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幻象-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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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型的“地产”经济
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了，中国经济体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的力量从无到有，蓬勃发展，政府在逐步退出一些不适合政府掌握的领域。但是整体而言，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政府向来是非常强势的，而工商业一直是受到打压和限制的）和独特的政治制度，政府与市场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又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点，一次次的经济轮回一直在重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路子，中国经济依然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的力量依然占据绝对优势。
除了税收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法律制度、军事国防等原本属于政府范畴范围内的领域之外，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依然掌握了相当的资源和力量。政府基本上控制了最核心的行业和资源，例如金融、土地供应与审批、电信、电力电网、军工、煤炭石油天气业、水、盐、铁路、民航与机场、公路、钢铁、医疗卫生、媒体传媒出版、教育文化等；除了直接的国有企业股权控制之外，政府以税收、行政性事业收费和土地出让金等构成的财政收入以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增长表明政府直接占有的经济资源比例依然在上升。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1132亿元，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51322亿元，1979…2007年年均增长；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仅为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半。
在直接控制经济资源之外，政府完全掌握了行业经济政策的导向和税收等政策，可以轻松影响任何一家企业或者一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在新产业发展方面，政府甚至通过控制创业基金（产业引导基金）控制行业的最初发展。另外，政府掌握了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可以在特殊时期或者特定情况下直接干预经济运行；可以说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任何一家企业的生死存亡。
中国各级政府基本上是五年一换届，因为换届涉及到大范围官员调整，所以许多官员的利益取向是在换届前作出足够让上级满意的政绩来实现升官的目的。目前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依然是GDP增长情况和城市建设发展情况。所以不少地方官员为了显示政绩很容易出现涸泽而渔式短期发展冲动，完全不考虑环境、资源和当地百姓的承受能力，往往是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
由于短期发展中最容易出成绩，最容易操控的是投资，所以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新一届政府上台，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先改了上一届政府制定的城市发展规划，扩大开发区范围，其次利用政府掌握的土地、税收、国有产权等资源不计成本地吸引外部资本进入该城市大范围投资，这些投资中往往有很多是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投资的进入带动开发区和城市地价房价直线上升。政府通过出售土地获得大量资金再去搞其他投资，例如修建政府大楼、大型广场、修路铺桥等等。由于新投资进入带来的环境污染和高房价等外部效应在短期内不会出现明显的恶果，一般不在当届政府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经济发展经常出现如下循环，新一届政府上台，经济开始不断加速，房价物价飞涨，到政府任期满时出现过热的征兆；下一届政府上台，又开始新一轮的经济泡沫式增长，直到中央政府出手进行调整。
很多政府投资项目往往是首长项目，拍脑袋项目，投资效率低下，有时候甚至不考虑投资回报，后果是政府隐性负债不断增加，县市级基层政府债台高筑，乡镇村级的政府甚至面临破产的风险。有学者估计全国基层政府的隐性负债数以万亿计。最近5年，基层政府的日子比较好过，因为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上涨带来了地价上涨，各级政府依赖土地获得了惊人的土地财政收入。各级政府纷纷成立土地储备中心经营土地，为了增加财力，许多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储备中心从银行贷出巨额资金。为了扩大地方财力筹措更多资金，地方政府又往往通过成立城市投资开发公司或者国有企业控股公司等机构发行准市政债券，绕过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市政债券的法律限制（2009年这一限制已被突破，地方政府可以发行2000亿人民币的债券）。土地出让金和发债等资金到手之后，各级政府开始新一轮大兴土木，成立各种各样的项目吸引银行贷款扩大投资规模，所以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加快项目推动，往往有100块钱便办200块钱的事，从国有银行融入巨资加快项目进程。问题是，一旦作为地方政府财力最基本最主要来源的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地方政府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许多项目缺乏后续资金来源，全国可能会出现大量烂尾楼工程，银行业可能会出现大量不良贷款。
地方政府这么做多少有些迫不得已。因为1994年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导致收入稳定、税源集中、增收潜力较大的税收，都被列为中央固定收入或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而留给地方政府的几乎都是收入来源不稳定、税源分散、征收难度大成本高的中小税种。在事权方面，中央把更多的事权下放给地方，设置经常让地方以地方税权为代价来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例如中央制定的支持下岗工人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优惠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的优惠政策、支持义务计划等，都主要涉及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所得税等地方财力。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重过大，财政自给率下降，容易出现地方财政亏空。财政上不断向上集中，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收入连年高涨，但是基层政府寅吃卯粮，负债度日。
这样一种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外收入对地方政府的作用日益明显，也为未来埋下了隐患。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一般是由行政事业收费、政府性基金和土地出让金三大部分组成。近年来，随着中央政府对行政收费的管理越来越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在预算外收入中的重要性大大减低。相比之下，土地出让所得的收入则变得越来越来重要，甚至发展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根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2007年各地房地产商交给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大概在万亿人民币，而2007年地方财政总收入不过万亿，占比在以上；如果再加上房地产企业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地方财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
我们选取部分地方政府数据为例。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龙头，地方税源充足，税基相当大，但是2006年上海房地产税收及土地相关收入占上海地方财政收入的25％。其他经济发展不如上海的地区财政收入房地产占比就更高了。重庆市2007年房地产税费收入400余亿元，占该市财政收入的；郑州市2007年前三季度房地产和建筑安装行业税收收入亿元，占该市税收总量。
政府主导型经济的两个主要的隐患是：房地产价格会猛涨，房地产泡沫不能破，破了会对经济产生摧毁性的破坏作用；第二是地方政府不计成本不计回报地扩大投资存在产能过剩和银行坏账增加的严重隐患。
金融幻象 第二部分 中国特色不应特在“差距”（1）
投资占GDP比重过大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2000年以来，投资占比过高的问题一直在恶化，因为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在平均在20％～30％左右；发达国家在15％～20％左右。以台湾地区为例，在增长率为8％的高速增长时期，台湾的资本投资从来没有超过GDP的30％。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持续多年将投资占GDP比重保持在40％以上的水平，很可能会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利润水平下降，银行坏账增加，并可能引发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2003年…2009年已连续七年超过40％＇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2008年…2009年支出法计算的GDP，但是根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这两年投资占GDP的比例根本不可能低于40％。＇。
下图是1978年到2006年我国以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和投资占比变动情况，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个人消费。整体而言最终消费比例从60％…70％下降到了2006年的不足50％，而投资比例上升了40％以上，如图三。可以清楚地发现，在过去的29年里，投资比例曾经两次连续三年以上超过40％，分别发生在1993年…1995年和2003年至今。上一次投资率多年保持过高比例导致了1996年开始产能过剩、大规模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和后来银行大规模不良。那么自2003年以来，投资比例已经连续7年超过40％，加上2008年10月开始的外需急剧下降，很有可能导致未来产能大规模过剩和银行大规模不良。
图三：1978…2006年支出法GDP最终消费和投资占比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分级进入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工资收入差异、年层差异。
随着投资率占比在2003年再一次突破40％并连续7年保持高位，我国钢铁产能从2003年开始进入大规模增长期，每年新增产能基本在5000万吨以上，其中2004…2007年是增长最为猛烈的四年。根据中国钢协的统计，2007年我国钢铁产能达到亿吨，2008年达到亿吨。2008年我国粗钢产量约5亿吨，国内钢铁实际消耗量（包括出口产业用钢）约为亿吨；因此有经济学家笑称，我们只能通过建更多的钢厂来消化过多的钢铁产能。
内需不旺，占比过低。在图三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改革开放初期超过下降到2006年的，居民消费率也从1978年的下降到2006年的，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上升到2005年的，五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6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62％，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8％，我国不到50％。根据中国社科院2009年4月7日推出的《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8—2009）》显示，2008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并且保持较快增长，但我国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的状况没有改观。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挑战。
根据人民银行网站提供的数据，截至2009年9月底，中国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合计万亿，是2009年前三季度GDP的120％，似乎中国“内虚”的原因是中国居民的消费意愿不足，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中国居民的消费意愿非常强大，但是他们没有钱去消费。
金融幻象 第二部分 中国特色不应特在“差距”（2）
赵人伟、李实、丁赛三位学者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家庭调查的数据分析显示，2002年人均财产最多的10％的人口拥有的财产占城镇总财产的份额高达，而人均财产最少的2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产份额只有；人均财产最多的2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产份额达到。数据还显示，在金融资产、房地产、生产性固定资产、耐用消费品等各类财产中，房产的分布是最不均等的。人均财产最少的10％的人口，其房产净值居然是负数，即其房产总值还抵偿不了尚未偿还的住房债务。人均财产最多的20％的人口拥有的房产，而人均财产最少的20％的人口则仅有的房产，两者的比率为：1。
因此“内虚”的根源在于两点。第一，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我国GDP以左右的平均速度增长，政府财政收入也以年均超过14％的速度增长，但职工工资占GDP的比例，从1989年的下降到2003年的，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了，2006年已经为，17年间下降个百分点。现在，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不仅低于GDP和投资增速，甚至低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除了增长速度较低之外，收入分配不均也是导致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收入的5－10倍。其二，房地产价格依然处于绝对高位，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医疗保险保障有限，学费和择校费收你没商量，水电气等价格未来依然要涨，未来的养老金还不知道在哪里。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抑制了人们的即期消费，而不得不控制即期消费，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随时可能带来的风险。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双双创下历史新低，直观地反映出这种担忧的严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