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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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记者室的讲台之外，尼克松还有两条控制新闻报道的策略，一是切断信息流动——泄密。记者们像对付约翰逊一样把他逼得疯狂，而且尼克松也跟约翰逊一样认为要进行电话窃听。１９６９年５月，在他就职典礼不到４个月，威廉·比彻在《纽约时报》上报道了美国正在秘密轰炸柬埔寨，说这篇报道实际上基于一位在柬埔寨的英国记者的现场报道，（真是咄咄怪事！）但它看来好像来自政府内部。尼克松和基辛格马上行动，他们一起发出命令，让联邦调查局进行多达１７次的窃听。４次窃听针对记者，大多数窃听针对政府官员，（包括安冬尼·莱克，后来成为克林顿首任国家安全顾问。）有一次窃听是针对尼克松自己的兄弟唐。尼克松认为根据１９６８年犯罪控制法案，这些窃听是合法的。１９７２年最高法院裁定它们非法。史蒂芬·安布罗斯指出，尼克松知道他后来下令对专栏记者约瑟夫·克拉夫特进行的窃听是违法的，联邦调查局拒绝执行这一命令，最后霍尔德曼让一位退休的纽约市警官安装了窃听器。电话窃听根本未找到泄密者，它却使当时的政府走上一条通往更大丑闻的道路。
白宫的另一招是用政府的高压手段来对付新闻界。１９７０年夏天，杰布·斯图亚特·马格路德写了一份备忘录给霍尔德曼，并抄送给了联络部主任赫伯·克雷恩，该备忘录中有用心险恶的建议。其他反对新闻界的策略还有，马格路德建议白宫安排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抨击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并怂恿一名参议员或国会议员给联邦通信委员会写信建议由联邦通信委员会给单干的记者颁发许可证。
虽然司法部官员们总是声称自己独立于白宫行事，但非常奇怪的是１９７２年４月，三大新闻网，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提起反托拉斯诉讼。哥伦比亚公司抱怨政府用非法的规定来禁止、吓阻和约束对总统及其任命人的批评。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５日的谈活录音表明，尼克松告诉约翰·迪安和霍尔德曼，如果《华盛顿邮报》所属的一家电视台来联邦通信委员会办许可证，就“让他们见鬼去吧！”１９７３年初，尼克松的同盟者否认他们受到白宫的怂恿，在佛罗里达州的《华盛顿邮报》所属的两家电视台申请许可证时进行了刁难。司法部否认因为受到白宫的压力，在１９７３年要求联邦通信委员拒绝给四家地方报纸所属的电视台和电台颁发许可证，这四家地方报纸中的三家经常攻击尼克松。政府机构突然采取行动，反对新闻机构，这发出了一个明显又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
幸运的是，这种挑战法律的行为从未走得很远，电话窃听和其他滥用职权行为也未走得很远。我们这些白宫工作人员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事儿的存在。尽管它们显然与前面所叙述的我们的行为相关联，却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场尼克松对新闻界所发动的个人战争，他觉得新闻界也在同他斗，最终爆发成公开的争斗，这不仅削弱了他的政府，而且在此后多年中也有损于总统这一职位。至于比尔·萨菲尔事件，并不是尼克松垮台的惟一原因，但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
这有损于总统这一职位。由于人们一次次回想起越南战争问题和水门事件，政府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这两个影响巨大的事件代表了２０世纪新闻界和政府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尼克松却喜欢这样说：“要把它完全搞清楚，”要把总统凭公开和直率的名声来公正地领导他人的能力搞清楚。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7）
人人自危的内部统治
刚才描述的大多数内容，我都没有亲眼见到，我的职位太低了，很多决定都是由高层人物在大门紧闭的房间内做出的，跟大多数人一样，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我确实目睹了尼克松的阴暗面，这里包含着一些潜在的危险信号。
我第一次遇到德怀特·恰宾时，他是一位２９岁的“有成就的年轻人”，已经从南加州大学毕业，在Ｊ·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工作，后来被鲍勃·霍尔德曼，Ｊ·沃尔特的另一位男校友招募到１９６８年尼克松竞选班子。德怀特是公认的白宫有创造力的“乐队指挥”，一位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年轻人，经过他的包装，尼克松能以最佳形象展现在电视观众面前。
尼克松中国之行的前几个月，德怀特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他钻进了白宫地下室的住处，去起草实现旅行的详细计划，并为尼克松设计一个戏剧性的回国场面。这一“舞蹈编排”上的代表作可以使德怀特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很多其他职务，直到迈克·迪沃成为白宫顶尖高手为止，情况一直如此。德怀特还给我留下了他是个好人的深刻印象。
离开尼克松的白宫后，德怀特·恰宾进了牢房，在监狱栏杆的叮铛声中，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有几个年轻人因为为美国总统工作或在总统身边工作而毁了自己的生活，他是其中之一。德怀特的罪行在于他雇佣唐纳德·赛格瑞提在１９７２年总统竞选中干了一系列肮脏的骗局，然后又就此事向大陪审团撒谎。他在监狱里待了６个月，出狱后，尼克松的一些好友帮他找工作，他后来继续取得了其他成功，但他从此从国家政治中销声匿迹了。在里根政府工作时，一天下午我邀请德怀特和其他几位尼克松的校友来罗斯福套房给我们提一些建议，他们立刻被人认了出来。里根的一些心腹朋友警告我永远不要再犯那个“错误”。他们既不喜欢德怀特，也不喜欢他随身携带的行装，更不想让新闻界在白宫里见到他，这是多残酷和多不可思议。
与那些付出高昂代价谋取一份为尼克松工作的人相比，德怀特的最终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埃吉尔·巴德·克罗、杰布·马格路德、唐纳德·赛格瑞提后来都进了监狱。相信如果没有白宫滋生出来的威胁恐吓气氛、属下要唯命是从的苛求，他们就不会走上这条路。这种威慑力始于上层，经白宫办公厅主任“尊敬的高级刽子手”的办公室又得以强化。或许你资历较深，还可以蔑视上面的指令，如果年轻，职位低，就只有服从。霍尔德曼办公室来电话，你必须马上接，行动要敏捷，不能怀有任何疑问，即使知道这是违法的，也得执行，正如德怀特那样。
我不清楚事情是怎样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鲍勃·霍尔德曼１９７３年被迫辞职后，我觉得他不像我听说的那样令人畏惧，他很细心，很和气，是一个好父亲，有一个令人称羡的家，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为克林顿工作后，他写了封信给我，礼貌地表示他愿尽量帮助我，我们的谈话非常投缘。
后来我发现，作为总统办公厅主任，他经常修正、忽视尼克松那些最疯狂的命令，他知道那是总统丧心病狂时才下达的，等他平静下来，就会改变主意。他对查克·科尔森十分反感，当总统那些疯狂的命令下达后，科尔森不但雪上加霜，而且还兴高采烈地去执行，从来不给霍尔德曼插手的机会，被水门事件毁了前程的霍尔德曼最有权利向尼克松迎头痛斥，可他把一切都深藏在记忆之中，静静地摆脱了尼克松给他带来的影响（科尔森也改变了生活，成为监狱长，帮助了许多遇到麻烦的人）。
１９９０年７月，总统图书捐赠仪式上，站在霍尔德曼身边，我发现总统和他互致问候时，竟然没有认出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我不晓得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竟把霍尔德曼这种体面人变成白宫的铁腕？政治可以扭曲人的灵魂，特别是在风云变幻之际，无论是尼克松，还是霍尔德曼都难以幸免，可霍尔德曼心中牢记：作为白宫办公厅主任，他的工作就是替总统卖命。
起初，霍尔德曼工作的高效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海军服役期间，我已学会以每分钟为单位作出行动反应，他的这伙人却要求你以每秒钟为单位作出反应。如果送来的文件袋上有一个红色标签意味着你该把它放在文件堆的顶部，迅速阅览；有两个红色标签，你就得扔下手头上的一切工作，专心审阅。每天都有大量带有红色标签的文件送来，有些直接来自总统，有些以霍尔德曼备忘录的形式定期送至。我们的工作就是执行命令，不能问是怎么回事儿，只管把它做好。所有的文件呈送总统之前，必须先送交总统工作人员秘书布鲁斯·克利，他再交给别人“斧正”，然后才递交总统。如果文件应该在晚上呈报总统，下午时，就要把它放进文件袋中，否则，你必须说明理由。清晨，你匆匆赶来，等到工作结束才能离开，第二天，又有更多的工作在等着你。会议要简明扼要，要求每个人充分理解自己所承担的职责。未经智囊人员修改，即使是重要的发言稿也不能交给总统；未经作者的签收，对一些公众事件的建议性稿件也不可以呈送总统。
霍尔德曼年轻的助手们被称作“海狸巡逻队”，他们常常事先不通知就进入你的办公室，索要你昨天该完成的文稿，或要求你解释他们文件清单中第“４１３项行动”，你是怎么做的。只有你的级别足够高，才能把他们赶出办公室。有时“海狸们”尽力查找错误的记录。早年的政府运作方式，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克利带着总统的命令和要求，站在帕特·布坎南门前，经布坎南修改后，立即返还。布鲁斯清楚，帕特不是一个可以敷衍了事的人：布坎南在尼克松在野时就跟着他，而且已获得了总统的充分信任。布鲁斯自己只属于“海狸巡逻队”的一员，他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等待帕特，帕特一脸认真相，通览文件，改动认为不妥之处，又仔细研究一遍修改稿，布鲁斯讨好地说：“我想这回总可以了吧！”楼下很远就能听到布坎南的喝斥声，当时他正痛骂克利，告诉他永远也不要到他的办公室里来，据我所知，他就再也没去过。
如果你没有布坎南那么高的职位（并且孩童时代就以打架斗殴而著称），你就得小心谨慎地拍霍尔德曼的马屁了。这有一个好处：尼克松执政期间的白宫最有效率、办事最周全，尽管也有小的疏忽、贻误了期限等等诸如此类的失误。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总统，尤其是克林顿执政早期，要是辅助班子纪律严明的话，他的效率就会高一些。
尼克松执政大多数情况表现为热衷于取胜、操控每个细枝末节，像火车一样准点运行，只是做得太过头，已经不是有效率了——要是那样还算出色，而是变成一支海军陆战队。这个体制先是自上而下运行，不容许下层人员有异议，如果你不喜欢这样，你可以滚蛋！但哪一个年轻人乐意放弃白宫的工作？
尼克松曾为自己搭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班子而自豪。既然招募了优秀的年轻人，总统和上层官员就应该看到他们的纯洁无邪，而不去利用他们的幼稚。２０多岁的年轻人，有机会在世界上最风光的地方工作，可能会因此而鄙视周围的一切而变得趾高气昂。在白宫的那段日子，我也曾目空一切、踌躇满志，执著地追逐“升迁”的时机。家里人和朋友难以忍受我，这不足为奇。
很幸运，没有人教唆我去干违法、缺德的事，也许他们认为我不会去做或者是心肠太软，盛着毒药的夜光杯也没有迷倒我。其他的人像恰宾和克罗那样高尚的人，深陷其中，他们被指令去干那些令人发指的事，成为同谋，他们以为这符合游戏的规则，最后作茧自缚，进了监狱。可以确信，如果没有上司的命令，恰宾绝不会参与这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并去作伪证。白宫要求他们效忠的是团队，而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