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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部分

美国的故事-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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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华盛顿又要面对一场分离。“约克镇战役”后,拉法耶特向大陆会议请辞,要求回家探亲。华盛顿依依不舍地看着拉法耶特走远,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四年前,满脸稚气的拉法耶特来到华盛顿身边时还是个19岁的少年。如今,他已是23岁的男人,为美国革命立下不朽功勋。从他们见面的第一天起,拉法耶特就像一缕阳光照亮华盛顿的生命。他的活泼、热情、浪漫,他的忠诚和情感,占据了华盛顿心中最柔软的角落,也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父爱。

    11月中,拉法耶特在波士顿上船前夕收到华盛顿的信。他说,我不能不让你带着我最珍贵的友谊和思念离开,我对你的欣赏和感激已经变成依赖和爱。拉法耶特回信说:“我懂你的心,我相信任何距离都不会改变你对我的爱。我也一样,我对你的爱、尊敬和感谢无以言表。”听上去,两个大男人这么说话有点肉麻,但18世纪的欧洲绅士说话写信都会多多少少带点玫瑰色,这是一种时尚。三年后,拉法耶特将访问美国13个州,在弗农山庄与华盛顿重温友情。

    失去了一个儿子又送走了一个“儿子”的华盛顿将继续带着他的军队熬过漫长的两年,新大陆千千万万的父母也将继续面对痛苦的别离。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男人不是孤独的行者,也不是唯一的战士。他们的身边是时时刻刻爱着他们、支持着他们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她们的牺牲和奉献与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同样伟大。她们怎样用勤劳和智慧养育了新生的共和国?她们又怎样在成就自己父兄子侄的同时也成就了一个新的民族?请看下一个故事:记住女士们。

第51章 记住女士们() 
美国独立战争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是男人们展示力量和智慧的舞台。但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她们与父兄、夫君一起,以她们对革命的理解,以她们特殊的方式,为这段历史刻上自己的痕迹。她们是普通的母亲、妻子、女儿,她们身边的男人是战士、将军、政治家、外交家,她们的身影出现在田间、作坊、商场、军营、政治沙龙、欧洲宫廷。有人叫她们“建国国母”,有人叫她们“自由的女儿”。不管是“母”还是“女”,她们都尽心尽责,把爱献给她们的亲人和国家,她们追求自由的勇气一点也不亚于七尺男儿。难怪康沃利斯将军说,即使他把北美的男人都杀光,战争也不会结束,因为他还要对付所有的女人。

    如果你问,美国最著名的“国母”是谁?可能你得到的第一个名字是:阿比盖尔亚当斯。阿比盖尔是约翰亚当斯的妻子,她是美国第一位“第二夫人”(副总统夫人)和第二位“第一夫人”(总统夫人)。她既是总统的妻子,也是总统的母亲,这一殊荣至今为止只有一个女人与她分享,她是芭芭拉布什。但阿比盖尔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她的总统老公和总统儿子,而是因为她的才华和她的爱国情怀。

    阿比盖尔生得娇小玲珑,却是个大才女,她的写作技巧足以让文笔犀利的丈夫甘拜下风。历史学家们很幸运,因为阿比盖尔的笔为他们描绘了一场真实、生动的美国革命,她与亚当斯父子以及其他政治领袖的通信,还有她的日记,都是对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最宝贵的记录。阿比盖尔的政治嗅觉异常敏锐,她的见解在很多时候都远胜当时的政要名流。应该说,她是第一位对美国政坛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

    18世纪的北美和欧洲的女人,没有公民权,没有议政权,甚至没有做一个完整的“人”的权利,她们是丈夫“财产”的一部分。那些永远彬彬有礼、处处女士优先的绅士,在女士面前所有的殷勤、体贴、温存,是出于爱,出于强者对弱者的怜悯和关怀,但不是出于平等的尊重。阿比盖尔也许是第一个倡导“女权”的人。在她心中,革命的目标是全体美国人的自由,而不只是男人的自由。可惜,亚当斯、华盛顿、杰斐逊,以及所有的“国父”,都是“性别主义者”。为了保护“美利坚的母亲和女儿们”,他们可以出生入死。但是,“女权”?想都不要想。每当阿比盖尔谈到女人的平等地位,“国父”们就会集体失聪。他们才不跟女人一般见识呢。

    早在1775年,亚当斯还在费城开大陆会议,绅士们还在喋喋不休地商讨如何与英王妥协,阿比盖尔已经在思考“独立”了。她说:“让我们(与英国)分离,他们不配做我们的兄弟,让我们祈求上帝摧毁他们的意志、消灭他们的企图。”她甚至跟亚当斯讨论独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亚当斯很同意妻子的意见,但他也很明确地告诉阿比盖尔:女人不应该过多地谈论政治。

    1776年3月,大陆会议就独立的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阿比盖尔在给亚当斯的信中写下了那段经典名言:“我真希望你们已经宣布独立。在你们将要制定的新的法律中,我恳求你们,记住女士们。要比你们的先祖对女士更宽厚更关照,不要把无限的权力交到丈夫手中。记住,所有的男人,只要条件允许,都可能成为暴君。如果女士们得不到关怀和照顾,我们就会挑起叛乱。我们将拒绝遵从法律,因为法律中没有我们的声音,也没有我们的代表。”

    亚当斯是怎样回答妻子的呢?他用了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你们女人不需要权利,因为你们已经拥有了真正的权力。他说:“我们男人似乎很强势,但那只是表面的。我们哪敢不公平、不温柔?我们看上去是主人,实际上是仆人,完全服从裙带的调遣。你们一声令下,华盛顿将军和他的战士们定会勇往直前。”呵呵。亲爱的,等着吧,一百五十年后女人才有投票权呢。

    自从亚当斯卷入政治,他不得不放弃律师业务。他先在费城做大陆会议议员,后来又被派往欧洲,历任驻法特使、驻荷特使、驻英公使,长期不在家。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阿比盖尔身上。没有了亚当斯做律师的收入,在城里的生活也就没了着落,大陆会议那点工资发和不发差不多。阿比盖尔带着5个年幼的孩子,离开波士顿,搬到乡下的小农场。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大主教的女儿,卷起袖子当起了农妇。谁也没想到,她居然把农场打理得井井有条,果园、麦田、菜地都收获颇丰。在艰辛岁月中,阿比盖尔用勤劳的双手维持了一家的温饱。她还教孩子们读书识字,保证他们学业有成。亚当斯出使欧洲时,阿比盖尔只提了一个条件:你要走可以,但必须带上长子,10岁的小“神童”,约翰昆西亚当斯。她要让儿子去欧洲受教育。约翰昆西亚当斯先后在法国、荷兰、瑞士读书,14岁就给美国驻俄特使当翻译,成了最年轻的外交官。阿比盖尔也许不知道,她正在为儿子铺设一条通往白宫的路。

    在阿比盖尔的挣扎和等待中,有一位朋友永远不离不弃地支持着她。这位朋友就是当时最著名的才女,莫茜奥蒂斯沃伦。她生于1728年,父亲老詹姆斯奥蒂斯是个法官,后来当选为马萨诸塞议会的议员。莫茜从小就与兄弟们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一起读书。男孩们长大后都进了哈佛,女孩们就留在家里,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但莫茜凭着过人的天赋,成为卓有成就的作家、剧作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莫茜的父兄都是马萨诸塞政坛最活跃的人物,他们家就是个政治沙龙的集会地,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名人”来访。在北美抗税风潮刚刚兴起的时候,奥蒂斯家成了革命大本营。亚当斯兄弟、汉考克等当时最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奥蒂斯家的常客。还记得第一个提出“没有代表的税收就是暴政”的那位大律师詹姆斯奥蒂斯吗?他是莫茜的哥哥。莫茜的丈夫詹姆斯沃伦也是个著名的政治领袖,他与亚当斯兄弟一起组建通讯委员会,迈出了殖民地联合的第一步。在这种浓郁的政治氛围中长大的莫茜对政治超级敏感。

    有人说,上帝把莫茜和阿比盖尔这两个女人安排得恰到好处。因为她们住得足够近(都在波士顿附近),她们成了好朋友;也因为她们住得足够远(不在同一个城镇),她们不能天天见面,只能通过书信互相倾诉。正是她们的文字为后世留住了这段历史。

    马萨诸塞殖民地是由清教徒建立起来的。清教是基督教派别中最保守的一支,他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娱乐,甚至不能高高兴兴地庆祝圣诞节,好像只有苦行僧式的修行才能体现基督教的真正教义。但这种刻板、枯燥的教育没能遏制莫茜的天才。她从来没到剧院看过戏,因为波士顿没有剧院,但她却凭想象写了五部戏剧。她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和诗歌,既有犀利的政治见解,又有浪漫的少女情怀。1805年,莫茜的美国革命的兴起、进程和结束出版了,这部长达三卷的著作是第一部由女人写成的美国革命史。

    华盛顿驻兵波士顿城外的坎布里奇时,经常邀请阿比盖尔和莫茜到军营去喝茶、聊天,从与她们的谈话中受益匪浅。华盛顿喜欢成熟、有智慧的女人,他很欣赏她们的才华。两位女士也很享受与华盛顿的交往,她们还常向丈夫、亲友们“八卦”一下华盛顿和他的将军们。阿比盖尔写信给在费城的亚当斯,对华盛顿的容貌、举止、品德赞不绝口,还找了一首诗来形容他的伟岸,搞得亚当斯吃了半天干醋。其实,阿比盖尔她们去军营,更多的时候是与另一个女人拉家常。她就是华盛顿的妻子玛莎。

    玛莎没有阿比盖尔和莫茜的才华。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甚至写信时语法经常乱七八糟。她每次给阿比盖尔和莫茜写信,华盛顿都会亲自给她把关,省得让才女们笑话。实际上,他完全不必担心。玛莎非常聪明灵巧,她的温柔、亲切、简单、从容不仅征服了新大陆最强势的男人,也赢得了女人们的心。阿比盖尔对玛莎的评价很高,她说,玛莎在平平淡淡中让所有的人都爱上她。

    不管从哪个角度说,玛莎都是个“小女人”。她身高1。55米左右,与1。88米的华盛顿站在一起,称得上“最萌身高差”。有人说,华盛顿是看中了玛莎的钱才跟她结婚的。这可能有点“小人之心”了。玛莎的财富确实让她很有底气,华盛顿也确实不会娶一个平民家的女孩,但他们同样都不会忍受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事实上,不管是当时人的记录还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一个和谐、亲密、恩爱的“第一家庭”。

    生于安乐长于富贵的玛莎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最大的“理想”就是守着自家的庄园,相夫教子,安度一生。在华盛顿没担任大陆军总司令之前,玛莎从没离开过弗吉尼亚。1775年6月,华盛顿接受了大陆会议的任命,来不及回弗农山庄,直接从费城赶往坎布里奇接管大陆军。临走前,他给玛莎写了一封信,有点“矫情”地说:“这份工作不是我想要的,但实在推不掉,我最渴望的就是和你在一起。”玛莎很伤感,但她非常清楚华盛顿的野心,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况且,她也赞同丈夫的政治理想,愿意为他牺牲舒适的生活。

    对波士顿的围困进入胶着期,战事一时半会完不了。当华盛顿意识到这是一场“持久战”时,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玛莎温暖的怀抱。1775年冬,华盛顿写信请玛莎来军营团聚。玛莎克服了她的“出门恐惧症”,在寒冬中艰苦跋涉二十多天才来到坎布里奇。这一路上,她第一次品尝到当“公众人物”的滋味。所到之处,各州各县的头头脑脑和他们的太太都忙不迭地招待,大献殷勤。玛莎明白,她那与世无争的清净日子永远结束了。幸亏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对突如其来的尊荣不会受宠若惊。没人教给她怎样做“总司令夫人”,她的本色演出足以赢得人们的尊敬。

    玛莎刚到军营的时候,战士们都好奇地赶来看“将军夫人”长啥样儿。她是不是美丽动人?她是不是雍容华贵?她是不是像公主一样骄傲?当他们看到身材矮小、相貌平平、衣着朴素的玛莎从马车上下来时,还真有点大跌眼镜,觉得她配不上高大、威武、英俊的“将军阁下”。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小女人”似乎有一种魔力,把他们的总司令“管”得服服帖帖的。在她来之前,华盛顿终日严肃得让人害怕,冷得像块冰,好像人人欠他二百块。玛莎一到,华盛顿立刻放松了很多,脸上的表情也有了亲和力。有一次,一位年轻军官去向华盛顿报告点事。华盛顿问他今年多大了,他说20岁。华盛顿说:“你这点年纪就当军官不觉得太年轻吗?”小伙子紧张死了,结结巴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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