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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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撞见母亲手里抓着、膝上放着、脚下堆着、地板上铺着各种各样的破布，才破题儿第一遭的奇怪起来。她伸着脖子，探着头，呆着脸，听见他进来不禁吓了一跳，苍白的腮帮上泛起红晕，不由自主的做了一个动作，想把手里的东西藏起，一边勉强笑了笑，嘟囔着：
“你瞧，我整东西来着……”
可怜的母亲对着往事的遗迹发呆的模样，他看了伤心之极，非常同情。但他故意用着稍微粗暴而埋怨的口吻，想使她振作一下：
“喂！妈妈，您这样可不行哪！屋子关得严严的，老待在那些灰尘中间，太不卫生了。上点儿劲吧，赶快把东西收起来。”
“好罢，〃她很和顺的回答。
她勉强站起身子，想把东西归还到抽屉里去，但又立刻坐了下来，垂头丧气的让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下。〃噢！不成，不成，我简直收拾不了！〃她说着哭起来了。
他吓坏了，弯下身子摩着她的头：“哎，妈妈，怎么啦？要不要我帮忙？您病了吗？”
她不作声，只一劲儿的抽抽搭搭。他握着她的手，跪在她前面，想在这间黑魆魆的屋子里把她看个仔细。
“妈妈！〃他有点揪心了。
鲁意莎把头靠着他的肩膀，眼泪直淌下来。
“孩子，我的孩子！〃她把他紧紧的搂着，〃你不会离开我罢？你得答应我，你不离开我罢？”
他听了心都碎了：“不会的，妈妈，我不离开您的。您哪儿来的这种念头？”
“我多苦恼！他们全把我丢了，丢了……〃她指着周围的东西，可不知她说的是那些东西，还是她的儿子和死了的人。
“你会陪着我吗？不离开我吗？……要是你也走了，我怎么办呢？”
“我不走的。咱们住在一块儿。别哭啦。我答应您得了。”
她还是哭着，没法停下来。他拿手帕替她抹着眼泪。
“您心里想着什么啊，好妈妈？您难过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竭力静下来装出笑脸。
“我再想得明白也没用：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会哭起来……你瞧，我又来了……原谅我罢。我真傻。我老了，没精神了，觉得什么都没意思，我对什么事也不中用了。我真想把自己跟这些东西一块儿埋掉算了。”
他把她象孩子一样紧紧的抱在怀里。
“别难受啦，您歇歇罢，别乱想了……”
她慢慢的静下来。
“真胡闹，我自己也难为情……可是怎么会这样的呢？怎么会这样的呢？”
这位一辈子勤勉的老太太，弄不明白她的精力怎么会一下子衰退的，只觉得非常难受。克利斯朵夫只做不觉得。
“妈妈，大概您是累了罢，〃他竭力装出毫不介意的口吻。“没关系的，您瞧着吧。”
但他在那里担心了。他从小看惯母亲勇敢，隐忍，对所有的磨折都不声不响的抵抗过来。这一回的精神崩溃使他害怕了。
他帮着把散在地下的东西收拾起来。她往往抓着一件东西舍不得放下；他就轻轻的从她手里拿走，而她也让他拿走了。
从这天气，他尽量多跟母亲在一块儿。工作完毕，他不再关在自己房里而来陪她了。他觉得她那么孤独，又不够坚强担受这孤独：把她这样的丢在一边是很危险的。
夜晚，他坐在她身旁，靠近打开着的临街的窗。田野慢慢黑下来了。人们一个一个的都在回家。远远的屋子里，亮起小小的灯光。这些景象，他们见过千百次，可是不久就要看不到了。两人断断续续的说着话，互相指出黄昏时那些熟悉的，早就预料到的小事，感到很新鲜。他们往往半晌不作声。鲁意莎莫名片妙的提到忽然想起的一件往事，一些断片的回忆。如今身旁有了一颗对她怜爱的心，她舌头比较松动了。她费了很大的劲想说话，可是不容易：因为平时在家老躲在一边，认为丈夫儿子都太聪明了，和她谈不上话的；她从来不敢在他们之间插一句嘴。克利斯朵夫现在这种孝顺而殷勤的态度，对她完全是新鲜的，使她非常快慰也非常胆怯。她搜索枯肠，只表达不出胸中的意思；句子都是有头无尾的，不清不楚的。有时她对自己所说的也难为情起来，望着儿子，一桩事讲了一半就停止了。他握着她的手：她才放下了心，他对于这颗儿童般的慈母的心不胜怜爱，那是他小时候的避难所，而此刻倒是它来向他找依傍了。他又高兴又悲哀的听着那些无聊的，除了他以外谁也不感兴趣的唠叨，听着那平凡而没有欢乐的一生的，微不足道的，但鲁意莎认为极宝贵的回忆。他有时拿别的话打断她，怕她因回想而伤心，劝她睡觉。她懂得他的意思，便用着感激的眼神望着他说：“真的，这样我心里倒觉得舒服些；咱们再待一会儿罢。”
他们坐到深夜，等街坊上全睡熟了的时候方始分手。她因为胸中的郁积发泄了一部分，觉得松快了些；他因为精神上多了一重担负，有点闷闷不乐。
搬家的日子到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在不点灯火的房间里比平时逗留得更久，一句话也不说。每隔一些时候，鲁意莎叹一声：“唉！天哪！〃克利斯朵夫提到明天搬场的许多小节目，想使母亲分心。她不愿意睡觉，克利斯朵夫很温和的催她去睡。但他自己回到房里，也隔了好久才上床。靠着窗子，他竭力透过黑暗，对屋子底下黑魆魆的河面最后望了一番。他听到弥娜花园里大树之间的风声。天上很黑。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一阵冷雨开始下起来了。定风针格格的响着。隔壁屋里有个孩子在啼哭。黑夜压在地面上，阴惨惨的教你透不过气来。破裂的钟声报出单调的时刻，一点，半点，一刻，在沉闷静寂的空气中叮叮噹噹，和屋顶上的雨声交错并起。
等到克利斯朵夫心中打着寒噤终于准备睡觉的时候，听见下一层楼上有关窗的声音。上了床，他想到穷人怀念过去真是件可悲的事：因为他们不够资格象有钱的人一样有什么过去；他们没有一个家，世界上没有一席地可以让他们珍藏自己的回忆：他们的欢乐，他们的苦恼，他们所有的岁月，结果都在风中飘零四散。
第二天，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把破旧的家具搬往新居。老地毯匠费休借给他们一辆小车和一匹小马，自己也过来帮忙。但他们不能把所有的家具带走，新租的房子比老屋窄得多。克利斯朵夫只能劝母亲把一些最旧最无用的丢掉。而这也费了好多口舌；她对无论什么小东西都认为很有价值：一张摆不起的桌子，一张破椅子，什么也不愿意牺牲。直要费休拿出他跟祖父老朋友的身分，帮克利斯朵夫一边劝一边埋怨；而这好人也了解她的痛苦，答应把这些宝贵的破东西存一部分在他家里，等他们将来去拿。这样，她才忍痛把它们留了下来。
搬家的事早就通知了两个兄弟，但恩斯德上一天回来说他没有空，不能到场；洛陶夫只在中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下；他看着家具装上车子，发表了一些意见，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他们在满是泥浆的街上出发了。克利斯朵夫拉着缰绳，马在泥泞的街面上滑来滑去。鲁意莎靠着儿子身边走，替他挡着雨。然后他们在潮湿的屋子里把东西安顿下来。天上云层很低，半明半暗的日色使房间更阴沉了。要没有房东的照顾，他们简直心灰意懒，支持不住。等到车子走了，家具乱七八糟的堆了一地，天已经快黑了。克利斯朵夫母子俩筋疲力尽，一个倒在箱子上，一个倒在布包上，忽然听见楼梯上一声干咳，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于莱老头，他先郑重其事的表示打搅了他亲爱的房客很抱歉，又请他们下去一块儿吃晚饭，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满腹辛酸的鲁意莎想拒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高兴参与那种家庭的集会；但老人一再邀请，克利斯朵夫又觉得母亲第一晚搬来不应该老想着不快活的念头，便硬劝她接受了。
他们走到下一层楼，看见于莱全家都在那里：老人以外，还有他的女儿，女婿伏奇尔，两个外孙，一男一女，年纪比克利斯朵夫小一些。大家抢着上前，说着欢迎的话，问他们是否累了，对屋子是否满意，是否需要什么，一大串的问话把克利斯朵夫闹昏了，一句也没听懂；因为他们都是七嘴八舌，同时说话的。晚餐端了出来，他们便坐上桌子，但喧闹的声音还是照旧。于莱的女儿阿玛利亚立刻把街坊上所有的零碎事儿告诉鲁意莎，例如近边有哪几条街道，她屋里有哪些习惯哪些方便，送牛奶的几点钟来，她自己几点钟起床，买东西上哪几家铺子，她平时给的是什么价钱。她直要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才肯放松鲁意莎。鲁意莎迷迷忽忽的，竭力装做对这些话很注意，但她随便接了几句，证明她完全没有懂，使阿玛利亚大惊小怪的嚷起来，从头再说一遍。于莱老人却在那里对克利斯朵夫解释音乐家的前途如何艰苦。克利斯朵夫的另一边坐着阿玛利亚的女儿洛莎，从晚餐开始就没有停过说话，滔滔汩汩，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她一句话说到一半，气透不过来了，但又马上接了下去。无精打采的伏奇尔对着饭菜咕噜。这可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辩论。阿玛利亚，于莱，洛莎，都打断了自己的话加入论战，对红焖肉太咸还是太淡的问题争辩不休：他们你问我，我问你，可没有一个人的意见和旁人的相同。每人都认为别人的口味不对，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健全而合理的。他们为此竟可以辩论到最后之审判。
末了，大家在怨叹人生残酷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了。他们对鲁意莎和克利斯朵夫的伤心事很亲切的说了些动人的话，表示同情，称赞他们的勇敢。除了客人的不幸之外，他们又提到自己的，朋友的，所有认得的人的不幸。他们一致同意，说好人永远倒楣，只有自私的人和坏人才有快乐。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认为人生是悲惨的，空虚的，要不是上帝的意思要大家活着受罪，简直是死了的好。克利斯朵夫因为这些思想和他当时的悲观心理很接近，就很看重房东家里的人，而对他们小小的缺点视若无睹了。
等到他和母亲回到杂乱的房里，两人觉得又疲倦又抑郁，可不象从前那么孤独了。克利斯朵夫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因为疲劳过度和街上吵闹而睡不着觉。沉重的车子在外边过，墙壁都为之震动，下一层楼上全家都睡了，在那里打鼾：他一边听着，一边以为在这儿跟这些好人在一起，即使不能快乐，也可以减少些苦恼，——固然他们有点讨人厌，但和他受着同样的痛苦，似乎是了解他而他也自以为了解他们的。
他终于矇眬睡去，可是天方破晓就给邻人吵醒了，他们已经在开始争论，还有人拚命扳着唧筒打水，准备冲洗院子和楼梯。
乌斯多斯·于莱是个矮小的驼背老头，眼睛常带不安和郁闷的表情，红红的脸全是肉疙瘩与皱痕，牙齿都脱落了，乱七八糟的胡子，老是被他用手拈来拈去。他心地很好，为人正直，非常讲道德，从前和祖父也还投机。人家说他们很相象。的确，他们是同辈而在同样的礼教之下长大的；但他没有约翰·米希尔那样结实的体格，换句话说，尽管有许多地方两人意见相投，实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造成一个人的特点的，性情脾气比思想更重要。虽然人与人间因智愚的关系而有不少虚虚实实的差别，但最大的类型只有两种：一种是身体强壮的人，一种是身体软弱的人。于莱老人可并不属于前一流。他象米希尔一样讲做人之道，但讲的是另外一套；他没有米希尔那样的胃口，那样的肺量，那种快活的脸色。他和他的家属，在无论哪方面气局都比较狭小。做了四十年公务员而退休之后，他感到无事可做的苦闷，而在不曾预先为暮年准备好一种内心生活的老人，这是最受不了的。所有他先天的，后天的，以及在职业方面养成的习惯，都使他有种畏首畏尾与忧郁的气息，他的儿女多少也有些这种性格。
他的女婿伏奇尔是爵府秘书处的职员，大约有五十岁。他高大，结实，头发已经全秃，戴着金丝眼镜，脸色相当好，自以为闹着病；大概这倒是真的，虽然病没有象他所想的那么多，可是乏味的工作把他脾气弄坏了，终日伏案的生活把身体也磨得不大行了。他做事很勤谨，为人也不无可取，甚至还有相当教育，只是被荒谬的现代生活牺牲了。象多数当职员的人一样，他结果变得神经过敏。这便是歌德所说的〃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他很哀怜这种人，可是避之唯恐不及。
阿玛利亚的做人既不象她父亲那一套，也不象丈夫那一套。强壮，活泼，粗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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