禁认认真真地朝那上面望去──那是一个约摸四五岁、头上对称地别了两只发卡、身穿整齐水手套装的小姑娘，圆圆的小胖脸上，一双黑大的眼睛正诧异地望着我，似乎对我的到来充满疑问。”
两朵莲花
陈耳东二人是临近中午告辞了习老太太的。因为急着赶回北京，他谢绝了那位天津民警一起吃午饭的邀请。不过，当他驾着车，行驶在天津市区狭窄的马路上时，忽然就有了一种白来一趟的感觉。他一时颇不甘心，犹豫了一阵，决定再与赵湘的孪生兄弟画家赵鄂见一面，于是便给赵鄂打了电话，说自己又来了天津，问他是否有空一起坐坐，顺便再谈谈案子。
赵鄂爽快地回答了，告诉陈耳东他这会儿正在民航售票处确定自己飞往美国的航班，听说他快到了解放桥，便约他在滨江道和大沽北路交口的登瀛楼饭庄见面。
陈耳东和赵鄂几乎是同时到达那家餐厅的。当他停了车，刚刚从车里钻出来，赵鄂也正跟出租车司机结账。
见赵鄂没有开着那辆跑车来，陈耳东便在饭桌上询问原由。赵鄂告诉他，因为要出国，他已经把车给卖了。叹了一口气，随即又补充，还有他当初给自己兄弟买的那一辆也卖了。提到一周前猝死的孪生手足，赵鄂不由一阵黯然。
一见此状，饭桌上的陈耳东只得暂时咽下那些关于谋杀的话题，只是说自己来津是为了见见习老太太，又问了问当日的美元牌价（此前赵鄂曾经提起刚刚在银行为自己的美元帐户办理了“威萨卡”），以及他究竟是前往美国哪一州，是什么学院，具体到那里讲什么课，准备何时走，乘坐哪一家航班等等一些问题。
赵鄂一一作了回答，最后告诉陈耳东，自己准备后天就走，乘坐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NW088航班飞往纽约。
说到这里，画家忽然抑郁起来，沉默了好一阵，他才开口。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这位悲伤的画家像女人一样拭去了眼角上的泪水，抬头看了看表，低声对陈耳东说，“就一起回家里谈吧，只是你可能要等一阵子，我不知道你会来，约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来签售房合同，房子对方已经看过了，耽误不了太长时间……”
“噢，没关系，”陈耳东回答，随即不安地说，“倒是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你马上要走了，这么忙，实在是太打扰……”
“哪儿的话！”赵氏兄弟连忙说，“我是一个公民，协助警方破案是应尽的责任，况且你是为了……”说话间，他招来了服务员，像对待一个老朋友那样伸手按住了正在掏兜的陈耳东，“不不……我来吧，就你那点儿工资……”
拿出一只鼓鼓的钱夹买了单，他挽着陈耳东的手臂走出了餐厅。随即，他上了陈耳东的车，指点着他朝马场道方向驶去。路上，他解释了自己卖房子的原因，除了那些他曾经向赵湘提到的理由，主要还是因为赵湘已经去世，谈到这一点，他一时显得非常无奈。
“其实房子本身好办，说卖也就卖了……”他苦涩地说，“可家里的很多东西真是难以处理，比如我爸爸珍藏的那些古玩，还有我妈妈的那台斯坦威钢琴──那是我的外婆小时候她爸爸给她买的，据说全天津只有两架；还有一些别的，就说谈不上多值钱，但却有纪念意义，比如我兄弟的小号，尽管他一直扔在阁楼上，那也不能不要了呀；还有我的那些画儿，我的那个经纪人倒是一再表示要替我代理，可我不想交给他，原因是……不过还好，我昨天刚刚和我的一个堂叔讲妥，他住在杨柳青，家里的房子多，同意暂时先把东西搁在他那儿，我总算有了着落……”
抵达即将出售的赵氏寓所时，陈耳东看见有3个扎着领带，衬衫雪白的男人正等在小楼门前。下了车，与其中一个拿着文件夹的人握了握手，赵鄂招呼众人上了楼。鉴于是两拨来客，他把陈耳东安顿到自己的画室歇息。递过一筒冰凉的饮料，歉意地笑了笑，便跑去另一间屋与那几位房屋商洽谈生意。
虽然这位赵鄂声称不会耽误很长时间，但陈耳东却在那间画室里足足呆了3个多钟头。为了打发时间，他无一遗漏地看了画家赵鄂的风格不同、题材各异的几十幅作品。
“尽管我是个喜欢艺术的人……”他后来对我说，“可在那种情况下，根本没有那份儿闲心。我一直坐在一把摇椅里苦思冥想着自己的这两起案子。直到他推门进来，说还要去那家公司签合同时，才站起来去欣赏那位画家的一幅幅杰作，要不是这样儿，绝不会注意到那张画儿……”
陈耳东告诉我，在此之前，他一直囿于脑海里的种种寻常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前提去思考着所面对的那些并非寻常的一切。所以他始终不得其果，正是因为看了那张画儿，他终于大彻大悟、幡然猛醒。
说到这里，陈耳东并没有马上告诉我他是如何根据那张画儿侦破了这两起令他困惑的谋杀案，他相当拿糖，一直吊着我的胃口，以使我不得不耐着性子仔仔细细地听他其后的破案过程。
因为有着出众的记忆力，陈耳东绘声绘色地向我讲了其中的十几张画儿。虽说我未能有幸像他那样去赵鄂的画室里参观一番，但仅凭他细致入微的描述，倒也真觉着自己好象亲眼看见了似的，那一刻，不禁为那位画家的艺术才华和丰富的想象力而感叹。
按照陈耳东的说法，我故事里的那位青年画家笔下大多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比如，他画了一个垂钓的少年神情漠然地坐在水流湍急的溪边：如果你猛一看，会认为少年的脚下是一条硕大无比的鱼，但若仔细端详──那原来是一位枕在一块石头上安睡的裸体女人；她侧着脸躺在一片与她身体颜色极为相近的秋草之中，周围几根或弯曲或细长的枯枝恰好摆成了鱼的轮廓；而鱼的眼睛其实是女人堆在头顶的一团黑发。
又比如：他还画了一条无头无尾、长蛇一般迷乱地缠绕着的绳索，虽然栩栩如生，逼真得像一张电脑制作出来的三维图片，但这条绳索在客观宇宙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仅仅是画家脑海里的一种臆想，是一种视觉上的欺骗，世界上没有人能将它穿插成那样；还有他画的那些与此异曲同工的一组组不断拐弯的楼梯，看上去那些楼梯彼此相连，顺着它，你从地面走上到墙壁，再从墙壁走上屋顶（当然你此刻是倒挂着），可如果你认真观察，便会发现这其实也是骗局──尽管那些台阶一磴也没有断，可楼梯并非真的连接着……
除了以上所说，青年画家赵鄂还有不少令人诧异的自画像，诸如人面马身或者人面牛身；即便是人面人身，且四肢也完全正常，英俊的脸庞两边却生着一对精灵般的尖耳朵；而一旦五官完好，脊背上便会插了两只蝙蝠的翅膀。
鉴于他还有一个与自己相貌完全相同的兄弟，陈耳东总是不能确定究竟哪一个是他自己，哪一个是他的孪生手足；而对于那些兄弟俩一起出现的双人像──那些安插在两只企鹅身上或者悬挂在一棵苹果树上的两张完全一样的脸，陈耳东更是无从判断。
不过，其中有一幅例外。只有这一幅，画家让陈耳东把画儿上的两兄弟区分出来。当然了，陈耳东依旧不可能找到画中的两兄弟相貌上有什么差别──事实上，画家赵鄂在这幅同样以他和自己兄弟为题材的作品里，根本就没有他俩的相貌。
鉴于这幅画儿的重要性，我认为有必要将它详尽地向你描述一番。
这幅画儿只绷了内框而没有镶外框，为80cm×80cm正方形标准规格。与众不同的是，这是赵鄂画室里惟一一件有名字的作品：在画儿的底部右侧，画家用与内容相近的颜色写了“并蒂莲”三个字。依旧是十分另类的风格，即很抽象又很写实。背景是一池不讲透视关系的碧绿荷叶，星星点点缀着一朵朵含苞欲放的花蕾。画面的当中，是两朵盛开的并蒂莲花———那便是画家和自己的兄弟。他们身着绿色套装，被变形了的细长的身躯紧紧挨在一起，替代了原有的花茎。是的，这幅作品没有赵氏两兄弟的相貌，画家直接把那两朵莲花插到他们衣扣整齐的衣领上作为他们的脸。之所以陈耳东看出了他们两个谁是谁，根据在于两兄弟各自手中的东西。
陈耳东知道──画面左侧的那一朵是刚刚被人谋杀了的赵湘，他右手拿着一支放着金光的小号，左手握着一本封面带着小号标志的乐谱；而画面右侧的那一朵是画家赵鄂，他右手拿着的是一个涂满各色颜料的调色板，左手握着的是一支约一尺半长的大号画笔。
其实，我的这位警察朋友对绘画，尤其是西方绘画的认知实在是不甚了了，水平仅限于知道《蒙娜丽莎的微笑》是达·芬奇画的；一看见画面朦朦胧胧，到处斑斑点点，就认为是“印象派”；还有──曾经听说一个叫凡高的人在神经失常后，竟然割下自己的耳朵送给一个跟他开玩笑的女人。
尽管如此，陈耳东还是从这幅画儿里看出许多东西。比如，他看出与画室里的其他作品相比，这一幅的笔触和技法似乎不够成熟，并且那种靠小号、画笔一类的具体玩艺儿来代表各自的构思和表现方法也实在有些稚嫩直白，再加上它的名字──很少一个成年男人会以此来比喻他与自己的兄弟，显然画这一幅画儿的时候画家十分年轻，不知道“并蒂莲”在文学上一般都指恩爱夫妻。虽然这么讲，陈耳东还是被那张画儿所表达的手足间的真挚情感而触动，想到那两朵盛开的莲花现如今已经孤独一只，心中一时生出阵阵感慨。
从那家房地产公司签了合同回来后，看见陈耳东正对着那幅画儿凝视，画家告诉他，这是自己小学六年级那会儿画的，现在看来着实幼稚。不过，鉴于他小时候的作品很少保存下来，可以说绝无仅有，便一直没舍得把它扔掉。
要说起来，那天陈耳东并没有和那位赵鄂谈多长时间。两人刚刚坐下没几分钟，画家的经纪人张文英就赶了来，赵鄂又抱歉地让陈耳东再等他一会儿，随即跑去另一间房子与那个上海人说话。
由于看了那些画儿以后，陈耳东隐约地感到自己受到了某种启示，同时意识到自己需要完全换一个思路面对自己的问题，于是他起身离开了画室，准备向主人告辞。当看到画家正在为自己的全部作品的售价到底是550万，还是480万而跟经纪人激烈地讨价还价时，陈耳东没有进去打扰，在门厅里写了张简短的便条，便悄悄离开了赵氏寓所。
陈耳东的第二次天津之行基本就是这样，至于他到底从画家赵鄂的那些充满玄虚的绘画作品里受到何种启示，并在其后一举侦破了他负责的这两起令人困惑的谋杀案，我想还是让你亲耳听他自己谈谈吧。
你根本不是画家赵鄂
“实际上，我是在第二次从天津返回北京的两天之后，才把一切想了个明白的。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理出头绪。
“第二天一早，不到七点我就去了刑警队，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一边想着画家的那些古怪的画儿，一边再一次打开两起谋杀案的卷宗，一页页地翻看。一个小时后，梁子小胡前后脚走了进来，两个人各自拿出一张写了一串航空公司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