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的历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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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扔去。包围房子的士兵叫喊着“抓活的”，一窝蜂地向那个黑影冲去，没想到中了姚大榜的“声东击西”之计，而姚则趁机从容地溜掉了。还有一次，天下着毛毛细雨，清剿队获悉姚大榜已回到家里，一大早就把队伍开到姚大榜的寨前。早已起床的姚大榜一看情况不好，急中生智，顺手搭起一个斗笠，披上蓑衣，把两枝快慢机枪放在装满粪水的桶里，装扮成一个老农，挑着粪桶就往外走。清剿队并没有怀疑，还向他打听看见姚大榜没有，姚回答道：“他刚起床，正在抽大烟哩。”清剿队信以为真，到他家里一搜，只看见他的几个小老婆和子女，哪里还有他的踪影？问他老婆姚大榜在哪里，他老婆说：“刚才挑粪的不是吗？”队长一听，连呼上当，赶快让士兵去追，可为时已晚，姚大榜早已过了两条田埂，逃之夭夭了。 “黑吃黑”是姚大榜聚敛财富的一贯伎俩。1942年秋，晃县“同善社”社长秦宗炳联络姚大榜及当地其他匪帮，发动“黔东事变”。姚大榜为获取钱财，假意与秦共事，但当秦给了他7万元的经费后，他不仅不出兵，反而向玉屏县长李世家告密派兵镇压了这次事变。秦宗炳发现是姚在背后搞鬼，气得仰天长叹，投河自尽。
身首异处。悲惨的结局是对土匪罪恶的最好诠释。
龙溪口各商号为了走私纱布，暗地里寻找姚作靠山，给他大量钱物，让他押帮。而狡猾贪婪的姚大榜却多次押帮抢帮，一次，姚带人押运一船纱布去玉屏，天黑时在小地（地名）住宿。到了半夜，姚又安排另一伙人把纱布抢走，并嫁祸于与之毫无关系的无辜民工，硬说是他们抢了纱布，并当着货主的面把民工杀了。这种“黑吃黑”的阴险手段，对于姚大榜来说，可谓家常便饭。
姚大榜杀人越货，整天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之中，养就了机灵、诡黠、奸诈和不轻易相信别人的特征。为了免遭不测，他每晚睡觉前，总是把线香切成几寸长一段，将一截点燃捆在手指或脚趾上，作为他的报警器。等香烧到手或脚烫时，他便惊醒更换睡觉地方，往往一夜间转移好几个地方使偷袭者无从捉摸。这也是他家世代为匪的传家宝。他与人说话，也总手不离枪。有一天，他在一个客店与一客商谈话，对方由于感冒，忍不住打了个喷嚏，伸手到口袋里取手帕，而姚以为他心怀不轨，顿时掏枪将其击倒在地。外边人听到枪响，拥进店里问是怎么回事，他气呼呼地说“你们看，他的手在口袋里掏抢，我不打死他，他必打死我。”众人扶起死者，抽出衣袋内的手，捏着一张手帕，无不为之愕然。甚至吃饭时，姚也端着饭碗蹲在屋角，靠近无人过往的地方，以防万一。
民众为剿匪部队指路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进入晃县剿匪，敲响了姚大榜的丧钟。姚大榜拒绝人民政府和军队的政治争取，伙同其他匪股拼凑“芷晃剿共游击总队”，负隅顽抗，其长子姚应科曾就读于贵阳大学，思想进步，劝他放下武器接受宽大处理，他非但不听，还破口大骂姚应科是逆子，说：“人说虎毒不食子，今天我就要吃了你。”说完掏枪就要打，幸亏手下有一人抬高了他的手腕，姚应科才得以活命。在解放军的追剿下，晃县土匪陷于重重包围之中。
1950年八、九月间，解放军发动“雪凉合围”一役，将蚁集在湘黔边界凉伞的5000名土匪予以歼灭性打击。在随后的壕庆湾一战中，姚的人马几乎丧尽，家当输光，姚仅带几十名匪徒到达十家坪，在此他又集结了一些散匪，妄图到六龙山继续作恶。当晚，在渡河时，遭到解放军的猛烈射击，姚大榜落水而死。
积匪姚大榜一死，标志着晃县百年匪患的消除。（参见杨长光：《湘西巨匪姚大榜》）
土匪的类别义匪
辽西义勇军。他们很多来自于土匪，但在民族大义面前，积极投入抗日的洪流。
二义匪
在人们的心目中，土匪一向以凶残狠毒著称，一提起土匪，总要和杀人放火、抢劫奸污等恶行联系在一起，殊不知，土匪之中也有义士。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那种劫富济贫、伸张正义、颇具侠义心肠的土匪称为“社会土匪”。他认为：“社会土匪是一些被国君和政府视为罪犯的农民歹徒，但他们存在于农民社会之中，并被人们奉为英雄、胜利者、复仇者、为正义而战的斗士，也许甚至被看作解放的领导人，并且总是受到钦佩、帮助和支持”。
老百姓把这种梁山英雄式的绿林好汉称之为侠客、义士，我们称之为“义匪”。他们中有些人家产丰厚，也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性格豪爽，喜好交友，路见不平，常拔刀相助，往往得罪了官府或地方实力派，惹来官司。还有人性格倔强耿直，不肯趋炎附势，受到奸妄之徒的攻讦和迫害，激愤之下，与仇人刀兵相见，然后沦入绿林。
梁山好汉图 作者：戴敦邦
1、形形色色的义匪
据《老残回忆录》记载，甲午战争后，辽宁省牛庄有一位铁匠，叫赵志刚，为人有胆有识，遇有不平之事，常据理力争，甚至拔刀相助，深得当地贫苦群众的爱戴，称之为赵义士。当地有个姓范的恶霸地主逼令佃农白老头将其女儿菊花押为侍女，引起赵志刚的愤慨。有一天夜里他探知范氏夫妇毒打菊花，便逾墙潜入范宅，杀死范恶霸，救出菊花，随后聚集贫苦群众数十人组织穷人队。赵志刚本人亲自率领青壮年杀官济贫，为穷人报仇。老弱妇孺则由白老头率领，到处吃大家，声势颇为浩大。赵志刚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斗争，表现很勇敢，辛亥革命时，不幸因被部下出卖而牺牲。
辽宁省还有一位名叫高鹏振的义士，家境富有，性情豁达，曾就学于沈阳文登书院，返乡后广交侠客义士，习文练武，以诗酒酬唱为乐。民国11年某日，高鹏振在郊外射得一只狐狸，被东北军混成第二旅的一位营长知道了，非要夺为己有不可，高鹏振说什么也不给他，这位营长竟恼羞成怒，派人抢去狐狸，还把高鹏振绑至营中，毒打了一顿。高回家以后，越想越气，心思一横，持枪寻回军营，将营长及其小老婆击伤，然后拉起一支绺子，报号“老梯子”，只抢大户、不扰百姓，他为匪10余年，据称从未杀过一名平民百姓，没有烧过一次民房，没有奸污一名妇女，被当地民众称作“大爷”。（参见王希亮：《土匪秘录》，第8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年版）
象赵志刚、高鹏振这类人物，由于对社会现实的严重不满而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去改变这种现实而沦落的土匪，以行侠仗义为己任，抒大丈夫之胸怀，标榜以手中武器扫尽天下不平。这些人率领的匪帮多是只抢大户，不掠民众，故而被百姓称之为“义匪”。
旧民团
义匪之所以能够博得“义”这一好名声，受到人们的欢迎，同他们打出的口号和制订的纪律也是有关系的。
他们不仅打出了富有正义色彩的口号，如“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体现老百姓愿望，而且，还规定了许多不同于一般土匪的清规戒律，以维护这一宗旨。如拥有“中州大侠”美誉的河南巨匪王天纵，他在伏牛山初拉杆匪队伍时，规定了三条禁令以约束匪众：“一禁奸淫妇女；二禁在保护区和公道范围内劫抢；三禁私吞公财（即手下人所经手的任何粮钱物品收入，都必须如数交公）。”（张钫：《中州大侠王天纵》）
遵循“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食”的抢劫准则，也为他们博得了或多或少的好名声。类似这样的准则，虽然大多数土匪都实行，但作为“义匪”的土匪，实行起来则更严格一些。更有些匪首，有着很强的兄弟情谊、江湖义气等封建道德观念，当别处匪帮在其家门口骚扰的时候，他们还充当了本地利益保护神的英勇角色。
辛亥革命时期，豫西有一个与“中州大侠”王天纵齐名的侠盗，叫丁老八。丁老八18岁时，因岳父毁亲，投身绿林。丁老八宣称“打富济贫，替天行道，得财不伤主”，专以殷实富户为劫掠对象，对穷苦百姓不仅严格遵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还深表同情，曾于积雪盈门时到古庙，送点抢来的粮食接济他们。丁老八在土匪中有极高的权威和声望，一言九鼎。他约束匪众“不准采花摄朵，不准路劫商旅”，如有谁胆敢违抗，则必受到最严厉的处罚。有一次，土匪张老二、张安父子劫掠了一个过路的基督教神父，被丁老八知道了，他将张氏父子扭获枭首，将首级挂在树梢上。从此，丁老八的辖区内路劫商旅者几乎绝了迹。至于土匪的采花行为，更为丁老八所不容。“只要一采花，脑袋就搬家；只要你采花，难瞒丁老八。”这是当时民间流传的两句民谣，而丁老八也因此获得了“戴花英雄”的美称（苗培萌：《清末民初的洛宁绿林人物》）
旧农村
义匪绑票也不像别的土匪那么凶恶。
和王天纵结拜为义兄义弟的栾川人柴老八——柴云升为筹集粮饷，提出了“仁义借款”的口号，即向老财富户“飞叶子”，令其仁义解囊，缴送银粮资助他们的造反队伍，否则就绑架家属。有一次，柴率众奇袭了卢氏县范里镇，劫走了号称富贵之家的刘吉的母亲，作为“仁义借款”的人质。柴奉刘母如上宾，亲自陪她看戏、聊天，用轿抬她出外游览和去温泉洗澡，还指派佣人精心侍候。后来刘吉筹措了10袋银子送到柴部，将其母赎回。临别时，柴云升还认刘母为干娘，派部属护送刘母安全返回范里镇。（王凤梧口述、李玉瑞整理：《柴老八与家民揭竿造反》）
洛阳一带的名匪黄全贵，因结冤仇杀，被迫拉杆当了土匪。有一次，他拉回一张肉票，是个老人。老人愁眉苦脸，食不下咽，坐不安席。黄全贵见状，百般安慰，老人才放下心来。黄全贵还专门给老人请了一个厨师做可口的饭菜吃，久而久之，老人竟乐不思蜀了。几个月后，他的儿子们差人带了很多银两来赎老人，老人说什么也不愿意走，并说道：“把银子放下你们回去吧，我在家亲儿亲女也没有像黄家对我这样好，我不走了。”后经黄全贵好言相劝，他才答应回去。（王兼三：《忆洛阳市郊匪患》）
东北旧景
2、东北义匪
东北的马贼也有不少值得颂扬的故事：
吉林双阳的“大来好”是一支绿林土匪绺子。他们人多，枪好，打头的心正，他们也“绑票”、“砸窑”，但主要绑有钱的主，砸那些“挂旗”的人家。还往往“救票”（帮助一些穷人从小绺子里索人要票）。一次，双阳的邪岔子“红山帮”，把黄榆家一个豆腐店老头的孙子给绑去了，还抢走了拉磨的驴。这天，正好“大来好”路过，听屋里哭得伤心，问明了事由，就亲自到红山地界要票去了。到了那儿，他斥责红山说。“缺钱花就‘涨’（扩大）队儿，去碰响窑，也别欺负老百姓啊！”一席话噎得红山白眼直翻，哑口无言，只好把孩子交了出来。这家见小孩子要回来了，不知怎样感谢“大来好”才好，听说“大来好”没成亲，就要把17岁的闺女许配给他，“大来好”坚决不同意，说：“我救人是应该的，我就是这样一个绺子。我弟兄和我的脾气也一样。你们可以闻一闻，我‘大来好’的身上一辈子没臭味！”（曹保明：《土匪》，第22～2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
义匪在起局时，往往没有明确的投靠共产党或国民党的政治意图，为的是吃喝玩乐，逍遥法外，一般不骚扰老百姓，只是砸大户人家的窑，绑有钱人家的票。可是一旦民族矛盾一起，他们也会良心发现，觉得应该对付外来的敌人，于是转到抗敌救国的道路上，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
旧集市
1937年，在吉林的敦化、汪清一带的山里，出现的“野马”绺子，就是典型的救国救民的“义匪”帮。“野马”与“老三省”、“江南好”、“包打一面”、“黑星”等绺子联合起来以后，于是年旧历正月初六，直奔延吉，袭击了那里的日军。他们打了一个胜仗，战果赫赫：歼敌250人；缴获野炮1门，轻重机枪各6挺，手枪、骑枪270枝，军马刀75把，弹药60箱，钢盔270顶，军马76匹，焚烧兵营一栋。（曹保明：《土匪》，第22～2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