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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

清官册-第26部分

小说: 清官册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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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响当当的红司员。 
    
      到了顺治末年,江南发生“奏销案”,株连甚广,欠一文钱粮的,都会被革掉功名。汪家亦有旧欠,因而汪尧峰降官为京师北城“兵马司指挥”,这是个不文不武的管街坊地面的小官,真所谓“风尘俗吏”,在王公大臣眼里,就跟巨家大族看地保差不多;汪尧峰把这个官,做得有声有色,当时亲贵重臣的家人,许多是横行不法,鱼肉小民的豪奴,汪尧峰却能不顾情面,不畏势力,不遇到便罢,遇到了当街一顿板子,外加七斤二两重的一面枷,要悔过了才放。 
    
      过了两年,由兵马司指挥再升户部主事;这一次复入,更是锐意任事,最有名的一案,是裁减吴三桂的军饷,替国库省下了极可观的一笔经费。 
    
      由户部主事外放,汪尧峰当上了一个很不错的差使,到江宁西新关去征税;税差有陋规,汪尧峰看看宦囊所积,可以养老了,便起了急流勇退之心,辞官回苏州,在尧峰山中筑了一座“皆山阁”,闭门著书。康熙十八年应征就试博学弘词,授职翰林院编修,编纂明史,跟汤斌成为同年、同事,他们的交情就是这样来的。 
    
      汪尧峰在史馆只有两个月,因为性情偏急,落落寡合,便告了病仍旧回到尧峰山;那时他的古文,几乎可称为海内独步,名公巨卿的寿序、墓志铭,都要来请教他,否则不足为荣。他跟汤斌的交情极深,就是大家不请他,他也要自告奋勇;所以接到委托,一诺无辞,精心结构,写成一篇洋洋洒洒两千余言的寿序,再请名家工楷写在八条朱笺上;字是用泥金所写,精工装裱,外加红木雕花框,装潢得讲究无比。 
    
      到了十月中旬,汤斌的生日将到,地方士绅雇了一班吹鼓手,将这八幅寿屏,抬到巡抚衙门。这件事,期前做得极为秘密,汤斌事先毫无所闻,一听说地方士绅来送寿屏,大为不悦,不但不收,连见都不肯见。 
    
      “这是尧峰先生的手笔,汤大人岂可辜负人家的一番心血?” 
      这话也对,汤斌便派人把寿屏上的序文抄了下来:原件仍然“壁谢”! 
    
      这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令人难堪;但以知之有素,谅解他绝不是出于矫情,所以这种难堪,就好像人参汤中的一丝苦味那样,事后体会,格外有味。 
    
      到了年终,接到吏部的公文,奉旨“行取”州县官,以备言路之选。“行取”的意思等于征史,也就是说,选拔州县官去当御史;品极同为七品,但职权地位大不相同,以明朝的规制,巡按御史,代天巡方,所到之处。“如朕亲临”,州县官须以属下的礼节参见。由明人清,虽废除了巡按御史的制度,但言官的身分清高,远非县令所可同日而语。 
    
      因此,州县官行取为御史,限制甚严,第一要合资格,须两榜进士出身;第二要才德俱优;第三要任内不欠钱粮,没有未破的盗案。前两点操之在己。最后一点,在江苏这样“赋重役繁,甲于天下”的地方,就很难了。 
    
      汤斌认为这是好官吃亏的规定,决定据理力争;因而他亲自起草奏疏,保荐刘滋才和郭琇。他说:做州县官,都知道皇帝的“知人之明,出自天授”,做臣于的,只要洁己爱民,一定能够升迁,所以操守廉洁,政绩可以表扬的,颇不乏人。但细考他的钱粮征收成数,则无论如何不能完清,因为“势处其难,智勇才力无所用”。如果一定要拘于成规,以合格的官员报送,那就只有拣小县分,事情少,赋税轻,容易藏拙,也容易见功的人来敷衍塞责。这样的人,辜负了行取的美意良法,而且其人的才具,亦绝不能邀得皇帝赏识。这一来,岂不是有滥举的责任? 
    
      如果真知其人而不保荐,则是“蔽贤”,罪过与“滥举”相等。因此,汤斌说他与总督王新命,细心考查,决定保荐刘滋才与郭琇;他说郭琇禀性恬淡,颇有风骨,对百姓的抚慰启迪,勤劳不倦,吴江的百姓对他的称颂,众口如一。任内亦没有未破的盗案,但钱粮只有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全完。历年的钱粮不能全完;而郭琇虽未能追完旧欠,至少已有任内的两年全完,与历任官员比较,可见得不是他的才具不行——汤斌希望能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如果都像郭琇这样的县令,那么,根本就不会有积欠的钱粮了。 
    
      这道奏疏一上,刘滋才和郭琇都奉旨补为监察御史;去任之日,百姓自然攀留不舍,彼此有一场眼泪好流。 
    
      到了京师报到,郭琇因为身居言路,职责所关,所以经常考察吏治民生。遇见的人多了,才发觉朝中的派系,相斗甚烈,或者是政见不合,或者是讲学问的路数不同,形成门户之见,而说到头来,其实不脱争权夺利四个字。 
    
      朝中的派系,最初是索额图和明珠两大派;以后又有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李光地等派,用战国连横、合纵的手法,今天联甲倒乙、明天又联乙倒丙,搞得暗潮汹涌,纠纷迭起。熊赐履的罢黜,照徐乾学的说法,就是由于索额图的陷害。然而熊赐履的“嚼签字”,确是假道学的行为,所以连与索额图为敌的明珠,亦不以为然。 
    
      当然,所有的争权夺利的冲突中,以明珠和索额图两派的争斗为主。明珠的受知于皇帝,是由于力赞撤藩,但他的手段,也确比粗豪疏略的索额图高明得多;素以轻财好义,礼贤下士知名,听说郭琇是汤斌特荐而行取的御史,便托人来致意。但是,这个人恰是郭琇所看不起,而且深恶痛绝的余国柱,自然就更不会理他了。 
    
      不久,又有一个人来拜访郭琇,这个人也是皇帝所宠信的,以理学出名的迈赫人物,他是郭琇的同年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点了庶吉士,学得一口满洲话,也会满洲文,三年教习期满,“散馆、留馆”,授职为翰林院编修,请假回籍省亲。 
    
      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十三年,三藩乱起,耿精忠在福州起事。响应吴三桂。李光地跟他的同年,家住福州,同时国籍省亲的陈梦雷合作投机,做了一次“买卖”。这个计划是如此:一方面陈梦雷在福州投降了耿精忠;一方面由他与李光地联名,用蜡丸呈上密奏,建议大兵进取的方略,密奏中这样说: 
    
      窃闻大兵南来,皆于贼兵多处,尽为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 
    
      臣度:仙霞连浙江;彬关连江西;漳、潮连广东,此三方者,本地守土之兵,自足以控制之。其汀州一路,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作为入广之兵;道经赣州,逆转而入汀州,为程七、八日耳。二贼闻急趋救,非月余不至,则大军入闽久矣。贼方悉兵外拒,内地府、州、县,尽致空虚,大军果从汀州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师,不战自溃。仍忍小路崎岖,更须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 
    
      这篇奏疏,看来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是纸上谈兵,而且间关万里,到达御前,亦已归于无用。然而这些都不关重要;重要的是,要让皇帝知道他们的“忠贞”。李光地和陈梦雷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耿精忠成功,则有陈在,可以为李援引,同作新贵;如果耿精忠失败,则有蜡丸书在,李光地可以为陈梦雷出面说话,说他是假意投降,埋伏在耿精忠那里作内应的。这样,依然得膺上赏。 
    
      这左右逢源的一计,到头来李光地“如意”,而陈梦雷大倒其楣。毛病是在李光地出卖了患难朋友。 
    
      蜡丸书归李光地制作,一小块纸片上,写满了蝇头小楷,用蜡丸封固,由李光地的叔叔,护送一个名叫夏泽的亲信家人,出江西北上;走了一年才到京师。蜡丸密奏上达御前,皇帝降谕:“编修李光地不肯从逆,避人山中。具疏遣人前来,密陈地方机宜,具见矢志忠贞,深为可嘉!下兵部录其疏,令领兵大臣知之。” 
    
      为什么只有李光地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光地根本没有把陈梦雷的名字写上去;照他的想法,如果耿精忠成功,陈梦雷就根本不会知道,密疏只是李光地独上,因为这是无法查考的。倘或耿精忠失败,则不但独显忠贞,更为难得;而且那时陈梦雷被捕,攀扯上自己,有口难辩,或许会变得弄巧成拙。这样写了自己打算,决定出卖朋友。 
    
      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桂起事,是在康熙十三年三月,巡抚刘秉政,事先已经暗通款曲;顾虑的是总督范承漠——他是宋朝范文正公的后裔,清朝开国名臣范文程的儿子,耿精忠怕他不从,托词请他到王府议事。范承漠坦然应约,一到就被耿精忠的卫士,以白刃相向,胁迫投降,范承漠挺身大骂,誓死不从。他在福建颇有政声,耿精忠怕杀了他会失民心,只好拘禁起来,派了三十二名卫士,轮班看守,同时派刘秉政劝他多次,范承漠始终不降,于是惹恼了耿精忠,一面拘捕范氏家属,一面占据福州,起兵造反,发兵三路,分起邵武、福宁、建宁、汀州等地。 
    
      等整个福建落入耿精忠手中,他又分三路出兵北伐,东路取浙东沿海,西路取江西广信、饶州;中路出仙霞岭的浙江金华、衢州等地。 
    
      朝廷得报,亦分四路出师平乱。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与宁海将军贝子喇塔,由浙江人福建,兵到衢州,大破耿精忠手下大将曾养性所部,进围温州。又大破耿精忠的另一大将马九玉所部,乘机收复江山、常山。 
    
      中路如此,东路则为浙江总督李之芳力阻;西路又为清军所取,耿精忠的部将白显忠乞降。曾养性一看大势已去,亦在温州投降清军。 
    
      这年十月,康亲王杰书领兵到了福州。三藩之乱,犹有西藩未平,所以令以招降耿精忠,许以免死。耿精忠便率“文武官员”出城投降,奉旨恢复靖南王爵位,仍驻福州。可是范承漠却为耿精忠事先杀掉了。 
    
      省城虽已克复,外县还未平服,往泉州一路的清将是个都统,名叫拉哈达,从福州出发以前,奉命寻访李光地;那时的清军,每平一地,就要屠城,在安溪怕误杀了李光地,下令禁止屠城。人城以后。沿路高喊,请李光地出见。结果,李光地到漳州见着了拉哈达,他懂满话,拉哈达几乎有他乡遇故知之感,谈得极其投机;为他在杰书那里说了许多好话,专折人奏,升为侍读学士。 
    
      这时的陈梦雷,虽以耿精忠免死,伪官亦都暂不置问而免于下狱,但内心极其不安,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李光地身上。两人在省城相见,李光地表示:“你报国之事非一,我要—一人奏。你等我奏闻以后再进京好了。”陈梦雷听了他的话,安心等待;及至京中旨到,只嘉奖李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升官褒奖,陈梦雷才知道蜡丸书上,没有他的名字,这一惊一气,自然非同小可。 
    
      于是康熙十六年秋天,陈梦雷与李光地相约一同赴京。哪知李光地人还在福州,突然接到家书,说他的父亲死了。丁忧回籍守制,京里自然去不成了。陈梦雷在家越想越不安,第二年三月里,一个人进京;一打听说是他曾做过耿精忠的“学士”,将来必会查办。陈梦雷想上疏辨白,吏部不肯替他代奏。只好写了禀呈,派家人口福建,照规矩由地方官一层一层转呈。 
    
      正当他在京师坐卧不安之际,丁忧在籍的李光地却是大为得意,因为他又建立了新的军功。原来有一支李光地称为“山贼”,而实与郑经有联络的部队,由蔡寅率领,自同安北上,进攻安溪。李光地招募乡勇,死守危城;设法断了蔡寅的粮道,始得解围。这是李光地第一次所立的军功。 
    
      第二次的军功,对清军来说,更为可观。当时退守厦门的郑经,遣刘国轩进攻泉州,水陆并进,连战皆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县,都为刘国轩所占领,断了龙溪以东的江东桥及有名的万安桥,南北隔绝,泉州发发可危。 
    
      于是,李光地派人向在漳州的拉哈达告急。清军赴援,却逢九龙江江水大涨,无法渡过;又靠李光地以熟于地形及熟习满洲话的两个长处,引导清军,由漳平与安溪之间的深山小道,曲曲抵达前方。李家在安溪是大族,备了牛酒劳军;李光地的叔叔李日(火呈),又为拉哈达作先锋、打前站,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深为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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