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大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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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家的房子比较窄，为了二十年来第一次见面的侄子，他和姨妈都去打地铺，把那张舒服的大床让给了我们——那情那景至今令人难忘。
晚上，吹着空调躺在床上，想到明天的入学，我隐隐地感到一种不安，于是问榔头：“你觉得大学校园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去因特网上看过照片，有房有树有草。”榔头描述得很详细。
“那就是说，没什么特别的咯？”
“不，自行车很多。就像八十年代大城市的马路那样。”
“我听说大学里有公交车、电影院、歌舞厅、酒吧……总之该有的都有，像个小城市。不过，我愿意买一辆自行车，公交车太挤了。”打算着买辆什么牌子的自行车，我睡意渐浓。
第二天吃过早饭，姨父准备送我们去交大。我们再三推辞，姨父坚持说：“你三舅妈交待过我，一定把你们俩送进宿舍，我不敢违背的。”同去的还有一个自称是我表哥的年轻人。这让我顿时领会到中国人亲戚关系的奇妙之处——只要有必要，总可以从茫茫人海中刨出几个人来，笑着对你说：“我们是你的表叔表弟表姐表姨表随便。有什么麻烦尽管吩咐。”你也许会疑惑：“我并不认识你们啊。”他们会说：“没关系，咱们的爷爷辈是亲兄弟。”就这样，凭空多了两个无私帮你的人。
出门，姨父拦了辆出租车：“师傅，去交大的闵行校区。”
九个蚂蚱一盘菜
远远地，我看见绿树掩映中一幢幢土红色的建筑。直觉告诉我，前面就是交大。我不自觉地抓紧背包带，觉得自己像个伞兵，将要跳出机舱，投往未知的野地。老实说，我第一眼看见大学校门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感到欣喜，尽管这校门长得很幽默，用一位老师的话来说，像只拖鞋，还是地摊上五元钱就可以买三双那种，当时我没有情绪幽默，只琢磨着自己将要跨进陌生的围墙，会在围墙里苦寂，还是尽情地呼吸里面的新鲜空气？这是个未知的问题。身边的榔头自言自语道：“这就是交大么？”
汽车驶入学校的时候，烈日已经当头。我甚至不想走出车门，怕在太阳底下被蒸发了。费尽周折，终于找到新生接待点，感觉就像摸进了《清明上河图》。最明显的证据，是“欢迎交大新同学”的标语下面，分明有个阿姨在卖汽水。在大大小小的摊点前，男生们扯着脖子喊：“××学院咯，快来报到咯，包红又包甜咯。”我拿出录取通知书，很快找到人文学院的接待点，但是不敢上前相认，因为通知书上明明写着“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而人文学院的小黑板上并没有写着这个专业。原本就耐不住炎热的我这时更加紧张，大滴大滴的汗水从脑门洒下来，人瞬间缩小了一圈。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个男生凑过来问：“同学，是不是人文学院的新生？”我点点头，但又有些犹豫，于是对他说：“黑板上没有我的专业。”来者看了看我的录取通知书，马上笑了：“噢，事情是这样的。你的专业是文化艺术事业管理——公共管理的分支。看见没有，黑板上写着的。我恰好是你的嫡系师兄，叫傅强。走，我带你办手续去。”就这样，我不明不白地混进了交大文化界，原以为毕业以后应该到城建局工作，谁知被师兄两句话就拉到了文化第一线。
我先领到生活必需品，然后在姨父、表哥的护送下，又奔袭一千米，才摸进宿舍。宿舍门是敞开着的，有位同学在我之前安顿下来了。此人白白胖胖的，戴副眼镜，鼓鼓的鼻梁让人最先想到的是陈佩斯。没等我好好看看新家，他就热情地迎上来：“你好，请问你是……”
“你好，我叫雪锋，来自云南，三号床。”“噢，我叫唐文，是咱们班的团支书兼临时联络员。你有麻烦的话，切记千万一定必须要找我。”我点点头，心里琢磨着会不会和陈佩斯的亲戚住一个屋。这时唐文和家里人讲着我听不懂的上海话出去了。如果没记错，唐文是我上大学遇到的第一位同学。多年以后，我仍然不会忘却进宿舍的场景，我肯定地记得当时唐文穿的是小跑裤，他跟我问好时，他妈妈站在左边，爸爸站在右边，一家人和蔼的笑容让我感到亲切，让我觉得校园并不像上海市区那样陌生。
收拾的时候，又一位室友在家长的簇拥下进来了。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小马，原名马关鹏，叫起来别扭，大家就叫他小马，英文名“Pony”，属于直译。初看小马黑黑瘦瘦，两眼有些呆滞，外加挂蚊帐的时候总被他妈妈抱怨，我就悄悄在心里念叨：“唉——这孩子！”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人冰雪聪明，日后竟是文管系的第一名，兼任我的英语老师。虽然我最先做他的吉他老师，但考虑到玩吉他不如讲洋文实惠，于是他说：“算了吧，我不学吉他了，我来教你英语。”我挣扎一年后，最终被招安了。这两天小马和马太一起为GRE考试辛苦地背单词，背着背着却好似长胖了。我征求他的意见，问他的外貌怎么写，他说：“你随便写吧，反正我天生丽质，是经得起锤炼的。”话说到这份儿上，我自然不敢草率下笔了，只能细心观察小马的容貌，想找一找闪光点。我开始时时注视小马，看他睡觉，看他刷牙，看他骂街。不过，在某些场景下，小马拒绝我靠近，比如他数钱的时候，我只能远远地站着，悄悄地观察，像个偷窥狂。这样过了多日，我埋怨小马：“你再不帅一点，索性就衰一点，好让我的笔头走得畅快些。”他说：“你要保持耐心，善于观察。”失望之前，我突然发现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小马竟是如此地帅，那就是从侧面仰视他。我把这个惊喜告诉他，他只是淡淡一笑：“有的人平视就够了，有的人必须仰视。”我问他怎么不踩着高跷过日子，这样可以多收到几封情书。
最后进来的人拖着个硕大无比的箱子。箱之大不好形容，反正足够把宿舍的其余三人装进去那种容量。但我看舞弄箱子的人足有一米八零的个子，白白瘦瘦的，不像作案那种，心里也踏实许多。来者发现宿舍里人气较旺，索性在进门的时候就对着里面鞠了一个躬：“大家好，我叫曾小明，来自辽宁鞍山。”后来，这位仁兄经过一番奋斗，夺得过“交大最佳辩手”的称号，再后来，他从学生会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每天坐在电脑前颐养天年。几年来，我和曾小明达成的最大共识，是在生物钟的问题上——每天凌晨一点左右，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东区三幢306室必定有两个人坐在电脑前忙碌着什么。若以方向论，南边是曾小明，北边是我；以方位论，左边是他，右边是我；以附近的建筑为参照物，靠近女生楼的是他，稍远一点的是我；用耳朵分辨，打字快的是他，慢的是我；看影子分辨，高的是他，矮的是我；以气味分辨，脚气是他，烟味是我；用感觉分辨，细腻是他，粗糙是我；提问题分辨，严肃是他，认真是我。
说到此，新家的成员来齐了，如果不出意外，大家会在同一间屋里住满四年。所以，我把这里看作是家。
当晚，睡在了交大。天气依然热得厉害，总是躺两三个钟头就要跑去卫生间冲凉。我梦见宿舍里放满了水，一直放到桌子那么高，只留着上半身呼吸和举哑铃。
第二天天刚亮，有人来敲门。来者有威武的眉毛，一把络腮胡子，像个家长。我问：“叔叔，您找谁？”他很尴尬地咧咧嘴：“我是住你们隔壁的蒋进，老家是江苏武进。我们屋邀请你们过去认识认识。”原来隔壁的人这么热情，大家应邀而往。
隔壁也住着四个人。
其一是蒋进。方才我们已经提过他的外貌特征，以后的文章中还会陆续提到他壮实的肌肉，在此我就不重复劳动了。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蒋进的饮食：他分外地爱好蔬菜，尤其是绿色植物。每次进食堂，可以不吃肉，也可以不沾一粒米，但是必须有菜叶子，而且那些被常人误认为根本不能提供能量的食物，却让蒋进长就了一副好身体。我们奇怪，问他为何如此，他说他也不清楚，只是隐隐地感觉到身体需要。得到这个答案，我们又怀疑蒋进体内具有部分光合作用的功能，只是皮肤长成黄色，必须不断从外界摄取叶绿素来维持生长。总而言之，蒋进是非常老实的人，可以托付他做一切事情，只是进餐馆千万别让他点菜，否则你就等着菜叶子伺候吧。
另一位叫任宇，长得眉清目秀，号称人见人爱。他有两句口头禅，一句是：“不会吧！”一天他与女朋友散步，朋友夸其女朋友漂亮，他随口而出：“不会吧！”结果被粉拳暴打一顿，横于街头。另一句是：“拿话筒来！”只因他是音乐爱好者，动不动会扯开嗓子喊几句。然而，满足一段音乐的要素有四条——长短，强弱，音色，音高。就任宇的声音来说，基本能满足前三条，只是满足最后一条显得比较牵强。因此，我把他的歌声定义为乐音，也就是音乐里有待进一步组合处理的元素，而不是真正的旋律。但是人这种动物往往很神奇，当任宇手中握有话筒时，他又能把歌曲演绎得起伏得当，似乎是真正的旋律了。不过，任宇手握话筒的情况还可以细分为三种：一种是卡拉OK厅里，一种是班级联欢会上，一种是小便的时候。
还有一位叫刘硕，也有着粗黑的眉毛，再加上那把浓密的胡茬子，会让人怀疑，如果他连续三天在清晨没找到刮胡刀，就会变成萨达姆，一个星期没找到的话，绝对是马克思或者太上老君。昨天晚上隔壁宿舍排座次，刘硕年龄最大，赢得了“老大”的称号。其实他并没有我大，可惜评选的时候我不在，导致几年来都要违心地称呼他：“大哥！”他经常安慰我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认命吧！”我看自己的胡子没他那么长，由此也不敢表达心中愤懑，整天为此事郁郁寡欢。这种状况持续到大四，我终于找到一个放下心事的理由。因为有一天我在《诗经》中偶然看到一篇曾经很熟悉的小诗。诗是这样写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我想，硕鼠硕鼠，不就是大老鼠吗？刘硕的意思也就是刘大咯！多年来我叫他老大也只是称呼他的原名，根本不存在什么辈分问题。想到此处，心中一阵畅快。
最后一位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选手李兵，他体重系数78。2，转体两周半就可以变出个笑话来。往后的日子里，我从这位兄台嘴边学到不少京味十足的语言技巧，比如：“你丫是不是人？”“这饭倍儿香！”但我学到手的只是皮毛，并不是李兵运用语言的天赋——天赋是学不来的。他嘴里经常冒出一些名言，针对特定的事情既有概括性，又能上升到哲学高度。比如我曾经穷得丁当响，李兵安慰我说：“有条件的人追求快感，没条件的人追求真理。”一句话讲得我暖洋洋的，误以为自己真的在追求真理。再比如，隔壁班有位音乐发烧友，有空喜欢跟人吹把散牛，吹的内容无外乎某张CD如何地好，某张CD如何地坏，这些简单的话题往往又被他扯到某唱片公司的录音师不够专业，录音的时候喜欢吃根香蕉之类的。李兵为了保护大家的耳膜，就劝导发烧友：“音乐不是CD的简单累加。”从此，该发烧友苦练乐器，最终成为交大贝斯手的一代宗师。
八个人在屋里寒暄的时候，忽然有人用生硬的普通话在门口喊：“大家好，我来晚了。”我们痴痴地看着来者，见他手里提着党卫军式的摩托车安全帽，匀称的身材，细细的眼睛，绝对不像中土人士。蒋进从人群里钻出来，挽着来者的胳膊说：“大家认识一下，这是来自日本的森一郎同学。以后我们在一个班。”大伙儿热情地向森一郎打招呼，对他充满了无限的兴趣，并七嘴八舌地问问题，一时间搞得他有些混乱。
“森一郎同学，你为什么叫一郎呢？”
“因为我在家里是老大。”
“拼命三郎就是老三咯。”
“对啊。”
“那山本五十六是怎么回事呢？你能解释一下吗？”
说起这个森一郎，他上过报纸，上过交大的舞台，平时忙着打工，很少在教室露面，由于缺课太多，大三结束的时候不幸接到了留级通知。原本，他铁定心要留中国的，多读一年书也只是增加些文化素养，可惜同来的却不能同去，算一种遗憾。森一郎留级以后，我们经常小聚。同学们之所以喜欢和森一郎在一起，很大程度是因为他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平时有什么笑料，其余人会立刻大笑，但由于语言障碍，森一郎必须把汉语逐字
