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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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军法案适用于所有的北美殖民地，不只限于马萨诸塞。它强迫殖民地为英国驻军安排住宿，殖民地人的感受可想而知。魁北克法案看上去与波士顿无关，但对13个北美殖民地的危害不亚于其他法案。平心而论，对英国来说，魁北克法案应该是所有这些法案中最英明、最正确的一个，因为它有效地稳住了加拿大，使它没有和其他殖民地一起造反。这个法案的内容我们以后再讲。
强制法案惩罚的是波士顿，但目的是“杀鸡给猴看”。英国议会想用强硬手段制止各殖民地愈演愈烈的反抗浪潮，结果却恰恰相反，它带来的不是对议会权威的敬畏，而是对英国的仇恨。波士顿出人意料地得到所有殖民地的同情。当水路关闭，人们纷纷从陆地上给波士顿送来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尽管道路难行，但钱、大米、各种肉类和其他必需品还是从各殖民地源源不断地涌进波士顿，甚至连魁北克法案的最大受益者魁北克省，也送来了大量的小麦。
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塞缪尔亚当斯当然不会闲着。现在，是通讯委员会大显神通的时候了。在他的倡议下，各殖民地的通讯委员会和政治领袖们同意1774年9月在费城会面，协商下一步的行动。这次会议就是第一次大陆会议。
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选出4位代表前往费城，亚当斯兄弟俩都在其中。就在去费城前的一个晚上，有人敲响了塞缪尔亚当斯的家门，进来的是一个裁缝。他说，他是来为其量体裁衣的。原来，塞缪尔亚当斯家境拮据，没钱买新衣服。他生性大大咧咧，不修边幅，倒也不在乎这个。可是，现在他要代表马萨诸塞去费城开会，这么邋遢，波士顿人脸上也没光。于是，他的朋友们凑钱（也有人说是约翰汉考克出钱），给他定做了一套新衣。这位裁缝就是受朋友之托来的。
衣着光鲜的塞缪尔亚当斯高高兴兴地骑上马，和堂弟一起奔向费城。兄弟俩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儿，心情可完全不一样。堂哥跟过年似的，那个兴奋劲儿就甭提了。多年的经营有了结果，各殖民地终于走到一起，革命就要柳暗花明了！这是件多么让人振奋的事啊！堂弟却是满腹的沮丧和不安，他天生就容易悲观。这个所谓的大陆会议本身就是非法集会，他们的行为显然已构成“叛逆”，如果被英国政府逮住，那是板上钉钉的“叛国罪”。波士顿前途未卜，费城的“各路神仙”也不知道是什么货色，没准儿就是帮乌合之众，玩不出啥花样来。革命的时机成熟了吗？革命的前途在哪里？约翰亚当斯越想越纠结，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根本就没准备好。我们在天分、教育、财富等所有的方面都很缺失，我感到完全无能为力。”
然而，他的忧虑一到费城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见到的是一群在“天分、教育、财富等所有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精英，他们的个人素质和政治修养让他深受鼓舞，他写道：“这个会议聚集了各殖民地最伟大的人”
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的56个代表来自北美12个殖民地，佐治亚没有参加，因为它忠于英王，坚决跟其他殖民地划清界限。代表们都是各殖民地的政治领袖，出身于各行各业，如律师、医生、教师、学者、商人、教士、大种植园主、小农场主、手工业者等。他们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少数几个是上流社会的大富翁。他们有的是温和派，主张与英国搞好关系；有的是激进派，要跟英国干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有的是中间派，寻求妥协的方案。尽管他们的背景和观点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拥有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思想，都在努力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抗争。
让约翰亚当斯印象最深的是弗吉尼亚代表团。自从1607年英国殖民者第一次在新大陆站稳脚跟，弗吉尼亚就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生活最富裕的殖民地，弗吉尼亚人高贵、优雅的一举一动从来都是各殖民地争相效仿的榜样。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如果没有弗吉尼亚的参与，北美的这一通折腾就是一场儿戏。幸运的是，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开始，对英王最忠诚的弗吉尼亚就一直站在反英斗争的最前线，其中的缘由，就要着落在这几位代表身上了。
弗吉尼亚一共派了7位代表，他们个个身手不凡。佩顿伦道夫当选为第一次大陆会议主席。他是弗吉尼亚议会的发言人，最擅长主持会议，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伦道夫是温和派，大家看中的就是他那四平八稳的冷静。弗吉尼亚还有个大块头代表，叫本杰明哈里森，他足有1。93米高，180公斤重。他说：“我就是徒步走也要走到大陆会议。”可见劲头有多大。这位“巨人”的儿子和曾孙后来都成了美国总统。口才无双、相貌俊美的激进派理查德亨利李是弗吉尼亚通讯委员会的领袖，他是后来提议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的人。
弗吉尼亚代表团还有一位谁也无法忽视的绅士，他是乔治华盛顿。至于华盛顿是怎样从军人变成政治家，又怎样从威廉斯堡走到费城的，我们且留到下文分解，因为，此时此刻，他不是主角。他在会上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玩儿深沉。他没提任何建议，也没说什么话。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坐在那儿静静地听别人争论，或点头，或微笑，或沉思。奇怪的是，他越是一声不出，大家越觉得他深不可测。人们总喜欢说“沉默是金”，华盛顿的沉默到底是金是银还是铁，以后自见分晓。
在第一次大陆会议上，真正发出奇光异彩的，是另一位弗吉尼亚人。如果说，塞缪尔亚当斯是美国革命的第一支火把，那么，这个弗吉尼亚人就是第二支火把，没有他，美国革命不可能写下如此热情洋溢的篇章。这个人的名字叫帕特里克亨利。
帕特里克亨利生于1736年的弗吉尼亚汉诺威县，是出生在新大陆的第二代移民。他的父亲约翰亨利来自苏格兰，在弗吉尼亚属于中产阶级，不富也不穷，经营着不大不小的农场。但帕特里克亨利从小就知道，将来他的一切全靠自己。他在弗吉尼亚的田野和丛林中长大，从大自然的启示和生活的历练中，形成了对自由近乎疯狂的热爱和执着。他认为，自由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最宝贵的礼物，对自由的侵犯是绝对不可容忍的。
约翰亨利在苏格兰上过大学，他亲自教儿子英文和拉丁文，他们经常一起朗读圣经。在学习中，帕特里克亨利喜欢上了优美的英语语言艺术，特别是那富有节奏感的发音和语调，让他沉醉不已。每逢礼拜日，母亲都带着他去教堂听牧师讲道。在回家的路上，母亲总是让他背诵牧师的布道词。母亲的本意是想让基督教教义渗入他幼小的灵魂，可是久而久之，他在背诵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演讲风格，为他后来成为新大陆最出色的演说家打下了基础。父母的熏陶使他成为一个一生都热爱学习的人，虽然他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他的聪明才智和渊博学识一点也不亚于高等学府的毕业生。
上了几年学后，亨利（以下如非特别注明，单指帕特里克亨利）决定自己开个店，当上了小业主。可是，生意半死不活的，刚刚够维持生计。1754年，他与萨拉谢尔顿结婚。萨拉也算是富家女，带过来大约1800亩土地和6个黑奴。现在，亨利是个小种植园主了，可是稳定的日子过了没几年，他的家就在一场火灾中被烧为平地。后来他又去做生意，结果亏得一塌糊涂。
1760年，屡经挫折的亨利决定做个律师。这下，他算是选对了职业，因为他的口才无人能敌。经过刻苦学习，他考取了律师执照。当上律师的他咸鱼翻身，开始走上成功之路。他在辩论和演讲时，引经据典，辞藻华丽，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和周密严谨的逻辑让所有的人心服口服。人们称他为“出生在森林里的德摩斯梯尼”——德摩斯梯尼是古希腊最著名的雄辩家。
锋芒毕露的年轻律师亨利很快就进入政界。1765年，他当选为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议员。这时，印花税法案刚刚通过，殖民地的反英浪潮此起彼伏。他匆匆忙忙赶到威廉斯堡，发现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大半。这位刚刚宣誓就职才9天的新议员，立刻向议会递交了他起草的印花税法案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当时北美殖民地最有火药味儿的文件，那激烈的语言让弗吉尼亚人第一次嗅到“叛国”的气息。除了阐述英国宪法中“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条文外，他进一步指出，殖民地议会是唯一有权向殖民者征税的机构，这种权力不可转让。
可是，光有个决议案没用，更重要的是让这个议案得到通过。亨利知道他的议案过于激进，很难得到保守派的支持。于是，他故意等到几位最保守的议员不在时，在议会讨论印花税的问题。他那极富感染力和煽动性的语言，使讨论进行得非常“火爆”。最后，他将一只手套扔在地上，这是一种传统的挑战性动作。他说：“恺撒有他的布鲁图，查理一世有他的克伦威尔，乔治三世”（这时，他被一片“叛国贼！叛国贼！”的叫喊声打断。）“可以从他们的例子中学到教训。如果这是叛国，那就尽情地叛国吧！”
当时，威廉与玛丽学院的一帮学生正聚在议会大厅的走廊上听议会的讨论，亨利的演讲震撼了所有人的心。有一个年轻的律师也站在人群中，他完全被亨利的语言征服了。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叫托马斯杰斐逊。10年后，他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35年后他将是美国总统。杰斐逊一辈子都忘不了在弗吉尼亚议会大厅的走廊上听到的这次演讲。他说：“帕特里克亨利演讲就像荷马写作当帕特里克讲话时，所有的人都在倾听。”在杰斐逊心中，亨利的语言与荷马的文字都拥有史诗般的优美和气势。
亨利以他的热情和机敏奇迹般地使弗吉尼亚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案决议案。弗吉尼亚与马萨诸塞，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成了北美殖民地反抗“暴政”的旗帜。殖民地的抗税风潮势不可当，印花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被废除了。弗吉尼亚的皇家总督气得发疯，他下令解散议会。可是，议员们根本不理这一套，他们转到威廉斯堡的一个酒馆里继续开会，亨利也继续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说。他是弗吉尼亚通讯委员会的骨干，与理查德亨利李、托马斯杰斐逊一起，把通讯委员会搞得有声有色，他们的文章传遍北美。
1774年9月，当亨利作为弗吉尼亚代表来到费城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时，代表们彼此之间还是陌生人，他们大多数是通过通讯委员会读到过其他代表的文章，知道对方的名字，但从未见过其人。现在，虽然互相介绍认识了，可毕竟不熟，也不了解别人的真实想法，所以，大家都有点放不开。从“笔友”到“战友”，需要时间，更需要信任。
敏锐的帕特里克亨利从代表们第一天的发言中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虽然各个殖民地已经在抗英斗争中团结起来，但骨子里还是各自为政，谁也不服谁，本地的利益永远高于“联盟”的利益。大家都会不自觉地说，“我是弗吉尼亚人”“我是纽约人”等等。第二，温和派的主张占绝对优势，会议的基调就是如何争取与英国的妥协，北美显然没有做好跟英帝国一刀两断的准备。比如，南卡罗来纳的代表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英王忠诚的臣民，我们不是革命者”
第二天会议上，主席宣布了必要的程序后，到了讨论的时间。会议厅陷入令人尴尬的沉寂，谁也不愿挑头提出第一个议案。这时，一位身穿灰色外套、其貌不扬的绅士，慢慢站起来，走到前面。他看上去像个乡村牧师，说话时就像在讲坛上开始布道一样。他从1765年的印花税讲起，历数10年来英国议会强加给殖民地的各项法案以及这些法案给殖民地带来的灾害。他说，现在很多殖民地议会都已经被解散了，我们需要一个联合起来的、代表人民的议会，而大陆会议就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接着，他讲述了自己对“代议制”民主的理解和对“自治”政府的设想。
这位绅士侃侃而谈，所有的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的话深深地吸引。开始时，他的声音是柔和、动听的音乐，牵着人们的感觉，渐入佳境。慢慢地，他的语调越来越灵动多变，时而如金戈铁马，时而如海波荡漾，时而平缓，时而激昂，每一个字却又像清冽的泉水，直入人的心田。最后，他说：“英国的压迫已经改变了殖民地的边界，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新英格兰人之间的区别已经消失了。我不是弗吉尼亚人，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