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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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去世是对联邦党的沉重打击，杰斐逊说：他们再也没法躲在华盛顿的影子里了。当他们独自面对“党争”时才发现，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其实，从亚当斯成为总统的第一天起，斗争就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费城的政客们因党派而互相为敌，本来的熟人、朋友在大街上若远远地看见都会赶紧躲开，换条路走，就怕见面打招呼。只有在迎面撞上、无处可躲的情况下，大家才会手触帽檐勉强行个礼。人性被如此扭曲，两党之间的你死我活可见一斑。当然，联邦党的困境主要是自己造成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处置外侨与煽动叛乱法基本上为他们敲响了丧钟。尽管亚当斯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胜利来得太晚了。共和党告诉人们：“选亚当斯就是选战争，选杰斐逊就是选和平。”这真是超讽刺。事实是：亚当斯与法国签的条约为美国赢得了和平，而杰斐逊上台后拒绝与英国续签和约，直接导致了1812年的战争。但是，没有人能掐会算，谁说得漂亮咱听谁的。此时此刻，杰斐逊是众望所归。
如果说，华盛顿是神，那么，杰斐逊就是谜。他的世界你真的不懂。不仅因为这位“人民的人”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不仅因为他的奢侈是建立在奴隶的劳动和巨额债务上，不仅因为他声称相信普通人的智慧却从来不曾真正与普通人交往过，不仅因为他作为独立宣言的作者却在独立战争中没有开过一枪，不仅因为他高喊着自由却在入侵的英军面前仓皇逃窜，不仅因为他反对“党争”却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政党，不仅因为他崇尚和谐却支持血流成河的法国革命，不仅因为他强调州权却在上台后大大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不仅因为他反对中央银行却利用它成就了自己最辉煌的政绩，不仅因为他说的和做的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也不仅因为他的原则和行为分别属于两个世界。这个谜更重要的表现是他对上级和朋友的背叛。他给华盛顿当国务卿时处处与华盛顿作对；他给亚当斯当副总统时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亚当斯赶下台。于公，他对总统不忠；于私，他对朋友不义。但是，他真诚地相信，华盛顿和亚当斯背叛了共和原则，把美国领上了歧途，他要拯救这个国家；他也真诚地相信，为了崇高的理想可以不择手段。他是能够带着这些信念过测谎仪的。最奇怪的是，后世似乎更在乎他说了什么和写了什么，而不是做了什么，他的历史地位似乎完全建立在那55个闪闪发光的英文单词上（“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你见过这么幸运的谜吗？
共和党开足了火力猛轰亚当斯，而亚当斯好像天生就是活靶子。他似乎承担了所有本不应该完全由他承担的罪责（比如处置外侨与煽动叛乱法），但同时，他没有得到任何本该完全属于他功绩（比如与法国的和约）。共和党说他想当国王，大家就信，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儿子。说来也巧，美国前五位总统中，除了亚当斯，其余四位或者没孩子，或者只有女儿。只有亚当斯有儿子，而且他儿子后来还真成了总统，可见男性继承人有多可怕。也不能怪革命人民警惕性高，反正，总统有儿子非社稷之福，你让亚当斯到哪说理去？带着“原罪”的亚当斯，倒霉就倒霉在他交了个好朋友杰斐逊，因为这个好朋友还有个更好的朋友麦迪逊。在亚当斯任总统期间，麦迪逊已经从众议院退休回家了，这给了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领导共和党全力对付亚当斯。麦迪逊跟亚当斯没有私交，他整起亚当斯来可不讲一点情面。问题是，麦迪逊凭空造出来的那些话即使他自己信，杰斐逊也不应该信，因为他太了解亚当斯的为人了。你可以说亚当斯不是个出色的总统，但你不能说他不是个出色的人。他的诚实、正直、坚毅，他高尚的道德，在“国父”群里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他的人品完美无瑕。然而，杰斐逊一句都没为亚当斯辩解，他听凭麦迪逊和他的党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他的朋友。不仅如此，他身为副总统，居然花钱买通那个叫詹姆斯卡伦德的著名记者，向他透露政府机密，还让他污蔑亚当斯要跟法国开战，然后当终身总统。还记得卡伦德吗？汉密尔顿的“雷诺兹丑闻”是他曝光的，现在又造亚当斯的谣。根据惩治煽动叛乱法，他被判9个月监禁。他在蹲监狱的时候好像忽然想明白了很多事，向杰斐逊要更多的钱。杰斐逊不给，他就到处说是杰斐逊让他写文章骂亚当斯的。杰斐逊不承认，他干脆把杰斐逊当初写给他的信登在报纸上。在铁证面前，杰斐逊忽然得了“失忆症”，完全认不出他的亲笔信。在今天，副总统贿赂媒体诽谤总统是重罪，但杰斐逊的时代法制不健全，没人把他怎么样，这顶多是个道德问题，他顶多让亚当斯伤透了心。
当然，联邦党也不是什么好人，他们像共和党一样恶毒，杰斐逊在联邦党的笔下同样十恶不赦。有趣的是，共和党给亚当斯造的谣一点谱都没有，完全靠想象力，但联邦党给杰斐逊造的谣多多少少是有影的。原因很简单，亚当斯除了有时出言不慎，没什么别的毛病，而杰斐逊干的见不得人的事太多，小辫子一抓一大把，都不用编造。比如，联邦党说，杰斐逊与他的奴隶有染。杰斐逊打死不承认，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也认为这是谣言，直到1998年，科学家通过dna比对才证明了此事不虚。不管怎样，亚当斯本人从来没用任何方式对杰斐逊进行人身攻击，他只抨击他的政治观点。私下里，他甚至骂那些激进的联邦党人说，杰斐逊比你们这帮人高尚，我宁可给他当副总统！这是亚当斯的悲剧所在：他的头号敌人竟然不是杰斐逊，而是汉密尔顿。他宁愿败给杰斐逊，也不愿与汉密尔顿妥协。
此时的联邦党基本上分裂为两派：团结在汉密尔顿周围的“保守派”或“右派”，和以亚当斯为代表的“温和派”。这两派自己先干上了，怎么可能一致对外？他们连应不应该推举亚当斯为总统候选人都没搞定（汉密尔顿想推平克尼），你还指望他们全力支持亚当斯吗？汉密尔顿铁了心要把亚当斯拉下台，他甚至发表文章攻击亚当斯，由此可见联邦党组织的松散和汉密尔顿的任性。华盛顿在的时候，有华盛顿给他把关，他出不了什么岔子。现在，华盛顿走了，没人拦得住他，汉密尔顿在判断力上的缺陷再配上他超人的能量，对亚当斯和联邦党的打击是致命的。
你也许会问，汉密尔顿自己咋不想当总统呢？说他完全不想是不可能的，但他从来没公开表达过这个愿望。学者们的分析是：“雷诺兹丑闻”是一个原因，他不愿放弃他的法律业务和他对家庭的承诺也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观点太鲜明、太前卫，他本人又太骄傲、太强势，不管他多么正确，在民主意识已经苏醒的大众面前，他得不到支持。他不在乎民意，但民意能决定他的前途。他和亚当斯极为相似，他们都是孤独的行者，他们只想做他们认为对的事，而不一定是人民想要他们做的事。民意不是真理，因为真理更愿意停留在少数人手中。人民往往要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有时是非常惨痛的代价，但这就是民主政治的规则。人民需要成长，政治家也需要成长。不懂规则又拒绝成长的汉密尔顿和亚当斯依然沉浸在“精英政治”的梦里，在他们的梦醒时分，世界已变得不同。
腹背受敌的亚当斯在大选中落败不是悬念，但他的成绩却出人意料的好。经过一整年的厮杀，到1800年12月，最后的结果终于出来了。在没有南方和西部的支持又丢了纽约的情况下，亚当斯得了65票，只比杰斐逊少8票。这8票来自南卡罗来纳。本来，南卡罗来纳是倾向于投联邦党的，但因联邦党的分裂，这8票飞了。杰斐逊之所以能领先，完全得益于纽约州，而纽约本是联邦党的地盘。两党在纽约的争夺非常激烈，亚当斯仅比杰斐逊少得250张普选票，但根据“胜者通吃”的原则，纽约的12张选举人票全归杰斐逊。如果亚当斯赢得纽约，他将以71票比61票领先，即使南卡罗来纳的8票投给杰斐逊，亚当斯还能赢；如果当初宪法没有“五分之三妥协案”，南方各州没有那么多选举人票，即使亚当斯失了纽约，他也能赢；如果签订美法和约的消息早来两个月，亚当斯几乎肯定能赢。我们说了太多的“如果”，历史不能假设，但亚当斯的成绩至少说明，在那么不利的情况下，他还是获得了充分的肯定，人们对他的尊敬与日俱增。他不是大家印象里的“跛脚总统”。美国人应该感到非常幸运，他们的第二位总统是亚当斯而不是杰斐逊。亚当斯政府也许没有华盛顿政府那么强大的创造力，但他忠诚地维护和坚持了华盛顿的对内对外政策，保证了联邦政府的延续性，使联邦党设计的框架更加稳固，以至于共和党上台之后无法从根本上动摇汉密尔顿的经济制度，也就无法让美国完全倒退回农业社会，尽管杰斐逊的理想就是把美国变成小农的天堂。
跟亚当斯比起来，费了那么大劲、本来应该势如破竹的杰斐逊成绩可不算好。不错，他得了第一名，但不意味着他肯定是总统，因为还有一位并列第一名，他就是阿伦伯尔。伯尔的表现太有戏剧性了。可别小瞧纽约人伯尔，他的高贵出身没几个人比得上。他父亲老伯尔大主教是新泽西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和第二任校长，他母亲艾斯特伯尔是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女儿，爱德华兹就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时期那位著名的教士（参看020革命前夜）。不幸的是，伯尔两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去世了，三岁时，他的外祖父、外祖母也去世了，他由叔叔养大成人。美国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大陆军，经历了“远征加拿大”、“纽约之战”、锻造山谷、“蒙莫斯之战”，因功升为中校。退役后，他成为一位律师，在纽约市开始了自己非常成功的法律业务。那时候，他经常和纽约的另一位法律界新星汉密尔顿合作办案。汉密尔顿名气大，他的本事大伙已经领教过了。伯尔不服气，有机会就要争一争。有一次，一位客户请他们俩一起办个案子。两人说好，伯尔做开头的陈述，汉密尔顿做结尾的陈述。一般结尾比较重要，陪审团也记得住。伯尔下了苦功，把他那段辩词搞得天衣无缝、精彩绝伦。等到该汉密尔顿做总结时，破天荒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汉密尔顿表示：“我无话可说。”能让汉密尔顿闭嘴真有点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可见伯尔的论证多么完美。
后来，伯尔像汉密尔顿一样投身政治。他们本来关系不错，直到1791年，伯尔击败汉密尔顿的岳父斯凯勒将军，当选联邦参议员，他与汉密尔顿就结下了梁子。汉密尔顿不是个小心眼儿的人，他不会单纯因为伯尔打败他岳父而生气，他与伯尔结仇是因为伯尔为了胜利不择手段。很多学者把伯尔称为美国的第一个“现代政客”。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这些“老绅士”，从来不宣扬自己的野心，竞选都是羞羞答答的，不亲自出面。伯尔可不管这一套，他像现代的候选人一样到处推销自己。老一代“国父”们都是有理想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但伯尔为达目的什么都敢干，完全颠覆了当时人对政治的理解。汉密尔顿虽然与伯尔是同龄人，但他是保守价值观的守护者，也是纽约政坛无可争辩的领袖。伯尔的迅速崛起不但触犯了他的利益，也触动了他的底线。汉密尔顿第一次发现，世界上还有比杰斐逊更可怕的敌人，他一定要除之而后快。
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杰斐逊一看，竟然有人在汉密尔顿的老巢捣乱，太好了！咱得团结这样的力量。恰在此时，伯尔主动到蒙蒂塞洛找杰斐逊了。他告诉杰斐逊，如果你让我当你的竞选伙伴，我保证把纽约给你拿下。杰斐逊大喜过望，他发现，他根本不必担心伯尔到底属于哪个党，哪个党对他有利他就是哪个党，太现代了！虽然杰斐逊心里对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有些芥蒂，但眼下顾不了这么多了，先赢了再说。于是，共和党推杰斐逊为总统候选人，伯尔为副总统候选人。可是，杰斐逊远远低估了伯尔的能量，再加上在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出现之前的那个“奇葩”选举法，最后的结果是，伯尔也得了73票，与杰斐逊并列第一。
根据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将由众议院投票决定他们俩谁是总统谁是副总统。此时的国会还在联邦党手中，鬼知道他们会选谁，反正联邦党是绝对不会痛痛快快地让杰斐逊当选的。哼，我就让你给这个小人当副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