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3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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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尊重本人的意愿，不作统一要求。”
“那时候，城里一些资本家和小业主，还有纳妾现象，这个问题是不是处理起来很麻烦？”
“纳妾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有的有钱人的妾，当丫鬟使唤，没吃没穿的；有的有钱人的妾，地位比大老婆还高，掌管着家里的钥匙。所以，处理这个问题政策性很强，不能‘一刀切’。当时，‘回春堂’药房有个掌柜，解放前纳了个妾，那时也就二十一二岁吧。宣传员上门做工作，让她提出离婚，另寻男人。人家不离婚，说：‘掌柜的对我不薄，我想跟他做一辈子夫妻。’宣传员做了几次工作，人家还是不愿意，说共产党不是号召婚姻自由吗，你们为什么强迫我离婚。宣传员说这个女子太糊涂了，受封建思想毒害太深了，准备开会斗争她。区里发现后，给及时制止了。”
孟老说，这次活动，力度大，范围广，通过宣传，《婚姻法》基本上是家喻户晓。…… 研读史料是一种享受。 研读史料可以答疑，可以解惑，可以去伪存真。 我在研读半个世纪前的这段婚姻家庭史时，曾经被一个数字所震惊：一九五O年《婚姻法》颁布后，特别是一九五三年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后，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离婚高潮，一九五三年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一百一十七万件。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中，曾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离婚率作过批判：“如美国一九四五年的婚姻统计证明，当年结婚男女与离婚男女之数为三与一之比，这是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制度日趋崩溃、社会道德日趋堕落的情况在家庭关系中的反映。”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在新的《婚姻法》颁布贯彻之初，却会出现如此之高的离婚率？
其实，离婚率的高低，并不能说明社会制度的进步还是落后，也不能证明婚姻质量的好坏。
一九五三年出现的第一次离婚高潮，有着宦的特殊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正处于新旧社会交替时期，《婚姻法》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诞生的？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破除旧的封建主义家庭制度，真正实行离婚自由的婚姻法典。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就业途径的拓宽，许多长期遭受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摧残、奴役的妇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解放以后，必将要求砸碎强迫套在脖子上的枷锁——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实现男女平等与婚姻自由。据一九五O年下半年的统计，华北地区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百分之四十六，其中因不堪丈夫或公婆虐待，或因不满包办买卖婚姻而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的占三分之二以上。另据当时对京、津、沪三大城市八百八十件离婚案件的调查，女方提出离婚的占百分之六十八；山西的文水、宁武、代县三县七百六十三件离婚案件中，原告为女方的有七百零五件。
《婚姻法》砸碎了千年的枷锁，那些长期遭受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压迫、凌辱，处于极端痛苦之中而不能解脱的妇女，终于找到了政府这个大靠山和法律这个有力的武器。有了政府作靠山，她们的腰杆硬了；有了法律作武器，她们变得理直气壮。
多年的苦水吐出来了，多年的梦想成真。积压在一起的离婚案件，终于像地底下的岩浆似的从火山口喷涌而出……
一位婚姻法专家指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形成的第一次离婚高潮，标志着我国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崩溃，是我国妇女解放的重要步骤之一，符合当时历史要解放生产力的要求，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第三章
三十年婚姻故事
到干休所听老故事
年龄，有时是会让人惊奇的——一对夫妻双双活到九十一岁，你难道不为他们的高寿而惊奇吗？ 而婚姻，有时还会令人崇敬——这对夫妻从一九三 O年携手步人婚姻的“殿堂”，至今已历经银婚、金婚、翡翠婚和钻石婚，他们之间这种漫长而珍贵的婚姻，难道不令人崇敬万分吗？还是这对夫妻，丈夫是我军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妻子却是一位普普通通酌家庭妇女，他们互敬互爱、相濡以沫，用自己平常而又带几分传奇的经历，在向人们诠释婚姻的真谛……
三月，春风轻拂。在北京万寿路海军干休所，我拜访了这对夫妻——王晓、樊旭夫妇。
都是九十一岁老人，王晓身材魁梧，腰板挺直，浓黑的眉毛，炯炯有神的双眼，除了耳朵有点背，健康情况依然良好。樊旭慈祥地坐在沙发上，脸色红润，精神饱满，这两年就是腿脚有些不得劲儿。
我说：“王老，你们结婚已经七十四年了，还记得当年的结婚情景吗？”
“怎么记不得，那年的五月十三，天气已经比较热了，他用一顶红轿子，把我接到他们家。当天还办了两桌酒席，那时候在农村就算不错的了。”樊旭在一旁轻轻插了一句。
“是的，是一九三O年农历的五月十三，当时我还在县城的协德源商行当学徒。一晃七十几年了！”王晓十分感慨。
九十年的经历厚重得像一本书，只能挑最重要的说……
一九一三年农历十月，王晓出生于山西定襄县东作村一位前清秀才的家中。一九三三年受共产党外围组织互济会影响，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渡，王晓毅然从军。一九四九年九月，晋升为十六军四十八师师长。一九五一年，王晓奉命前往刘伯承挂帅的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任海军学院副院长兼合同战役教研室主任。一九六一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一九八三年，他从海军后勤部部长的位置上离职休养……
我们正聊在兴头上，坐在一旁一直闭着双眼的樊旭，突然冒了一句：“太细了，太细了，人家要听听我们两人的事情……”王晓望了老伴一眼，止不住笑了，连忙说：“好，好，我再说说我们俩的事情。”
我问：“王老，您和樊大姐是自由恋爱，还是父母包办的？”
“那时候农村哪有自由恋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抗拒。她家离我们村就隔着条路，三里地。是媒人介绍的，而且媒人也不跟我们说，只要父母同意就行了。结婚前我们从没见过面，双方都不知道对方高矮胖瘦，那时候都是这种风俗。二十岁结婚，第二年有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我在小学当老师。”
樊旭插话说：“那时候我还帮他闹革命呢！”
“是的，”王晓说，“当时，一些进步青年经常在我们家开会，她在村口为我们放哨。我们夜里进城贴标语，她也跟着去，帮助刷糨糊，帮助放哨。三六年离开家后，我一年给家里寄一封信，也不敢讲真实情况，就报个平安，说自己在外面做买卖。”
王晓接着说：“我离家第七年，也就是四三年三月，当时经过了反扫荡，形势平稳了一些，部队驻扎在山东鲁西一个叫清水河地方休整。我给她去了封信，过了些日子，她带着十三岁的女儿居然找来了。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从山西到山东，还得经过鬼子的封锁线，真不知道她们娘儿俩是怎么来的？当时也有一些团级干部带家属的，她们也就留了下来。四五年，部队又要打仗了，一家人又分开。一直到了五二年，我留在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一家人才重新团聚。”
樊旭告诉我，她从小没读过书，不识字。到了南京以后，开始学文化，达到高小水平，能看看报纸。
五十年代，我国曾出现第一次离婚高潮，有些材料说，这其中高级干部占了相当一部分。这些高级干部参加革命前，在家乡已经有了妻室，但解放后进了大城市，再也看不起老家的“糟糠之妻”，便纷纷提起离婚。
我问王晓：“当时，一些高级干部进城以后，看不起老家的原配，提出离婚，您身边这种情况多吗？”
王晓想了想，说：“有这种情况，不过，好像并不是特别严重。”
樊旭说：“怎么没有y我记得有个系主任，不要老家的老婆，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系主任？”王晓沉吟了片刻，“……哦，你说的是那个王主任。他的情况还有些特别，他出来参加革命以后，家里给他找了一个，后来一直没举行什么结婚仪式，王主任一直不承认有这桩婚事。解放了，女方就找来了，组织上也很难办……”
樊旭又说：“好像还有个教员，因为这个事受了处分……”
“对了，我们这个单元一楼住的史子才同志，解放初期当过海军航空兵的干部部长，或许他掌握这方面的情况，你可以同他聊聊。”王晓说。
我向两位老人“此致敬礼”，并祝他们健康长寿！
我再二次走进干休所。我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崇敬感——这里的每一位老人，每人都有一段光辉的经历，每人都是一部历史参考书！
今年已高龄八十四岁的史子才也是如此。
史子才是河北威县人，家乡的口音一点也没变。老人除了耳朵有点背，记忆力还相当好。一九四O年十月，史子才参军入伍。参加过反扫荡，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一九四九年夏，已是十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史子才随部队进川剿匪。一九五二年，十军并入刚刚组建不久的海军青岛基地。从陆军突然转到海军，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大海，见到大海了，还不相信海水真是咸的。过去哪上过军舰，许多人一上舰就晕。史子才说自己当时脑子一时也转不过弯来，转不过弯来也得转弯，那时的口号是：“不懂就学！”一九五三年，海军航空兵成立，史子才又被任命为海航政治部干部部长。
一九五O年、一九五一年，部队驻扎在四川内江地区。史子才告诉我，他们那一拨干部基本上都是那个时期结婚的。刚投身革命时，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枪林弹雨，谁还顾得上去计算年龄。一解放，小伙子都成了“老”伙子了。当时，十军军、师、团三级干部中，没有结婚的占大多数。革命胜利了，也该有个家了。
那天中午，史子才刚刚从师里开会回来，军宣传部长郭竞仁说：“老史，今天晚上我准备办事了，到时欢迎你参加！”
“办事？”史子才疑惑地问，“办什么事？
郭竞仁答：“婚姻大事啊！”
当晚，婚礼就在郭竞仁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举行。郭竞仁代表新娘讲话，他说：“今天请大家来，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大家，我准备了十个西红柿，一瓶酒，不成敬意！”
有人问史子才：“史部长，你和小吕的大事准备什么时候办？”
史子才说：“我们刚刚进入‘情况’，不着急，不着急！”
军长杜义德在一旁说：“军人嘛就得有点军人作风，还磨蹭什么？马上打报告，这两天就办了。”
史子才的对象“小吕”吕哲仁，安徽阜阳人，高中毕业那年，正遇上十军到学校招收女兵，便报名参了军，被分到史子才手下当干事。
这时，史老的夫人吕哲仁从里屋出来，笑着说：“还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干吗？”
史子才接着说：“既然军长开口了，那就打报告吧，当晚写了报告，第二天就批了。”
吕哲仁说：“我们是一九五O年七月十五日结婚的。老史是师级干部，当时每月的津贴费是三块五，我是排级，每个月是一块五。我们两人把积蓄凑了凑，一共是二十几块钱。我记得很清楚，用这些钱，我们办了三件事：一是到城里拍了张结婚照，那时候照相是很时髦的事；二是花七块钱买了一只金钱牌热水瓶，因为老史那段时间老爱感冒，晚上得喝点热水；三是买了点糖块，一瓶酒。”
我问吕哲仁：“吕大姐，当时像你们这样的婚姻，是不是都是组织上给分配的？”
“不，不，”吕哲仁说，“我反对‘分配’这个词。现在的一些电视剧、小说，一写那个时期老干部的婚姻，都说是组织分配的，这也是一种误导。一般都是介绍的，毕竟是人民军队嘛，即便相处了一段时间，本人觉得不合适，组织上也不会逼婚。”
我又问：“史老、吕大姐，解放初期你们都在军队做干部工作，是不是那几年原来在农村有妻室的高级干部，提出离婚的特别多？”
吕哲仁说：“当时是有一些高级干部离婚了，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凡是离婚的都是‘陈世美’，都是把农村的妻子抛弃了的。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是一出来革命就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十几年音信全无，家里人以为他早牺牲了，原来的妻子也早改嫁了，事实上也就算离了。有些是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