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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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员都出城为他送行。傅山感叹地说：“从今以后可以摆脱干扰，没有牵累了！”接着他又说：“如果后世人象称许许衡、刘因那样称许我，我死不瞑目！”听到的人，都啧啧咋舌，大惊失色。傅山回到家，地方大官都到他家去看望。傅山无论冬夏，都穿一身布衣，自称为“民”。有人说：“你不是内阁中书舍人吗？”他不加理睬。他死后，用大红衣、黄冠来殡敛。
傅山擅长书法绘画，他说：“写字要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人们认为这话不只是在论书法。他的诗文，起初学韩愈，文风倔强，自鸣得意，后来的文章则是信笔写来，民谣俗语，都从笔下流出，但他不希望以此名家。著有霜红龛集12卷。他的儿子傅眉，比他先死，傅眉的诗作也附在霜红龛集之后。
傅眉，字寿髦。他每天出去打柴时，把书箱放在担子上，休息时就取出诵读。傅山常去各地卖药，他和傅眉共推一辆车，晚上住在旅店里，灯下教儿子读经书，傅眉也刻苦力学，能继承他父亲的学问和志向。他和人谈起中原文献，滔滔不绝。傅山喜欢喝苦酒，自称老蘖禅，傅眉则自称小蘖禅。
清初学术思潮
明嘉靖、万历以来，长江流域一带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新的经济因素的增小，使人的思想变得异常活跃。明亡后，一方面，朝廷为控制人心，积极提倡理学，使其盛极一时。另一方面，剧烈的时代动荡，更进一步要求一些思想家去思索社会问题，以致在学术上也形成了反对宋明理学的抽象纷争，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产生了一代新的治学风气。
武士摔跤图较早开始这一新型研究的是桐城人（安徽）方以智，崇祯十四年（1641年）始，开始撰写通雅和物理小识。前书广泛记叙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涉猎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等，以“备物致用，采获省力”。后书系根据张华博物志、赞宁物类相感志及其老师王宣的物理所等书推衍撰成。解释事物的所以然，提出寓“通几”于“质测”的科学治学方法。顺治十年（1654年）年，方以智北归后居南京高座寺开始写作药地炮庄一书，是“以庄子之说为药而己解为药之炮”。在这些著作中，方以智尤为注重对自然现象的实证研究，并从中阐述他的哲学理解，认识到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相通性，并始而注意吸收新传入的西方科学成就。
衡阳人王夫之在明亡之后先是在家乡附近的“续梦庵”居住，读书和注解易经，不久，投入抗清斗争，在衡阳举兵起义失败后到肇庆，委身于永历朝廷，走广西梧州，又因内部斗争而离去，流寓于零陵、常宁一带的荒山之中。顺治十二年（1655年）开始撰写周易外传、老子衍、黄书。周易外传借论述周易研讨哲理和抒发政治抱负，提出“天才惟器而已矣”，“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推故而别致其新”等命题，发展和总结了前人的知行观与易学辩证法。顺治十五年（1658年），颜元开始写存治编，提出了“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的致学思想。
余姚人黄宗羲早期与两个兄弟一起组织抗清“世忠营”，又在清兵占领浙东后率五百残兵娶寨抵抗，败后曾避居山中。顺治十八年（1661年）完成明夷待访录一书，该书建立在他对家国之变的切肤感受基础上，因而由感而发，大胆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及宦官、弄臣等，认为专制君主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女子，以博我一人之产业”，进而要求托古改制，希望设立一有“条具为治大法”的理想社会，主张授田于民，发展生产，君臣共治等。随后又著成汰存编、思旧录等书，并恢复了他老师刘宗周所创办、中断了二十多年的“证人书院”，开展讲学活动，主张实用，反对空谈，提倡功用。黄宗羲的讲学一时轰动大江南北，以致形成了著名的浙东学派。
昆山人顾炎武也差不多于此同时致力于学术研究。顾炎武早年与归庄等人一起参加抗清斗争，昆山失守后，大半同志被杀，其生母于乱军中被砍断右臂，两个弟弟被杀。嗣母王氏闻昆山城破，绝食而亡。顾炎武虽幸免于死，但因与鲁王的秘密联系，几遭残害。因“感四国之虞，耻经生之寡术”，他开始收集史书中有关地理沿革的记载，并参考各郡县志书和章奏文册，进行实地造访，结合当时社会经济变化，开始撰写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顺治十九年（1662年），天下郡国利病书成，以实证的方法，将研究与国计民生结合一体，开辟了别具一格的治学方向。在这些日子里，他奔走于山东、湖北、山西、陕西一带，广为学游，结识了一大批如刘孔怀、傅山、王宏、李二曲等观点相同的学者，并开辟撰写日知录、音学五书等充分运用实证方法加以研究的著述，这两本书所采用的治学方法曾给后来清代学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清康熙四年（1665年），王夫之于隐居中写成读四书大全说，对宣扬理学的四书大全逐条进行批判，论证了“致知格物亦有行”的论题，驳斥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强调“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
王夫之在这期间，黄宗羲仍致力于开办证人书院，并于康熙七年（1668年）在今奉化举办了“讲经会”，以扩大他的学术影响。为讲学的需要，也为给自己的理论提供系统的依据，他系统查阅了宋元迄明末六七百年间的学术文献。康熙十四年（1675年）编定了217卷的明文集。次年，又撰写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大规模的学术史著作明儒学案，它第一次把一代思想家及主要代表作系统排比、分清流源、渊源，考订著作的性质、年代，“不拘定局”地写成首尾一贯、体例明晰、评说力求公允的学术思想史。黄宗羲的学术成就顿时震憾朝野，康熙十六年，学士叶方蔼以诗讽黄宗羲出山辅政，黄婉言拒绝，并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完成了诸如明史案（此书佚）、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明文海等书，自定编成南雷文定，写了宋元学案的一部分。
这时，清初的几位大思想家有的进入暮年，有的已经谢世。王夫之虽年老身病，仍顽强投身学术研究。康熙十四年（1675年），他迁至“湘西草堂”之后，在石船山写作读通鉴论一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书成。该书以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所载史料为背景，上自秦始皇，下止五代，涉及宋元明，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问题做了广泛论述。批驳了“君权神授”的观点，提出“理在势中”、“势相激而理随以易”的思想，充分体现了清初学术的客观历史主义及批判论的精神。
此前，颜元因广泛的游历，见学者“人人禅子，家家虚文”，发现程朱之祸“甚于扬、墨，烈于嬴秦”，专门撰成存学编、存性编，批判程朱陆王等空泛之学。接着所写的存人编则肯定“情欲”是人的“真情至性”。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颜元开始撰写四书正误和朱子语类评，两书专门摘录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和朱子语类中的语言逐条加以批判，语辞甚为激烈、大胆，主张结合实际的作法和风气。
与此相呼应，则又有朱之瑜、陈确、傅山、唐甄等也纷纷撰书讲学，终于开创了清始以来的一代新的学风，他们对封建制度、宋明理学的批判，尤其是对学以致用、经世之学的学风的倡导，对后代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留下大量丰富、厚实的学术成果。
学士高士奇
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人。所幼好学，善作文章。家贫，以监生资格到顺天府参加乡试，充任书写序班。擅长书法，因明珠推荐，进内廷供奉，授予詹事府录事。调任内阁中书，享受六品官俸禄，朝廷赐他在西安门内居住。康熙十七年（1678年），圣祖颁降敕命，因高士奇书写密谕以及纂辑讲章、诗文，供奉有一段时间了，特别赏赐表里10匹、银500两。十九年（1680年），朝廷又告谕吏部优先顺其官序，授高士奇为额外翰林院侍讲。不久补为侍读学士，担任日讲起居注官，调任右庶子。累官提升为詹事府少詹事。
日知录二十六年（1687年），圣祖谒陵，于成龙在路上把明珠、余国柱的隐私都揭发出来。圣驾回到京城正值太皇太后驾崩，圣祖不入宫，以于成龙的上言问高士奇，也把情况都说了。圣祖说：“为什么没有人上奏弹劾？”高士奇回答说：“人谁不怕死。”圣祖说：“你们重于四大辅臣吗？想除去就除去，有什么可怕的？”不久，郭琇的上疏奏上，明珠、余国柱于是被罢相。二十七年，山东巡抚张汧因携带银两前往北京行贿的事情被揭发，捉拿法办，在供辞中涉及到高士奇。适逢奉圣谕告诫不要株连，于是将此事搁置不加审问。高士奇因此上疏说：“臣等研究、编纂，只在值宿之处。宣谕奏对，都经过内廷使者。不是进讲，或许几个月也不能觐见圣上，从来不曾干涉政事。不只臣这样做，以前入宫当值的诸臣，如熊锡履、叶方霭、张玉书、孙在丰、王士祯、朱彝尊等，现今与我同事的诸臣，如陈廷敬、徐乾学、王鸿绪、张英、励杜讷等，没有不这样做的。只是供奉圣上时间长了，嫌疑一天天增长。张汧无端地怀疑怨恨，含沙射影地进行污蔑，臣将难以自己表明心迹，幸亏依赖圣明在上，诬陷致罪难以得逞。但宫禁清静而幽深，到这里来的都是文采出众的人，怎么能继续玷污这些文学侍臣？臣伏请恩赐回归乡里。”圣祖下令解除高士奇的职任，仍然担任修书的事。二十八年（1689年），跟从圣祖巡察南方，到达杭州，圣祖临幸高士奇的别墅西溪山庄，亲笔题“竹窗”的榜额赐给高士奇。
第257章 清朝（11）（）
不久，左都御史郭琇上奏弹劾，说：“皇上天未亮即起、很晚才进食，为政事焦虑操劳，励精图治，任用人，治理国事，未曾有丝毫借助于左右。却有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鸿绪等人，他们表里为奸，结党营私。试略陈述他们的罪行。高士奇出身微贱，他开始徒步来到北京，寻觅教家馆的活计聊以为生。皇上因他对书法颇为擅长，不拘资格，提拔他补翰林，让他入南书房供奉，不过是让他考订文章，原来并没有给他参与政事的权利。而高士奇天天想着与人结交，谄媚依附大臣，兜揽政事自取权力，以此谋划分享利益。朝廷内外大小臣僚官吏，没有不知道高士奇的。高士奇的声望名气显赫，乃至于如此。这是可以诛伐他的罪行之一。高士奇入内廷时间长党羽已经很多，于是自立门户，又勾结王鸿绪为他的死党，给事中何楷是他的结义兄弟，翰林陈元龙和他是叔侄关系，王鸿绪的哥哥王顼龄和他是儿女姻亲，都被高士奇委以心腹，在外招揽权势。凡是总督、抚台、藩台、臬台、道台、府台、厅台、县令以及朝廷内的大小官员，都由王鸿绪、何楷等人为他们安排住宿，哄骗他们带来馈赠的财物，多达成千上万。或者不属于他们一伙保护的，也有一般的规矩，称之为平安钱。高士奇等人的贪贼枉法，全无顾忌，这是他可诛伐的罪行之二。光棍俞子易，在北京横行无忌多年，事情败露逃跑。他在虎坊桥有瓦房六十多间，价值八千两，馈送给高士奇。此外高士奇在顺成门外斜街以及各处房产，是让心腹出面置买的，这里寄留着受贿银两达四十余万。高士奇又在原籍平湖县置田产一千顷，大兴土木，在杭州西溪又广置园囿宅第，凭他这个寻家馆谋生的穷书生，忽然间变成为一个拥有数百万家私的富翁。试问钱是从哪儿来的？无非是从各官吏那里取得的。官吏的钱又从何而来？不侵吞国家的钱，就是括民脂民膏。这高士奇等人是真正的亡国蠹虫民之盗贼，这是他可诛伐的罪行之三。皇上洞察了解高士奇的罪行，因为各馆编纂诸书尚未完峻，下令解除高士奇的官职只管修书，爱惜保全他的恩德太大了！但高士奇不想改过自新，仍然坚持作恶，毫不悔改。当圣驾到南方巡察，皇上告谕臣僚严禁馈送，否则以军法治罪。只有高士奇和王鸿绪实在不怕死，王鸿绪在淮、扬等处收罗各官吏馈送的钱一万两，暗中送给高士奇。淮、扬如此，其他地方也可想而知。这高士奇等人欺君不法，背公行私，这是他可诛伐的罪行之四。王鸿绪、陈元龙是殿试一等出身，俨然是文士中的杰出人物，竟然不顾公正的舆论，曲意依附大臣，无所不至。这些人苟且贪图富贵，伤名声毁教化，难道不玷污朝廷而羞辱当代文士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