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王道-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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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起点的一部分，并且在我生命的终点，我希望把骨灰撒在苏塞克斯丘陵。但是，我的身份还有另外一层：我是欧洲人。我的家乡是一个大陆，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实体（不列颠群岛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居住在那些岛屿之上的许多人不愿意这么想），还是一种文化的传统和一段共享的历史。于是，在当地人和大陆人之间，我是另外一种人，从一种预示着一个特定英国问题的意义上讲，我发觉有些难以定义 —我是英国人还是不列颠人？但我也知道，当我的身份融入这个广阔的世界之时，这些问题就不算什么了。正如吉卜林所说，对于人们（不仅仅是英国人）来说，“他们知道英国一些什么？这只有英国才知道。”
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 •；森（AmartyaSen）在他 2006年出版的《身份与暴力 —命运的幻象》（Identity and Violence）一书中概括了这一点。森出生在西孟加拉邦，在去哈佛之前，他是到津桥（Oxbridge）学院任教的第一位亚洲学者。他把许多重叠的身份和许多忠诚都人格化了。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相比，他的书无疑更接近人类精神的复杂性这一真理。森指出，可以按照多种方式对人们进行分类，对于个人来说，每一种分类方法都涉及深刻的联系和重大的意义：其中包括国籍、所在地、阶级、职业、社会地位、语言和政治信仰等。他说，尽管宗教的或者文化的类别频繁地占据公众的话语，但是它们不能否定其他的类别，也不能被视做唯一有价值的分类系统。事实上，认为一个人被恰当地贴上宗教或者文化的标签的简化论观点不但助长了“冲突”，而且阻碍了关于对话的真诚的尝试。由于看不到人类的许多重叠身份，就限制了对意见不一的领域展开的讨论。阿马蒂亚 •；森指出，西方关于推动与穆斯林世界之间关系的尝试往往就像是一对有着许多共同点的朋友在一起，但却只想谈论他们之间有着深刻分歧的领域。他呼吁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人类之间全部的关系纽带，包括艺术、文学、科学、数学、体育和贸易。正是这些纽带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里，打破了宗教和国籍的差异，将人们交织在一起：
人们从许多不同的方面看待自己 —而且他们有理由这样做。例如，一位孟加拉国穆斯林不仅仅是一位穆斯林，还是一个孟加拉邦人和一个孟加拉国国民，他往往会对孟加拉邦的语
言、文学和音乐感到非常骄傲，而不会提及与阶级、性别、职业、政治信仰、审美情趣等相联系的其他身份。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根本不是基于宗教的原因，因为一个穆斯林的身份是未分裂前的巴基斯坦的两翼中大部分人所共有的。分离主义的问题是和语言、文学以及政治有关的。
正文 第2章 全球化将把世界带向何方（6）
文化交流可以在许多差异之上架起沟通的桥梁，任何在 2006年亲眼见证了大英博物馆的印度女神杜尔迦（ Durga）塑像创作过程的人都可以为此作证。在大中庭（ GreatCourt）这座典型的英式知名建筑中，孟加拉邦的工匠们用从恒河带来的稻草、大麦、燕麦、黏土、木材和水创作了女神的塑像。数以百计的西方人加入了西孟加拉邦印度人和孟加拉国穆斯林人的队伍，共同经历了五天的礼拜以及女神在泰晤士河的最后洗礼。
随着时间的流逝，互联网正在将文化和商业的丝线纺进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而且这些丝线正在将人们与社会彼此缝制在一起。可以想见，将世界想象成聚集在单一的宗教或者文化旗帜下的少数几个敌对的阵营，其难度将会增加多少？随着我们渐渐拥有更加广阔的全球隶属关系，我们一定会发现，只有与遍布全世界的人们更多地分享共同的关注点、兴趣点以及理念，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自己的家园，看清自身的起点。
世界究竟在往哪个方向发展
那么，世界在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呢？我们在走向一个“平坦”的世界吗？在这样的世界中，全球化慢慢地消除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或者，我们在走向一个“冲突”的世界 —强势的文明正处在彼此敌对的危险边缘？不，这两种模式都过于简单化了。在德日进复杂的意象中，我们更加接近问题的答案：在我们的世界里，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在持续并且加速，但是并没有减弱个性。事实上，就在我们更加不可逆转地成为全人类的一部分的同时，我们之间的差异性和个性化正在变得更加显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悖论中有一对矛盾，而这样的矛盾是德日进的见解没有也无法彻底地解决的。
那么，什么是全球化呢？现如今的许多经济学文献和公众评论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概念或者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有意做出的决定的结果。按照这种说法，全球化是一种舶来品，是被政府，或者跨国公司，又或许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西方文明所强加的。
但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全球化实际上并非某种概念或意识形态；它是一种现象，它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把它当成是被某个人、某群人或者某些国家所操纵的东西，是对真实发生的情况的一种误解。全球化与过去一百年中的各种各样的“主义” —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主义”确实是理念，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它们都拥有聪慧的捍卫者。这些捍卫者设法使这些“主义”成为被人们接受的政治生活和政府准则。相反，全球化就像是人口的增长，它是一种我们与之共存的现象，并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急剧地加速扩张。政府能够，并且已经在不同的时期推动或者阻碍了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通过战争以及他们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的政策。但是，归根结底，全球化是一种由人类精神所产生的现象。
在今天的全球化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已经度过了“只许前进、不准后退”的阶段。我们不能让它暂停或让它自行倒退 —但事情并非总是这样。在距今不太久远的人类历史上，人们可以或多或少地让“进步”在其路径中停住脚步。
大约公元500—700年间是西欧的“黑暗时代”。在这一时期，西欧国家都遭遇了严重的衰退。除了学问和艺术在少数修道院中得以发展和保全之外，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完全停滞了。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西欧曾经历
和生产的稳定时期，并拥有一个大范围整合的统一的文化和教育系统。但之后的商业、社会关系以及基础设施的逐步退化，导致了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日益隔绝。出口贸易和生产迅速缩减，甚至像制陶业这样的主要行业都消亡了；砖头和水泥的制造工艺失传了，建筑业几乎停止了；行政管理和军事的基础设施瓦解了，学校倒塌了，导致整个社会甚至在领导阶层都出现了文盲。图书出版的数量暴跌。有组织的农耕活动也大规模地消失了，农业产量降到了最低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当然，与此同时，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却继续繁荣着。而在中东，伊斯兰文明崛起了 —它曾在阿拉伯半岛上是那么的不起眼，此刻已成长为一个重要的新兴文明，并且即将成为人们对地中海世界认识的核心。在这个时候，世界依旧是极度非全球化的，因为在其他地区繁荣的同时，有一个地区实际上却衰落了。
正文 第2章 全球化将把世界带向何方（7）
随后，在15世纪，明代中国也与更为广阔的世界疏离了，尽管原因与西欧不同，但这导致了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步减弱。中国的文化和贸易的稳步增长在15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曾达到最高点。明朝政府领航世界探索与发现的大的海军司令郑和的指挥下，明朝政府资助了郑家军 次大规模的探索性远征。这些远征是航海技术和力量的非凡印证。舰队巡访了印尼群岛、泰国、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并且很可能（相关记录已被损坏）越过了好望角，据记载，第一支舰队是由300艘九桅的珍宝船和28000名船员所组成的。郑和每到一个地方，都对当地的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将黄金、白银、瓷器和丝绸作为礼物送出，同时带回了他的诸多发现的样本。
这些航行的花销是巨额的，这样的花销主要是为了给其他民族留下对于皇权领导下的中国的华丽印象。但最终官僚阶层的反对逐步升级，并且在为郑和提供资助的皇帝于1424年去世之后，官吏们对其子继续施加影响。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政府紧缩开支；所有的海外贸易和交流也全部被切断。政府废弃了舰队的船舶，许多船长和将领被剥夺了头衔。中国对海外世界关上了大门。有关郑和航海的所有的宫廷记录也都被烧毁了。港口设施被关闭，海上活动也被禁止了。这对中国文明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的知识产业渐渐变得僵化起来，最终，这个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伊斯兰文明也有它的鼎盛时期以及后来的衰落。在9世纪和10世纪期间，伊斯兰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当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陷于瘫滞、疾病和内乱的时候，伊斯兰的科学家们在发明代数，研究几何，调查人类们最早找到了对精神错乱的治疗方法），并且渐渐铸造起现代地理学的根基（例如，他们精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和半径）。但是从 11世纪初开始，伊斯兰开始阻碍自己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从大约 12世纪起，伊斯兰世界结束了它在科学和哲学上的领先地位。这一停滞的原因至今历史学家们仍在争论。然而，大多数人都赞同，其中有三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1）蒙古于 1258年残暴地入侵了巴格达，彻底摧毁了伊斯兰的行政中心和智力核心（36家图书馆被烧毁，而且，据说死难者的鲜血堆积到“足以浸没马的膝盖”）；
（2）淋巴腺肿传染病，它对穆斯林世界的伤害甚至比欧洲还要深重；
（3）神职人员的当权派越发严重的宗教保守主义。
举例来说，安达卢西亚（ Andalusia）的博学之士伊本 •；路世德（ IbnRushd，在欧洲，人们更多地称他为阿维罗伊，Averros），横跨了东西方的传统思想，将其所精通的伊斯兰哲学与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大量评注性的写作结合起来。在宗教保守主义者看来，他存在过度的理性主义，因此，在 12世纪末，他突然被驱逐出了位于科尔多瓦的穆斯林宫廷。
随着伊斯兰世界丧失了智力上的发展势头，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开始奔腾向前（部分地受到了穆斯林学术成果的滋养），其力量也随之扩张。它的不断增长的智力上的信心和创造力，在中世纪鼎盛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建筑和文学方面得到了持久的印证：这是米兰大教堂、但丁、文艺复兴时期诸多伟大的艺术家们、古腾堡（ Gutenberg）—以及探索活动的新时代。
对于明代中国和中世纪伊斯兰之间所有显著的差异来说，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存在于明朝廷和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当权派对卷入外部世界的反应之中。这些文化上的潮流是相关的吗？这两种伟大文明中的弱点创造了一个由欧洲来填补的缺口吗？也许吧。在过去的两千年的轴向世纪中，欧洲文艺复兴的推进与中国的闭关锁国和伊斯兰世界前进动力的丧失大体上处于同一时期。欧洲日益增长的优势很可能（至少部分地）是由中国和伊斯兰逐步扩大的弱势所推动的，而且世界文明的重
新平衡很可能有助于驱动欧洲创造现代世界的基础。想想 1492年的世界。这一年，格拉纳达（ Granada）沦陷，穆斯林西班牙最终消亡，距离郑和航海记录被中国封建朝廷烧毁之后也只有短短的几年。但也正是在这一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出发驶向了新世纪，开始了一段发现之旅，并最终导致了美洲国家的欧化。
如果说过去，全球体系中的某一部分走上舞台需要让另外的一些部分走向完结，那么现在，像这样的事情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发生。我们阻止了一些大的灾难，使现在所有人都处在同一个进步的洪流中，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将被这股洪流裹挟着以一种日益相似的步调前行。全部的文明拧在一起，就不会闭关自守，走向消亡。成为文化上的孤立主义者越来越不可能。今天，世界上只有相对较小的部分存在例外，这些地方暂时被教条主义和极端的领导层强制与进步隔离开来，付出的代价是人民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即便在这样的情形里，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