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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黑板上的经济学-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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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然愿意付出成本去换取减少生命风险的收益。换言之,没有安全带时,谨慎开车是一种理性选择。
  但当有安全带时,生命的风险大大减少了,即谨慎开车的收益减少了,谨慎开车的成本并未改变。成本…收益的变动使司机敢于开飞车,满不在乎地开车,酒后驾车或非司机开车。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车祸增加了,行人与没有安全带的乘客死亡率上升了。危险才是最有效的安全保障。怪不得一位经济学家说,最有效的汽车安全设施是在方向盘上安一把匕首——这时哪个司机也不敢开飞车了,因为一出问题司机马上会被匕首扎死,减少风险的收益远大于任何成本,这时当然就不会发生车祸。
  在现实中,类似安全带这样动机良好但引起不良后果的制度还有不少。旨在劫富济贫的高税收政策使成功的企业家不愿意投资;结果穷人找不到工作;更穷了。输血式扶贫强化了贫困地区的依赖心态,越扶越贫。最低工资制度使企业用机器替代工人,低收入者找工作更难;等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并研究制度的效果。对社会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制度的动机是什么;而在于它会引起什么效果——不仅有制度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
  制度是人们的行为规则,也是一种社会激励机制。它规范人们的行为,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路径依赖的意义。经济学家认为,理性人做任何事情时都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收益大于成本,人们才会去做这些事。制度的作用就在于,使那些对社会不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成本大于收益;使那些对社会有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收益大于成本。这样的制度就能起到有效制约与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
  但一种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世界上没有只有好影响而没有坏影响的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所追求的是好影响大于坏影响的制度。一种制度的好坏不在于动机如何,而在于效果如何。如果一种制度好的影响大于坏的影响,就应该肯定,至于它的不足,可以通过相关的制度去弥补。但如果一种制度坏的影响大于好的影响,就非取消不可。设计制度时,一定要全面分析其效果:直接的与间接的,有利的与不利的,短期的与长期的。否则,好的动机可能会引出不利的结果。
  安全带确有作用,所以现在的汽车仍有安全带。但同时还必须严格交通安全制度,加大对违章驾车行为的惩罚,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安全带的副作用。
  安全带制度并不是事关全局的大制度;但它对我们如何制定制度却有重要的启迪。只有这样去分析每一种制度;我们的制度才能成为引导社会前进的规则。
  走下神坛的国家
  英语中“国家”这个词的含义要比汉语中准确得多。“Country”指土地、山河这种自然意义上的国家;“Nation”指居住其上的人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则指统治这片土地与人民的政治体制。“State”意义上的国家包括法律、政治制度和政府。走下神坛的国家不是“Country”或“Nation”;而是“State”。
  自从有了人类,就应该有制度行为规则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原始社会的习俗和部落首长应该就是现代“State”意义上国家的萌芽。不过,国家走上神坛,那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事。
  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仍管理着兴修水利、道路这类公共事务,也抵御外敌,或制定行为规则(法律),但更主要的是镇压之作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一部分人依靠财富或暴力取得了对其他人的统治权时,他们就成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其他人堕落为被统治阶级。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有冲击;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既得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时国家机器的核心部分是军队、警察、法院、监狱之类暴力工具。国家由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变为镇压民众的工具;成为统治阶级满足私欲的手段。国家异化了;在这一过程中又成为至高无上的神,走上了拥有极权的神坛。
  使国家走上神坛的是统治者自己。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真正的统治阶级都是极少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仅要借国家之名使用暴力,而且要神化国家。早期是把自己作为神的代表,以“天子”自居,代表上天统治一方。以后,“神”这一套吃不开了,于是,又以人民或社会的代表自居。似乎以国家名义所干的一切暴行,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这时又用“State”这个概念替代“Motherland”(祖国),爱统治者,无限忠于统治者,成为爱国的同义语。在统治者的伪装之下,国家既神圣,又神秘,真正神起来了。
  当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时,国家不仅神圣;而且还像神一样万能。一切资源为国家所有,一切经济决策由国家做出。所有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从穿什么衣服到在哪里工作;都由国家有计划地决定。国家主宰了每一个人的命运,人们只有绝对服从——像工具听主人的话一样。甚至当工具还不够,这个工具还必须“驯服”。谁敢对神坛上的国家有点异议,那就让你灭亡。这时国家走上了神坛的顶峰。
  当国家走上神坛的顶峰时;它的下坡路也就开始了。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给神坛上的国家以致命打击。
  现代化过程包括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因果,又互相促进的。国家正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走下神坛。
  现代化是从一场名为“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这场思想解放的核心是对人权的尊重,把人作为人,实现“天赋人权”的平等。当我们跪在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者面前时,我们认为自己是渺小的,而这种愚昧正是构建国家神坛的基础。当我们站起来时,我们才发现自己与他们一样高大,这时神坛上的国家就不那么神秘而全能了。
  当然,真正能使人站起来的还是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人财产权得到保护。人拥有资源的占有权,就有了使用权,就有了经济决策权。这种财产的占有与使用权是排他的,当然也排斥国家的干预。当国家无权在经济上控制个人时,这个神坛的经济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国家何时从上面走下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伴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是政治民主化。在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以暴力窃取国家政权,无论它是以神的名义还是人民的名义,背后的实际力量还是来自暴力。逐鹿中原;谁夺得了政权;谁就自封为代表国家;代表神或人民实行铁腕统治。而民主社会中掌握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选举。谁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谁才能代表国家。来自人民的国家代表揭去了那层神秘面纱,以其平凡的姿态出现。它没有神圣或全能的光环,不再是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它由天上回到了人间。
  走下神坛的国家返朴归真,回归其最早曾有过的职能——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为每个人自由幸福的生活创造条件,为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提供保证。这时的国家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不做自己不该做的。
  现代社会中的国家不再是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神,而是与企业和家庭一样的实体,起着自己应有作用。市场经济是法制社会,法律由国家代表人民的意志制定并实施。这种法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包括保护私人产权、维持公平竞争,使一切市场化的经济活动有序地进行。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家庭是经济主体,能由市场做的事要尽量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做不了的事,才由国家承担。国家不是主宰社会的统治者,而是拾遗补缺,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公仆”。公仆当然是不应该高高在神坛上的。
  也许是国家在神坛上的时间太长了,它总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自己全能、伟大。因此,总爱做出一些自己不该做的事。它总觉得自己比企业和家庭英明,比市场机制有效;常做一些有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事。它喜欢代替企业决策,或者是让企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或者是命令一些企业合并或解散。它总不相信市场,限制市场的自发运行,或者以自己决定的价格代替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或者以各种人为的规定限制市场力量。我们不否认国家在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一旦这种作用超出了合理的界限,就会引起灾难性后果。
  代表国家的统治者难免犯错误,也难免假借国家之名来实现自己的私利。这些人其实也是利己的;会犯错误的普通人。但一旦他们登上神坛,以国家的名义做事时,就会神化自己。当国家在神坛上时,它是不能被批评的。历史上有多少人因为批评掌握国家机器的人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永世不得翻身。当没有神的能力的人有了神的权威时,他会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当国家走下神坛,就意味着国家的统治者是可以被批评和攻击的,甚至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程序被推翻。一个国家人民批评国家的自由度,是国家走下神坛的衡量标准之一。
  这些年我们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从名义上的公仆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仆,从社会的统治者和决策者变为服务者。当我们看到,国家在退出经济活动领域,看到许多地方在为改善投资环境而做出各种努力,看到各级领导与政府在为人民做各种实事时,国家不再那样深不可测,不再那样令人敬畏。“State”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再那么遥远,而是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但是,国家走下神坛的过程也不会那样顺利。个别人借国家之名鱼肉乡民,以国家之权威谋取私利,或者以公仆之名行主人之实。这些都表明,有些人还不愿意国家从神坛上走下来,因为在神坛上的国家还是他们为非作歹的伪装。附属在国家身上的各种寄生虫是国家有时仍露出神象的原因。走上神坛不难;走下神坛真不易啊!
  其实,只要国家走下了神坛,“Country”;“Nation”和“State”仍然是统一的。由一个为人民和社会服务的“State”为住在“Country”这片土地上的“Nation”服务,这不正是令人热爱的“Motherland”吗?也许我们的老祖宗用“国家”这个词概括了洋人所用的几个词,正是他们的高明之处。
  人性化的经济指标
  谈到经济形势如何,人们都知道利用GDP、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这些数字。但我对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总是既敬畏又疑惑。
  说到敬畏是因为这些数字都是用科学的方法算出来的,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若干位。听经济学家或官员们如数家珍、唾沫星子乱飞地列举这些数字,你不得不被震撼。在对他们那超凡记忆力和煽情式演说敬佩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观点,与他们同乐同愁。
  但在敬佩之后也难免产生一点困惑。任何数字都是可以假造的,而且能造得和真的一样。记得“四人帮”时期,报上天天是大好形势,粮食生产每年都是历史记录,工业产值也是捷报频传。那些领导口中和报上白纸黑字的数字让你不能不信,但怎么在现实中都是食不果腹,要嘛没嘛呢?我不相信统计数字的病根就是在这时种下的。以后尽管那个说谎的时代过去了,也有了严惩造假数字的统计法,但我那个不相信统计数字的病根总也没有彻底治愈,以至于对许多数字都将信将疑。
  我对数字的疑惑还不完全来自造假。更重要的是,即使统计数字完全真实,能准确地反映经济状况吗?谁都知道GDP等数字在统计上都有缺陷。一个常为经济学家引用的例子是,B女士作为管家为A男士提供家务劳动,每月获得1000美元,这当然统计在GDP之中。如果B女士和A男士结婚,B女士仍提供与原来一样的家务劳动,但1000美元工资没有了,每月的GDP就减少了1000美元。这种减少在统计方法上说一点不错,但这种变动并没有反映出经济活动不变的真相。这也许是一个笑话,但类似这样的问题GDP统计中真不少。
  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即使反映了真实变动也是非人性的。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实现福利最大化,但数字不等于福利。前苏联的GDP并不低,但生产的那些洲际导弹、军备对人民福利又有什么用呢?号称超级大国的苏联,人民缺衣少食,那么大的GDP又有什么用?再如有些地区,先靠污染发展了经济,GDP上去了,官员的职务也上去了,然后又治理污染,GDP上去了,官员的职务又上去了。经济一正一负回到了原来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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