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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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闹瘟疫时，仅茅山就死了70多人，老营盘也死了三四十人。症状都是高烧、昏迷、不进食、呕吐、泻肚。
有一次，山下队抓了北边村的一个18岁姑娘，日军扒去了她的衣服，让她光着身子，在院子里整整站了一天，最后才把她放了。日军经常抓走男人留下女人。他们公开向甲长要女人，而甲长则把哪家有姑娘的名单秘密地通知给日军。然后，日军就按名单抓人。这些女孩子被抓到老营盘的日军兵营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也许是被杀了？或许是被关在什么地方？它已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了。茅山藏匿着七八名特务，他们经常跟甲长、日军保持着联系。甲长也怕暴露是自己把村里的姑娘出卖给日军，靠这些特务来通风报信。
刘日是村公所的办事员，曾参加过地下党的秘密会议。他就是茅山东坡大搜捕行动中抓走28人的告密人。每次开会后，刘日都记下与会者的名单，然后交给日本宪兵队。因此，敌人在大搜捕时轻而易举地抓去了名单上的那28人。刘日原籍在东北，此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被查出来。他被捕后自己坦白交代的。外调人员也来这里调查过他的问题。
茅山附近有个金矿，当年110多名矿警备队员起义打死了警尉大越定雄，并砸了茅山警察署，缴获大量武器后投奔了八路军。此事发生在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之际。在实施惨无人道统治的地区，为了维护人类尊严，人们亦进行了武装抵抗。
车河行——县境之地与无穷无尽的阴谋，
细菌、毒气、气球炸弹从地图上看兴隆县，它就像是被虫子咬过的一片树叶，其中鹰手营子和寿王坟是两块飞地，但如今却都归承德市所属。这里有煤矿、铜矿、石灰岩和石棉等企业，而这些以前曾一度归兴隆县所属。新近并入兴隆县的，有从青龙划拨出来的蘑菇岭乡和从承德县划拨出来的大杖子乡。这两处都地处兴隆县的偏僻地区，确实给兴隆县的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然而，兴隆县的东北部有柳河，以此划定县境也是自然规律吧。不过，我对鹰手营子和寿王坟两地被划出去感到有些不平。
离开兴隆县城，汽车向东北疾驶，公路两边不时地出现煤矿和石灰窑。经过连续山间绕行，我们来到了五凤楼山北部，据说从五凤楼山中流出来的涓涓细水，从这里向东最后汇合到车河口。而经北侧绕了一大圈过来的柳河，也要先经过前面的柳河口，再进入潘家口水库。真没想到车河和柳河在这里竟相距不远。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大杖子
宋兆怀（65岁）、孟继瑞（73岁）、张福庭（73岁）的口述：
宋兆怀孟继瑞张福庭这里是从1942年4月开始集家并屯的。最初修建了四个部落，到了1943年时，又把它们改建成两个大部落，四周的围墙都是一丈多高。开始，村里只有100多户人家，集家后，外村的搬进来，就变成了300多户、1500多人的大部落。集家后人们的生活真是缺吃少穿啊，一家只有一条被子。谁要敢在“无人区”内种庄稼，就按通八路论处。
瘟疫闹得挺厉害，高烧、昏迷、上吐下泻，一得上病两三天就死了。平均每天死二三人，全村共死了300多口人。只要一人得这病，全家都被传染上，当地人称它是“窝子病”。另外，也有不少是发高烧、呕吐、泻肚死的，但没有出花的。这都是集家后的那年夏季发生的事。
大杖子村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共60多人。宪兵队驻扎在柳河口和车河口，柳河口还有一个守备大队。大队长叫黑田，还有一个叫黑岩的股长，那家伙可凶啦！高杖子、车河堡也驻着日军的安原和安波部队，人数挺多。
1944年，日军在南沟杀了12个人。我们这个部落里也杀了不少人。被抓住后送往承德的有100多人，也有的被送到营口等地做劳工去了。刚开始建“人圈”时，日本人说村上的人修围墙太慢了，就抓了一批人到广场上听日军训话，随后就把这批人杀了。到第三天，日本人又说，八路军烧了他们的军车，又抓走了一批村民。仅建“人圈”时被杀的就达到60多人。另外，日军扫荡大印子峪时，先在村里杀死了29人，剩下的被带到大杖子人圈。走到大门口时，日军又当场杀了12个人。这些都是黑河山里住的百姓。
日军统治时期，这个村病死的有300多人，被杀死的有100多人，强制带走的有100多人。
日军飞机很少来这里。但1943年来过一次，还向我们住的部落里扫射了几下子。另外，还听说1945年时，日军飞机往柳河口南山投放了炸弹和毒气弹。
日军强奸中国妇女的事的确不少，但中国人有个习惯，人们不爱说这种事。经过再三询问后，他们终于说出了这么件事。
那年，雷家的姑娘21岁，不料被日军的一个队长看上了。第二天，那个队长带人闯进了雷家，把那姑娘强奸了。随后，又强令姑娘一丝不挂地站在院子里，那个日军队长审视了一会儿，便开枪把姑娘打死了。在一旁的日军小队长便说了一声“邦－塞－！”，大概那个队长的名字叫邦塞吧？
边上的人问翻译“邦塞”的日文汉字怎么写？我又让他们把那个日军小队长说的话重复了一下。顿时我明白了，这不就是当日军站在南京城头上，高举太阳旗，高喊“万岁”的声音吗？！可真是个败类，我感到震惊和羞耻。在此场合下，也无法向他们解释这句话的含意。只好说，这是一句日本话，但绝不是日本人的名字！
部落里遭受日军蹂躏的妇女不下100多人，而强奸后被杀害的也有十几人。村里人和受害者家属不愿意提及这件事，包括这些妇女们都在默默地忍受着痛苦。
当时规定，男人一到18岁就去征兵检查，可我们村的年轻人一个都没合格的，却都被送到东北做劳工去了。1942年去了88人，后来返回85人，在那里死了3人。据说是修铁路。1943年又去了几十人，可至今一个也没回来。
采访日期：1995年3月23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柳河口
张金祥（62岁）、王贵岐（66岁）、张文邦（82岁）、勾玉环（69岁）、张权（61岁）的口述：
我们这里曾驻扎过日军的安波部队，那是个约有100多人的中队。宪兵并不是单独行动的，而是和部队共同行动。宪兵共有十几个人，为首的叫黑岩，是热河省警务科警防科长。安波部队调走后，又来了广冈部队，并在柳河口建了宿舍。住了一段后又走了，听说他们是参加太平洋战争去了。接着，伪满洲国军又开了过来。这里也来过讨伐队。
左起：佟靖功、王贵岐、张权、勾玉环、张文邦、张金祥
1939年12月27日，日军飞机是从村东飞来的，飞得挺低，快要擦着房顶了，接着扔了炸弹，炸毁了一些房子。
1942年开始建“人圈”，建到第三个时，黑岩来了，说这些都不行，必须统统拆掉。接着又重新建了两个“大圈”。1943年大集家时，人们都集中到这里面。原来本村是100户，集家后从外村移来130户，两下一加就变成了有230多户、共1000多口人的大部落。
日军没往柳河口扔毒气弹，听说扔到了喀卡山（音译）对面的“无人区”里，当地的老百姓吸了后就死了。
每当日军出去“扫荡”，都让村民去给他们扛弹药及军用物资。
“人圈”的外围有两米深的壕沟，圈的中央有一所高墙大院，里边住着日军。高墙的外围有两米深的壕沟。高墙内部有日军站岗，外面有伪军放哨。在衣食住等方面，内外差别很大，日本人和中国人分别使用各自的井水，而且高墙内部严禁中国人进入。那时，张金祥岁数还不大，日军看他是个小孩子也不盘问就放他进去，有时还给他点米饭吃。有一次，他进去后看到日本人正在院内的大树下杀人，一共17个，都是从山上抓来的农民。只见日本人抡起战刀，边砍边大声地喊着“嗨—依”。虽然此事已过了50多年，但当时那场面，那声音，至今使他不能忘怀。日军先后在这里杀了二三十人，而被杀者全都是从“无人区”抓来的农民。但敌人不杀部落里的百姓。
部落里也闹过瘟疫，1943年死人最多。
到1945年8月，部落里只剩下368人，因我（王贵歧）当时任配给员，人数记得挺清楚。日军一投降，有一百多人立刻返回山里去了。算起来，原先部落里有1000多人，1943年和1944年的两年间，共死了600多口人，症状都是高烧、昏迷后死的。村里的张文邦曾抬过朋友的尸体，哪知回家后头就痛得厉害，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发了一身大汗后才慢慢见好。到了1945年连续下了一个月的大雨后，瘟疫才没了。
采访日期：1995年3月23日
村里人说，喀卡山上曾埋着日军的毒气弹，那里还插着红旗，部落里死人的原因，大概是毒气弹泄露引起的。
另据张文邦讲，小集家前的1941年，有三个从承德来的日本兵曾在他家住了两天，日本兵是押运三个扛货物的劳工过来的。运到这里后，日本兵将三个男劳工打发走，又重新从柳河口雇了三个村民，把货物运到喀卡山里，埋好后插上旗子，然后又把这三个村民打发走了。自此，当地人传开了，说那里埋着日军的毒气弹。如今那里还竖着一根木桩，地下究竟埋的是什么，村里人谁也不清楚。
为此，我又回访了这个村，仍邀请上次参加座谈的村民，认真地回忆一下有关毒气弹的事情。上次来时他们有些兴奋，讲述得十分快，这次与上次不同，十分冷静，我便请村民们又回忆起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张金祥、张文邦、王贵岐、勾玉环、张权的口述之二：
瘟疫是从1943年五月（阴历）突然开始流行的。王贵岐的二哥是五月十八日发病，3天后，即二十一日死亡。从五月开始的整整一个月内，瘟疫在村里流行得很凶猛，直到五月末下了场大雨后，病情才有所控制。这期间，全村共死了五六百人，大家几乎都传染了这种病。年轻力壮的后来慢慢恢复了，但老人、孩子及体弱的就都死去了。
病状是发烧、头昏、全身疼痛、出红斑点。于是我画了丘疹的图问王贵岐是不是丘疹。他说不是，画了蔷薇疹的图给我看。患病后一般是二三天或三四天后死亡。村里的张兆风夫妇俩，在一周之内都死了。有的一家死四五口人，也有的全家灭户。那时，这里几乎都成了死“人圈”了。张文邦给人家抬死尸，也得了这种病。当时感觉头痛、全身无力，一下子昏了过去。发了一身透汗后，两天才恢复正常。
当时，村民们都怀疑闹瘟疫和日军在喀卡山上埋的东西有关系，但谁也不清楚那里埋的是什么。
王贵岐的哥哥王金良从外地回村后说，这种传染病大概是毒气弹引起的，日本人埋的也许是毒气弹吧。当时人们还不了解什么是细菌弹，所以就都说成毒气弹了。王金良1947年参加共产党，1949年随军南下。如今住在湖南。有关细菌武器的事，大家是在朝鲜战争以后才知道的。
张文邦又把当年日本兵运货物及住在他家的情节回忆了一遍。
那天，三个日本兵带着三个农民，要把两个箱子和一块石头埋到喀卡山去。一只箱子的形状近似于立方体（50×３０×３０），另一个比它小一些，呈长方体。石头是四方形，也是从承德运来的。因为进屋时，文邦还帮着他们抬东西，所以记住了东西的大小。每个重量约有15乃至20公斤，但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进屋后，日军就让那三个民工回去，后来文邦发现又有另外三个村民把东西抬走了。运到山上后，由日本兵来处理。因为不敢靠近，怎么处理也就不清楚了。不过，从村里可以见到埋东西的地方竖着一杆红色的旗子。事后，日本兵是和三个村民一起下山的，并把这3人打发回家了。以后听说，那面旗子是航空线标志。至今也没人去那个山头。
日军没往柳河口扔过臭弹（毒气弹），但这里曾有过臭雾现象，像雾那样，臭得很。臭雾一来，人就头痛、恶心呕吐，接着就得病。但一下雨，臭味就消失了。解放后也有过这种现象，但臭味没有。这和前面说的瘟疫不同。
日军飞机不常来这里。以前来时是从东向西飞过的，“人圈”建好后，飞机来时是从东向南飞过的。
采访日期：1995年4月2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高杖子（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