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全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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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楼花”影响巨大
“真是想不到，一开始做地产，就与利铭泽、何东、嘉道理这香港三大家族交手……”谈起当年经营地产的情况，霍英东总喜欢说上面这句话。当年，霍英东只是个30出头的年青人，而那3个人都已是香港赫赫有名的大富豪，能够跟他们交手做生意，是因为霍英东一涉足地产业，就出手不凡，做的总是大买卖。此事当然足以令霍英东感到自豪。
霍英东从来不像外人所认为的那样，把朝鲜战争时的经历视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而始终认为是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的革新，他才一跃成为巨富，从而晋身名流社会。
其实，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之革新，既是霍英东人生的一个最重
要的转折点，也是香港地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对香港以及亚洲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做一下回顾和比较，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充分了解霍英东发明“卖楼花”，以 实施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的地产经营方法，如何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推动作用。
纵观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知，香港是亚洲经济起飞最早、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先说台湾，国民党政府自1949年从内地撤退到这个海岛之后，先是惶惶不可终日，穷于备战，严阵以待，防御中共攻台，后又是厉兵秣马，以期反攻内地，顾不上全力发展经济。直到20世纪70年代蒋经国主政期间，台湾经济才正式起飞。而新加坡，1965年才独立建国，经济起飞也是70年代的事。至于韩国，五六十年代，仍在治疗战争所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创伤。经济迅速发展，也是70年代的事；直到80年代，借助汉城举办奥运会的契机，韩国经济才真正起飞。即使是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因二战失败而元气大伤。国民经济真正复苏起来，也是六七十年代的事。而香港，却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呈现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最早成为亚洲经济的一条小龙。
回顾香港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香港经济的腾飞，最后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实就是从地产行业的勃兴开始的。
战后，香港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开始从转口贸易港向工业化城市转型。这种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并非源于香港经济本身的动因，而主要是来自外来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如历史学者黄鸿钊在他所著的《中英关系史》一书中所述：“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大陆有一大批企业迁移到香港，内地又陆续有一批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流入，给这个转口港增添了新的活力。特别是中国解放前后，上海、广州的资本家持大批资金、机械、技术以及国际联手带进香港。此外，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东南亚各地政局动荡不定，又流入一批华侨资金和其他外资。有人估计，从1949年至1950年，流入香港的资金约达10亿港元，也有人估计，至少达几十亿港元。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给予香港享受特惠关税待遇。从1953年起，美国也容许香港产品输入，并逐步成为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场。所有这些，都是促进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场。所有这些，都是促进香港工业迅速发展的前提。”
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房地产业的启动，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发展。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经营惨淡，难以维持生产。但工厂在港九市区都占地不少，工厂把所占地盘卖了给地产商建楼，一下子就赚一大笔；有了钱，工厂就迁到偏远地方继续生产，因而得以死而复生，香港的制造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建筑业、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旅游、商业、金融业的繁荣，使整个香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世界航运、贸易和金融中心。
霍英东，正是使香港地产行业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启动并繁荣起来的最重要的人物。他首创的分层出售楼宇、卖楼花、编印售楼说明书等经营手法，都是对地产经营方法的重要革新。正是这几种全新的经营手法的实施，给沉闷的、冷冷清清的香港地产市场注入了一股活力，香港地产市场因此出现前所未有的勃兴景象。
第十三章地产勃兴 促进香港繁荣（3）
20世纪 40年代，香港仍以帆船为标志。但到了50年代中期，由于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推行，短短几年间，高楼大厦遍布港九各地。据统计，从1954年至1960年，香港新建的楼宇不少于1000栋，高楼大厦终取代帆船而成为香港的新标志。可以说，没有卖楼花等经营手法的推行，香港的地产市道不可能在50年代中期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气象；而如果没有兴旺的地产业的带动和催化，香港经济不可能在50年代后期就迅速起飞。
发明卖楼花，推行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霍英东也认为是他人生的杰作。他虽然吝于辞令，但却时常在谈话间有意无意、反反复复地提及此事，并引以自豪。
“战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各方面比广州还落后。那时，香港没有工业，生产那种简单的‘祝君早安’毛巾和‘金钱牌’暖水壶，就是工业，生活用品如原子笔、塑料丝袜、塑料皮带，几乎都是美国货，而且价钱昂贵，原子笔一支就是300多港币；没有旅游业，没有金融体系……”
霍英东总喜欢反复追忆早期香港的落后，然后又特别喜欢强调说：“但是，自卖‘楼花’之后，香港地产一下子就兴旺起来。一夜之间建起几十栋大厦，工业也被带动起来。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难以支持。但这些工厂在市区都占地不少，有的纱厂占地几十万英尺。这些工厂搬到荃湾等地，把市区的原厂址卖地建楼，一下子赚了大笔钱，工厂起死回生，又可扩大生意了。拆船厂无船可拆，货仓存货不足，都可卖地转搞房地产。这些重大变化都发生在1955年以后那几年间。高楼大厦一建，其他有关工业便带动起来。1959年香港的纱厂总共才30万锭，但到1967年就拥有90万锭了，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好。南洋纱厂、黄埔船厂、太古船厂一搬就发了。原来厂址所在地段繁荣了，建了楼房便赚大钱。外国兴起戴假发，香港即刻出现几千间假发厂；塑料花也一下子剧增到几千间，产业工人由几万人增到近百万人，工厂几万间。银行、工厂、写字楼、旅游业……样样都离不开房地产。”
谈完地产业对香港经济的带动、催化作用，霍英东总是要把香港与日本和亚洲的三个“经济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比较一番，以证明香港起飞于其它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先——潜意识中是为了说明自己的非凡本事以及在香港经济发展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也正是他潜藏于心中的英雄主义情结的一种自然流露。
霍英东非凡的商业头脑和大胆的创新意识，在20世纪50年代经营地产时表露无遗。他首创的几种经营地产的新方法，无疑是他几十年商界生涯中最早表露出来的“闪光点”——仅仅是凭这些，在香港几十年沧桑巨变的辉煌史诗中，霍英东也足以占据其中闪光的一页。
第十四章谣言四起 传被递解出境（1）
正所谓“树大招风”。当霍英东的地产生意如日中天之时，市井坊间突然传出霍英东被递解出境的消息，一时间满城风雨。霍英东无奈，只好登广告予以澄清。
突传被递解出境
正所谓“树大招风”。一个人，当你默默无名、无所作为之时，世人绝对不会留意你、关注你；但一旦在事业上闯出一些名堂来、有所建树时，那自然会招惹别人的注意，羡慕也好，欣赏也好，嫉妒也好，总之，一时间会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一些流言蜚语也会接踵出现。
霍英东的经历就是这样。正当他的地产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那正是市民疯狂抢购蟾宫大厦的时候，市井坊间突然传出一些关于霍英东的消息：
“霍英东战时走私，港府要将他递解出境。”
“霍英东利用淘沙船做走私生意……”
“千万不要买他的楼，说不定他要拿着市民的钱逃跑！……”
传闻从天而降，一传十，十传百，几天之间就传遍港九各地。有一些已经交了订金购买
蟾宫大厦的买家，不是打电话到霍英东的公司查询，就是亲临霍的公司问个究竟，有个别买
家甚至要求拿回订金。
从1949年起，港府开始对一些“左派”人士和一些被港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采取递解出境的政策。那年8月，“香港立法局通过《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规定负责当局可以通过简易的审讯方式，判定某人为该条例所指的不良分子，即可以下令将其驱逐出境，但当事人能证明他是英籍人士或在港居住超过10年以上者例外。”
听到自己将被递解出境的传闻，霍英东感到很震惊。最初几天，霍英东认为“谣言止于智者”，所以对传闻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谁知，传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传越广，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一时间搞得满城风雨。传闻困扰着霍英东，也困扰着他的家人。他母亲最初也认为只是谣言而已，并不太当一回事，但当传闻传遍全城之时，她也坐卧不安了，甚至相信传闻是真的。她找霍英东问三问四，并叫他想办法处理此事。
在报章发表声明澄清传闻
这时，霍英东才发觉问题很严重，连忙召集公司的一些职员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以立信公司的名义向外界澄清。当天晚上，霍英东和公司职员匆匆草拟一份声明稿，说外边的传闻纯粹是无根据的谣言，要求买家放心，公司运作如常，楼宇会如期完成交货。声明稿草拟完，又连夜送到《工商日报》、《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刊载。
立信的声明稿在各报刊登之后，传闻并未一下子就消除，仍然散布于市井坊间。大约过了半年，霍英东并没有被动一根毫毛，于是传言也就自然销声匿迹。
谣言流传半年，对霍英东的地产事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一年，霍英东继蟾宫大厦之后，又大兴土木，开始兴建另一座大厦——交逊大厦。
事隔40年，霍英东向我谈及20世纪50年代初涉足地产行业事业时，突然提起这件已不为太多人所知的陈年往事：“……卖楼花，钱来得很快，自己都觉得害怕。这时，香港传我被递解出境。”我是第一次听说此事，所以当时也感到不解，于是连忙抓住机会发问：“递解出境？是不是因为当时赚得太多钱了？”
“不是，流言很令人吃惊……”
“是空穴来风，还是另有原因？”
“完全不是，一点事也没有，一传开以后，对公司业务有些影响，有些人不敢同我买楼……”
“为什么会传开，是港府真有这个意思？还是其它原因，比如对手想打击你？”
“其实都不是。对手没有这个力量。传闻对我的打击很大。当时，香岛人最怕的不是坐牢，而是被递解出境。香港政府对待一些人的王牌就是这一招了。”
自《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颁布后，在短短三四年间，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的约有100人，其中较为轰动的是：港九纺织业工会副主席楼颂平（1949年11月），香岛中学校长庐动（1950年1月），电车职工会主席刘法和职员李文海、植展云（1950年2月），电车职工会副主席欧阳少峰（1950年3月），港九工联会副主席兼海军船坞产业华员职工会主席麦耀全（1950年7月），九龙船坞劳工联合会主席麦河志（1950年7月），车华三院秘书陶开裕（1950年10月），海军船坞产业华员职工会主席甄雄（1951年2月），电影工作者马文森、刘琼、狄梵、齐开韶、舒适、杨华、马国亮、沈敦和港九纺织染业总工会九龙支会主任冼佩玲、书记姚坚（1952年1月），教育工作者吕冈等12人（1952年3月），香港电车职工会13名职员（1952年6月）。这些人大部分是在凌晨时分被抓走，随即被押送出境。
“当递解你出境的传闻传得满城风雨时，你怕不怕？”我问霍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