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女孩 [波兰] 罗玛·丽哥卡-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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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刚亮的时候，仍旧半睡半醒，我听到了街上重步行走的声音，还有德国人的喊叫声。
“LOS，LOS！RAUS，RAUS！WEITER！SCHNELL，SCHNELL！
他们要去哪？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脚步声。
渐渐地，他们重重的脚步声消失了，狗吠声、喊叫声消失了，似乎已经离得很远了。大概他们会回来抓我，一切还没有结束，只是一个开始。
和其他人一样，我们站在大广场上，等着。
我不知道是冷还是热，冷热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我穿着我的红外套，提着我的小手提箱。在我生日那天得到的漂亮的针织外套也装在手提箱里，现在我已经穿不了了，太小了。手提箱里还有两双长袜。我忘记了带其他的东西，因为我们根本没时间收拾东西。
人们都提着重重的手提箱和包袱，穿着外套，戴着帽子。看起来好像是要旅行，但是我们要去哪儿呢？
没有人敢问穿皮靴的人，他们检查着我们的证件，把人分成群，没有人知道我们等待的是什么，或者将有什么事要发生在我们身上。这可能需要一小会儿或几小时，才能弄明白，似乎是在来世。
时不时的，有人想逃跑，任何人企图逃跑，都会被立即打死，他们把一群妇女、小孩从人群里拉出来，我婶婶齐乌尼亚就在其中。她突然穿过广场，试图逃走，子弹嗖地飞过，她倒在了地上，就在我的身边，她跑丢了一只鞋。几个人把她拖到了路边，把她与其他尸体扔在了一起。
祖母和我的手彼此握得更紧了，那是我惟一能感觉到的事，我们非常安静，一动不动。如果有人敢叫喊、敢哭，或者发出任何声响，就会被打死。我不想被打死。
现在，开进广场几辆卡车，警报在广场中迅速传来，像一阵疾风，许多人离开了人群，跑向卡车，其他一些人被挥着棍棒的人赶向卡车。祖母紧紧地抓住我。
人们被装到了大卡车上，穿皮靴的人殴打着，把他们赶到车上，狗在后面猛咬着他们的脚后跟。有几个已经爬到车上面的用胳膊肘和拳头护卫着他们的地盘，他们踢着那些想爬上来的人。一些人根本爬不上去，落在了后面，另一些人干脆扔掉所有的东西，还有些人被压在了重重的行李下，这些人马上就会被打死。死的人就躺在我旁边的地上，我看见血汩汩地从他们的身体里流出来，染红了白雪。这是雪还是尘呢？
6、不断地抓走人
雪和尘已经不再有什么区别了。血漫过了鹅卵石，到处都是散落的行李、手提箱、手提包、天鹅绒包装的书。尖叫声夹杂着呵斥声，汇成了不断的咆哮。我凝视着躺在我旁边死了的人的眼睛，他们好像是玻璃的，张得大大的，毫无希望的，而且他们仍旧哀求地看着我。我闭上了眼睛，这样我就不用去看这些死去的人的眼睛，我努力使自己成为隐形人，居然做到了。现在，我远了，远离了，什么也触摸不到我了。
房间里的人相互大喊大叫：“我们注定要离开这所房子到街上去！”他们抓起能看到的任何东西，跑下楼。
我想跟他们一起跑下去，可外祖母一动未动，她坐在椅子上，缝纫着。我听到大厅里靴子的声音，狗叫的声音。他们上楼来了，进我们的房间了。我害怕得失去了知觉，祖母站起来，抓住我，把我推到桌子下，然后她站在桌子前保护着我。这一切都非常迅速，门被撞开了，我看见了黑色闪亮的靴子，我看见祖母的腿和穿在灰色拖鞋里的小脚，坚定地扒在地板上，被立刻清除掉了，像一阵暴风雨中干枯的树枝。我听见祖母挣扎着，绝望地尖叫着求命，我从来没有听她这样尖叫过，她的尖叫是我听过的最痛苦的声音，我的心都碎了。
我想从桌子下爬出来，抱住她。可黑色的、狂吠着的狗就在我的前面，堵住了我奔向外祖母的路。连成线的唾沫从狗的嘴里滴出来，掉在肮脏的地板上。于是我呆在桌子下，坐在那儿像一只兔子，用双手捂住耳朵，我不想听到她被穿皮靴的人拖走、推到楼下的尖叫声。
爸爸回来的时候，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仍旧坐在那下面。靠近我的是一把空空的椅子，上面有五颜六色的软垫，外祖母常常坐在那上面。父亲到处找我，在桌子下发现了我。
看着空空的椅子，我想他知道了一切。他挨着我在地板上坐下来，双手紧抱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无助地前后摆着头。
我想告诉他发生的一切，可是我说不出话来，我的嗓子已经哑了。我一点都不想离开我在桌子下面的藏身处，我想永远地呆在那儿。
而后，父亲坐在了床边，仍旧默默地前后摆着头。父亲看起来像我曾见过的站在路边摇晃自己的孩子。妈妈回来了，看到父亲的样子，扔掉手中的包，挨着父亲坐下来，他们默默地抱在了一起。我也想和他们这样抱在一起，可我离不开我的藏身处。在我身后，过去是摆放缝纫机的地方，有人正在啜泣。我就这样在桌子下呆了整整一个晚上，我闭上眼睛，可我的耳朵能听到发生的一切。穿皮靴的人又在四处走动，他们抓走了更多的人。拂晓的时候，重型卡车开过了街道。
萨宾，妈妈的妹妹，来看我们了。“罗米卡，”她对着我说，罗米卡，长成了多么漂亮的小姑娘！我认为萨宾长得很漂亮，她笑起来那么爽朗，看起来那么快乐。不像妈妈一样，那么忧伤。她黑色的头发上系了一块鲜艳的方巾。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舒服？”妈妈羡慕地问。萨宾卖东西，她挣钱。
“你有自己真正的店吗？”我问。
她笑了，拍拍随身携带的小格子花呢手提箱，“这就是我的商店。”我想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但是她没有打开。
“小心点。”妈妈警告说，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担忧。但是萨宾根本不担心她自己，她担心她丈夫———葛朗特斯。他是个工程师，是第一批进入集中营的人，那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了。
“葛朗特斯会有什么事发生呢？”她总是只叫他的名。“没有葛朗特斯我真不知该怎么活。”她低声说，把头靠在妈妈的肩上。
但是没过一会儿她又笑了，她抱着我，把我搂得紧紧地亲我，把我举起来，带我在空中转圈。
“罗米卡！”她说。“我可爱的小罗米卡！慢慢长吧，长大以后，就会有很多男人跪在你的脚下。当时，我不明白萨宾的意思，我想她是不是在说那些死去的人在雪地中躺在我的脚下。
妈妈温柔忧伤地说，“她长得像你。”然后她把萨宾送到了门口。
“小心点！”妈妈说，向她道别。
一天天过去了，恐怖的气氛越来越浓重。喊叫声也越来越可怕。
没有人再以正常的声音说话，他们要么大喊大叫，要么哭喊或者耳语。当我们不得不走到街上时，我们总是快跑。像瘦弱的灰色的动物，躲在我们的藏身处，看着他们是如何对待其他的动物的。他们不断地抓走一些人，而后把他们杀掉。所有的人都在低语：“下一个要死的人是谁呢？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他们都在快跑，低声说着。短消息报道、流言和一张张的纸条塞到人们手里。妈妈不再去工作了，她躲在家里照顾我。
7、蓝色证件
一天，萨宾的格子花呢手提箱丢在了街上，打开着、空的。
后来，有人来交给我爸爸一枚戒指。这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有人给爸爸送来一袋土豆或两袋白菜，爸爸总是以戒指作为交换的。可这次是有人给爸爸戒指，而爸爸没有给他任何东西作为回报。他抱住这个人，他们一起在床边坐下了。我从桌子下钻出来，爸爸看起来脸色灰白，像一个老人。戒指放在了桌子上，上面镶着一颗红宝石，宝石上雕刻出两个互相盘绕的标志。我想把它戴到爸爸的手指上，爸爸同意了，疲倦地看着手指上的戒指。
“非常漂亮。”我说。
“是伯恩哈德的戒指，”爸爸说，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遥远，“我兄弟的图章戒指。”
“他们正在抓小孩，他们不会让我们带他们一起走的，”父亲低声说，“我们无论如何要把罗玛带出去，快点，在天黑前。”像往常一样，我蹲在桌子下，又一次希望我什么也没听见，无论我听到什么都会感到非常害怕，大概那长耳朵兔子就是这样，时刻静听着每一个动静。
大人们一直在谈论着。他们的谈话都是关于证件、身份证、身份材料、移民、放逐、藏身处。从谁开始呢？或者我们一起死？
我默默地重复着这些话，一遍又一遍。我们要死在一起，死，死，死……他们正想办法如何安置孩子，他们会带着孩子一起死吗？
“整个家庭都在互相残杀着，他们想死在一起，”妈妈说，“几乎没有什么毒药可用，根本就没机会拿到什么氰化物。”
“氰化物，”我自语道，“很好的名字。”
“罗玛，出来。”爸爸平静地说，“墙上有个洞，毕竟，她现在已经是金头发了，吃安眠药应该管用。”
快跑！我心底的一个声音喊道，他们又要对你做什么了！救救自己！藏起来！快点儿！可我应该藏在哪儿？我已经蹲在藏身处了，这是我惟一知道的藏身处，我在这里不安全了，可我能去哪儿？没有更安全的地方。
然后他们对我解释道：“有人要把你带出犹太人区，你会和好心人在一起，会得到救助。”然后他们给我喝了什么东西，而后把我装到手提箱里，我惊慌，为生存，我拼命地挣扎，我抓、挠、踢、咬。我惟一做不到的就是喊，我的口干，好像被粘住了，我的眼皮像铅一样重，我感到我关在箱子里要窒息了，无论如何，我都长时间不能呼吸了，恐惧这样窒息着我。
“她要窒息了。”妈妈尖叫道。透过厚厚的手提箱，我能听到她被压抑的声音。整个围绕在我周围的是漆黑和难以忍受的狭促。我不能动，不能呼吸，我被圈住了，我就要窒息了。
时间静止了，我的心跳也停止了。
然后手提箱被打开了，光亮一起向我扑来，我忍不住不停地眨眼，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我在哪儿？我已经死了吗？
妈妈把我拉到她身边，紧紧地抱着我，在我的脸上不住地吻着。这时我的脸已完全被泪水浸湿了。
“我不能那么做，”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戴维，我就是不能那样做。”
爸爸深深地沉重地叹了口气，用双手抱住头，什么也没说，他在思考。
我们站在长长的一队人里，我们等着，妈妈和我也在等着。天非常的热，太阳直射在我的红外套上，我的腿那么疲劳，我快要站不住了。我口渴得发疯，但是我知道，我必须站在这儿。穿皮靴的人端着枪朝我们瞄着，他们正在监视着我们。其中的一个抽着烟，他有树那么高，在他的帽子下，你就能看出他的头发有多长，是闪亮的金发，他的眼睛像天空那么蓝。他不笑，他为什么要笑。因为面前站的是一个黑眼睛的丑陋女孩？一个犹太人的孩子？我就这样一直看着他，但是我不敢看他的脸，因为不允许。
“继续！前进！”我被身后的人群向前推着，现在我看不到穿皮靴的那个人了。
“到这儿来！”他们检查着证件，站在我们前面的一位带小孩的年轻妇女，被两个穿皮靴的人拽出了队。她哭喊着，尖叫着，但这样情况更糟。金头发的男人一把从她怀里抢过孩子，扔在了地上，孩子的头沉闷地咚的一声撞在了鹅卵石上。
妈妈把我的手抓得更紧了，“别看！”她低声说，“别害怕……”她害怕的时候总是这样说。
我们发到了一张蓝色的证件，妈妈为此高兴了一阵，早上她把它拿给父亲看。“我们有蓝色证件了，我们可以工作了，”她不断地重复着，“也许一切都会好转。”
然后她把一些食物塞到我嘴里。
爸爸很沉默，他在思考。
在大广场上，又有许多人挨着他们的行李站着，或坐在上面，大卡车又停在那里。那些穿着皮靴的人开着大车，在上面喊着口令，他们把老人和病弱的人赶在一起，很多人无法正确地走路，我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倒在了人群里，他们用枪柄打在他的头上，把他像一袋垃圾一样扔在了一边。
天气仍旧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我的喉咙像着了火一样，妈妈把她的蓝色证件装在口袋里，浑身发抖。我们坐在手提箱上，等着。叫喊、枪击、殴打、喝斥，我真想捂住我的耳朵，可是不允许。我们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