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5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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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安心当知青？吃不饱饭？劳动艰苦？或者对现实不满？
他说：你错了，恰恰相反，我对当知青很安心。
我说：那么你到底为什么越境？
他说：因为人保组（公安机关）下达通缉令，要把我逮捕归案。
那天我们谈话的地点在曼谷闹市区一间窄小的阁楼上，老式电风扇开足马力，热浪扑面而来。我的泰国朋友刘义，准确说是前下乡知青侯景贤盘腿坐在席子上，他身下铺着一领竹凉席，竹席经过常年累月汗水浸淫，已经勾勒出一个清晰的人形来。他的坐姿像个百年老僧，半闭眼睛，好像达摩面壁。我感觉他的眼神很古怪，幽幽地泛着白光，像一条油锅里的鱼。
我专注地盯着他，好像研究一台染上病毒的电脑。关于老知青侯景贤，我此前隐约知道他有一个不幸福的童年，和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长史。对于二十一世纪生活在网络和电子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文革”的黑暗年代已经远去，变成地平线上的一片乌云。我经常被年轻读者问及：你那本《中国知青梦》是真的吗？真有那样可怕的事情发生吗？既然当知青不美好，你们为什么还要下乡呢？你们为什么不读大学？提问者没经历过“文革”没当过知青，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一代，而我像他们那样年纪还在广阔天地插队。我内心常常泛起一种悲哀，哀叹一代人的历史如此迅速就被淡忘，成为陈年旧事和发黄的纸片儿。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今天的青年还在上山下乡，还在被人生的乌云笼罩，他们的父母还在为儿女搞到一个顶替指标或者一张回城证明而奔波，绞尽脑汁不惜出卖人格尊严，这不是我们社会乃至人类的悲哀么？社会进步如此之快，我有什么理由为此唉声叹气而不是感到庆幸呢？
侯景贤，男，1949年12月生。文化程度小学（或者没有毕业），自学初中。迫使少年侯景贤中途辍学的原因有二：一是刚过30岁的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尚在监狱服刑；二是中学对他关上大门，理由是“出身反动军官家庭”。
4、童年
侯景贤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年只有13岁。摆在他面前的紧迫任务是挑起母亲撂下的生活重担，养活自己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刘义说，他从小理想是上大学，当个大学教授或者像普希金那样的伟大诗人。他11岁发表诗歌，题目叫《登山》，获校园征文奖。奖品是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
侯景贤在家乡以打架好斗闻名遐尔。我去到他老家采访，当地人显然对这个叫做侯景贤的野孩子记忆犹新。他们说：大侯（侯景贤小名）是条不叫的狗，不叫的狗咬人才叫狠呢。一个头发秃顶的老男人说：我揍过那小杂种，嘁，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老街坊沙哑着漏气的嗓子说：那小子六亲不认，是个浑球。一个当年的伙伴回忆说：闯子（侯的小名）讲义气，打架总是冲在前面……头打破了也不哭。
我问刘义：是你生性特别残忍好斗吗？
刘义哀伤地回说：你知道，我那样一种“狗崽子”，家里连个大人都没有，狗都知道夹着尾巴走路，我能凶得起来么？
我说：可是你为什么到处跟人打架呢？
刘义说：是他们逼、逼的！谁敢欺负我，只要没有把我揍死，我就要扑上去咬、咬死他！
大侯最轰动的一次武斗表演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那时候校园盛行“出身论”，同学以出身划线，已经在裁缝铺里踩缝纫机的童工侯景贤得知有人欺负他妹妹，他毫不犹豫举起一把大剪刀，像只挥舞铁钳的螃蟹闯进校园。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遭到痛打，然后五花大绑斗争游街。
刘义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方注明摄于1948年。照片是一对青年男女的结婚合影，那个穿旗袍剪短发的女孩子看上去很清纯，像偶像剧里的高中女生，一双梦幻般的大眼睛流淌出对未来人生的无限遐想。男的是个年轻军官，美式军装，目光炯炯，肩章表明他的军衔是个国民党少校。我的目光久久注视照片，我惊讶于爱情的神圣与永恒，因为即使时间老人的马车已经驶进崭新的21世纪，即使半个多世纪前的这对年轻男女已经苍老甚至已经化为尘埃，但是我看见爱情的太阳依然从他们年轻的脸上光芒万丈地升起来，穿越岁月的漫漫长夜照亮我的眼睛。
我明白历史的灾难对于任何个人或者家庭来说都如同山体崩塌和泥石流一样不可阻挡。父亲成为儿子乃至整个家庭的灾难根源。刘义叹息说：朱自清先生有名篇《背影》传世，那是一个慈父在儿子心中永恒的肖像。我父亲留给儿子也是一个背影，那年我已经五岁，虽然记不清父亲长得什么模样，是胖是瘦，有没有胡子，但是他的背影却像一个烙印，一个黑色咒符，永远地烙进我的童年记忆里。
1954年，一个寒风呼号的日子，一队民兵把一个男人从家里押走，那个男人曾经是国民党投诚军官。年轻母亲惊恐地搂住三个孩子，像母鸡紧紧护住鸡雏。小男孩偷偷睁开眼睛，他透过母亲胳臂看见父亲被拖走的踉跄背影，父亲被绳子五花大绑，双手反剪，那些麻绳肯定勒得很深，使得他背上的棉衣一块块鼓起来，好像船帆被风吹得鼓起来一样。小男孩突然想到放风筝，他相信只要那些握枪的手一松开，父亲立刻就会飞到天上去。民兵拿枪托打他，踢他，他猜想父亲一定很疼，疼得脸皮都皱起来，但是父亲始终没有吭声，也没有回头，所以男孩始终没有看清他的脸，而是牢牢记住了这个在冬日里像风筝一样远去的背影。
屋子空气变得有些冷，风扇呜呜地哭泣。我把身体换了一个姿势说：你母亲呢，她改嫁了吗？
刘义摇摇头，眼圈立刻红了，我看见面前这个历经沧桑的老知青一提起母亲就好像肝癌患者那样浮现出疼痛的表情来。他说：大陆不是有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吗？说来你也许不相信，我至今一听见这支歌就会感到产生强烈生理反应，缺氧，心脏刺痛。世人皆有母亲，上帝让女人创造人类，母爱便是上帝之爱。你看照片，我的母亲很美丽，身体柔弱，像一株娇嫩的花朵。她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外公为滇军将领。父亲入狱那年母亲才20多岁，每月工资只有28元，她最初在地段医院做会计，后来下放养猪场劳动，身份也从国家干部转变为农村饲养员。再后来挑猪粪折了腰，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直到患肺结核去世。
刘义将另一张老照片摆在我面前。
这是年轻母亲下放前和三个孩子最后的合家照，母亲看上去依然年轻秀美，但是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却不再流淌汩汩的梦想，好像泉眼已经干涸。她紧紧拉着三个孩子的手，好像一松手他们就会被风刮走一样。我猜想母亲打算把这张照片寄给监狱中那个男人，因为他是这三只爱情小鸟的父亲。刘义告诉我，母亲终于没有熬到与亲人团聚，她死后被埋葬在老家一座山坡上，那个地方只有峭厉的岩石和干燥的红土，连一棵树也不长。下葬那天没有多余的亲人，也没有太阳，山风刮得很硬，很凄厉，像野兽在嚎叫。十三岁的侯景贤牵着大妹，背着不懂事的小妹为母亲送行。
5、诗人
次日一早，刘义准时坐在办公桌后面，这个泰华诗人像个封建时代的衙门师爷，戴一副老花镜，他不仅手中举着一枝古色古香的毛笔，而且书写的是那种在大陆已经快要绝迹的繁体汉字。不是从左向右而是自右向左，不是横排而是竖排写。在中国，许多现代青年已经不会用笔写字，他们的笔就是电脑，可是我的朋友刘义还在用毛笔写……繁体字。刘义透过眼镜上方盯着我，他慢悠悠地说：邓贤你可知道，如今在曼谷找工作有多难。
我知道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泰国经济濒临崩溃，失业率接近天文数字。我说：你干吗不用电脑？电脑提高效率啊。像你整天这样一笔一划地写，不是浪费时间吗？
刘义说：你要知道，我正是会写这手毛笔字才坐在这里。要是用电脑的话，坐在这里的人就不是我了。
刘义出版过一本个人诗集，至今仍坚持写诗。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做商人呢？难道写诗不是浪费时间吗？比挣钱更重要吗？
刘义淡淡地说：你受过酷刑吗？挨过批斗吗？你死过几次吗？打个比喻，如果手术没有麻药，所以你只好拼命嚎叫，像狼，像被宰杀的动物，企图把那些可怕的疼痛从喉咙里吼出去。这就是诗。
这个比喻令我毛骨悚然。我抗议道：这是诗吗？恐怖主义！
刘义剥掉上衣，我赫然看见许多伤疤镶嵌在这个老知青身上，这是“文化大革命”批斗会的纪念。我说：你干过什么坏事吗？冲击红色政权？打砸抢？杀了人？
他说：反革命偷盗罪。偷盗国库大米。
我很惊讶，我说：你为什么要偷盗国家财产呢？
他说：家里断了粮，就算我饿死了，我两个妹妹怎么办？
一种遥远的悲伤像雾一样笼罩在老知青的眼睛里。刘义扔掉毛笔，身体坐得挺直，我听见一个破碎的声音从屋顶深处飘落下来：我一生都在逃避苦难，逃避是因为还有期待。我走过千山万水，寻觅自由家园……这就是我写诗的惟一理由。
6、批斗
“文化大革命”那年，侯景贤勾结粮库工作人员冒领国库粮食，也就是犯了偷窃罪。这一年他15岁，被挂上黑牌子游街批斗。他挨过许多打，就像路边的一块石头，任何人都有权对他拳打脚踢。我的惊讶在于，他伤痕累累，居然没有被打坏打残，比方坐在轮椅上，落下后遗症、骨折、偏瘫、终身残疾什么的。刘义解释说：我自幼习武，家里有个祖传秘方，专治刀棍内伤，百治百灵。我连忙问他祖传秘方是什么？他说：早起喝自己小便。尿。
我们一起大笑，笑得都有些哽咽。
一次侯景贤被押回母校批斗，老师还是那些老师，教室还是那间教室，他却由当年的三好生变成少年犯。他的腿有些发软，头夹进裤裆，因为他知道台下有他亲爱的妹妹，她们是他惟一的亲人。哥哥可以忍受一切拳打脚踢，但是却无法阻挡射向妹妹心灵的利箭。他从前的班主任，一个曾经令他无比崇拜的女教师，咬牙切齿地揭发学生说：侯景贤为反动老子翻案，散布其父曾在台儿庄与日本人打仗的谎言。他十一岁就写出反动诗歌《登山》，直接影射我们伟大的党和毛主席……
那一刻，少年头重脚轻，他想大声争辩，说明那不是事实，他父亲确实上过抗日前线，负过伤，而他写的诗歌是一首得奖的校园诗。他没有撒谎，也没有影射什么，他是多么愿意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啊！但是没有人听他辩解，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那一瞬间，少年人听见自己的灵魂轰隆一声就跌倒在飞扬的尘埃里。
另一次批斗是在母亲工作过的地段医院。在少年人的灰色记忆里，母亲生前这座医院保留着他们家庭最后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然而这一天少年人的天空注定要彻底垮塌。医院人头如潮，喇叭里不断响起火车一样轰隆隆的革命口号。当他像只可怜的小狗一样被押上台来，台下许多人就坐不住了，有人动口，有人动手，还有人又动口又动手。侯景贤看见两个熟悉的阿姨，一个是医生，一个是会计，她们都是母亲生前的邻居和同事。女医生揭发侯家暗藏国民党反动匕首，以图变天之日对革命群众实施阶级报复。女会计则揪起他的头发，撕他的嘴，拧耳朵，兴奋地尖声嚷道：他狗爹是老反革命，他是小反革命，他狗妈是个＊……
少年人浑身血液“轰”地点燃了，他疯狂咆哮：我要杀人！杀你们全家！
会场沸腾起来，像火山爆发。一个阿姨奋力把他的头按在地上，像强迫牲口饮水，另一个阿姨脱下皮鞋猛击他的脑袋。侯景贤觉得脑门轰地一炸，一股滚烫的东西从鼻孔嘴巴里喷出来，跟拧开水龙头一样。然而这种东西不是水，也不是血，而是一种亮晶晶的液体，俗称“脑液”，传统说法就是脑子给打漏了。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理论，否则我的朋友刘义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2000年，刘义在曼谷对我讲出两个阿姨的名字，那是两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普通得好像草坪里两棵毫不引人注目的小草。刘义说，两个女人都没有好下场：一个在粉碎“四人帮”后进了劳改队，另一个女儿遭轮奸致疯。我仔细看看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